同一译文和不同译者翻译

傅斯年指出：“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18]莫米利亚诺则认为：“所谓原始史料，为目击者的陈述、文献（documents）以及事实自身的遗存，数者皆与事件同时。”^[19]可见，直接史料或原始史料强调的是历史材料的原始性或原初性。就翻译史研究而言，直接翻译史料亦称第一手翻译史料或原始的翻译史料，它能够反映译文或译本最初的真实情况，其可信度与准确性最高。因此，理想的翻译史著述应当都是根据原始的译文或译本撰写而成，以便确保相关史述准确无误。直接翻译史料至少包括以下介绍的五种：

第一种是原始的报刊译文。早期许多翻译作品都是先刊登在各种报刊上，然后才可能被收入某种（译）文集中，或者被编辑成册，推出单行本。不过，译文被转录之时常由于各种原因而会跟其原初状态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译者本人对译文进行若干修订，增加译序、译跋等内容；或者编者对译文进行删改，删除译者原序、原刊介绍或原刊编辑小记等内容；或者由于排版与刊印的原因而导致文字错漏等。

试以英国汉学家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的《汉文诗解》为例。该文最早于1829年5月2日在皇家亚洲文会会议上宣读，后来正式刊登在1830年于伦敦印行的《皇家亚洲文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第二卷上，其题名为《汉文诗解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rii.XXI.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1834年，这篇论文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刷所（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在澳门推出单行本，书名改为《汉文诗解Poeseos Sinensis Commentarii.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From the Royal Asiatic Transactions）to Which are Added，Translations Detached Pieces.》。1870年，阿瑟出版公司（Asher and Co.）在伦敦推出了该书的增补新版（New and Augmented Edition），书名改为《汉文诗解Poeseos Sinicae Commentarii：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

《汉文诗解》三种版本的题名或书名明显有异。如果研究者据《汉文诗解》的1834年或1870年单行本来描述《汉文诗解》的1830年报载版本，肯定会发生错误。因此，研究者最好找到刊登译文的原始报纸杂志；倘若不能，则应尽可能寻找这些报纸杂志的影印本。研究者必须弄清刊登该译文的刊物名称、刊载期次与页码、译文的题名、译者的署名等细节，尽可能客观、准确地加以描述与介绍。

第二种是原始的译本单行本。在中国近现代，许多译本都具有多种版本，或者是由同一个出版机构多次重印，或者是由不同出版机构在不同时期推出过印本。有时候，一些重印本或再版本没有标示该译本的初版信息；有时候，不同版本的排版一致、内容相同；有时候，不同版本的页码编排有异、内容相同；有时候，不同版本的内容有所增删。

试以CF女士（张近芬）的文集《浪花》为例。该书在民国期间至少有两种版本问世。一种是阳光社于1923年5月作为“‘阳光社文艺小丛书’第一种”推出的《浪花》初版本，另外一种则是北新书局于1927年推出的《浪花》第二版。这两种版本收录的内容有很大差异。比如，《浪花》初版本在第三辑中收录了王尔德（Oscar Wilde）的四篇散文诗，即《艺术家》、《救主》、《水仙花与池沼》与《行善的人》；^[20]而《浪花》第二版则仅收录了《艺术家》与《水仙花与池沼》。^[21]

因此，研究者考察某种译本单行本的时候，最好以该译本的原始版本（初版本）为根据。假如该译本具有不同版本，而一些版本之间又存在差异，那么研究者也应当据实加以描述，以保证翻译史述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了解的细节包括译本的书名、译者署名、源本书名与作者姓名、出版时间与版次及丛书名称，还需要关注译本中收录的译者序跋、他人为之撰写的序言或导言、译本装帧情况、页码与价格等信息。

第三种是（译）文集里的译文。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翻译家都兼具作家身份。他们既进行创作，也从事翻译，并且常将自己原创作品与翻译作品合集出版，甚至将译文融入创作当中。在这类创作与翻译相结合的文集当中，比较著名的有苏曼殊的《文学因缘》、胡适的《尝试集》、周作人的《谈龙集》、徐志摩的《巴黎的鳞爪》等。^[22]

当然，在这些（译）文集正式出版之前，其中一些作品可能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但也可能有一些译文此前未曾公开发表便与其他译文或文章等结集出版单行本。后一类译文亦具有原初性，可以将其视为直接翻译史料并加以关注。

第四种是译作未刊本。有些翻译家在译完某一作品之后，却无意将其拿去发表或出版；或者，有些译者的翻译作品一直没有获得机会正式发表或出版。于是，在其逝世之后，只有一些译作未刊本（主要是手稿、誊抄稿，也可能是打印稿）留存下来，但它们的命运各异。无名小卒的未刊本可能会被当成废纸回收，化成纸浆；而翻译名家的遗作则可能会被某些个人或博物馆等机构收藏，得以保存下来。这些保存下来的译作未刊本亦是第一手的翻译史料，具有极高的价值。同时，一些名家逝世之后，其译作未刊本可能会由其亲朋与出版商整理出版。整理者可能会修正原稿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误用标点符号、弄错字母大小写、写错别字等。虽然经过整理后正式出版的译本可能跟原稿略有差异，但在一般情况之下，它们亦可被视作直接翻译史料。

比如，英国神父邦斯尔博士（Dr.B.S.Bonsall）曾将《红楼梦》全书译成英文，题名为The Red Chamber Dream。可惜的是，他只给后人留下了打印稿，而未获得机会正式出版。邦斯尔的这个《红楼梦》英译打印稿便是第一手的直接史料。当然，这份打印稿以前藏在深闺中，一般研究者根本无法接触到它，更谈不上加以利用。不过，自从香港大学于2004年7月将其制作成数字化文档并上传到互联网以后，已经有学者对其展开探讨，产出的成果包括《被忽视的第一个〈红楼梦〉120回英文全译本—邦斯尔神父〈红楼梦〉英译文简介》等。^[23]

第五种是译者及其同时代人物的日记、书信等。前面四种翻译史料均属于莫米利亚诺所说的原始史料中的“事实自身的遗存”。而就翻译史研究而言，莫米利亚诺所说的“目击者的陈述、文献（documents）”乃是指译者本人、译者的亲朋、译文或译著的编辑人员、出版人员与读者等与翻译事件密切相关的人物留下的陈述与文献。需要强调的是，一般说来，只有在翻译事件发生的同时或者几乎同时便第一时间记录下来的陈述与文献才能算是直接翻译史料。如果陈述与文献是在翻译事件发生后很久才回忆出来或者补充记录下来，那么它们也只能算作是间接翻译史料。

从古到今，中国的许多文人墨客都有写日记的习惯。近现代史上的不少译者亦有写日记的习惯，将自己的日常活动记录下来。这类日记中比较著名的有《胡适日记》、《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等。它们不仅记录了日记主人自己的翻译活动、译文的发表或译著的出版、与其他译者的交游活动等，还涉及其他译者的翻译行为、译文的发表或译著的出版等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很宝贵的史料。不过，研究者需要注意，当研究对象是日记主人时，日记中与日记主人自身相关的记述属于直接翻译史料；但当研究对象的是其他译者的时候，日记中与之相关的记述则属于间接翻译史料。

比如，《鲁迅日记》提到鲁迅在1913年12月“十六日……夜译日文论”，“十七日……夜译”，“十八日……夜译论毕，约六千字，题曰《儿童之好奇心》，上野阳一著也。”“二十一日……以译文付《教育部月刊》。”^[24]由这些记述可以知道，鲁迅在1913年12月16—18日间花了三个晚上译完了日本学者上野阳一所撰《儿童之好奇心》一文，同月21日又将该篇译文投到《教育部月刊》。上引这些记述与日记主人鲁迅的翻译活动直接密切相关，因此属于直接翻译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