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与读者:

要真正理解一部作品，读者必须让自己沉浸其中，进行反复的阅读和理解，“因为阅读的过程始于读者，终于读者，而使阅读得以可能的是一种不可简约的个人行为，投入阅读和解释，这是一种接受的姿态，这种接受包括把自己向文本敞开，同样重要的是，乐于对它的含义，以及那种含义可能依附的东西，作出有见识的陈述。”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 译，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77—78页。 在此，读者采用的是一种体验式的阅读方式，他可以完全忘却自己所在的生活世界，深入文本之中，与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起或喜或悲，为其曲折的情节而悲喜交加、五味杂陈；这时的读者，既可以放下世俗的利益纷扰，也不必与作品保持适度的距离，而是单纯追求感同身受的文本体验，完全忘却文学作品的虚构性，让自己的想象力无限伸展，因此处于阅读过程中的读者是愉悦而自由的。可以看出，这里的读者并没有采取静观的旁观者的态度，而是立足于积极的参与者的立场，他和译者在这一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交往并尽力达成理解和认同。这一交往活动的顺利进行是以主体双方的相互尊重与认同为前提的，即，译者和读者各自有着独特的价值观念、精神信仰、生活目标等，因而他们对同一部作品的内心感受必然存在着差别，这会直接影响他们对作品价值的评判，因此，读者需要以宽容的胸怀走近文本，借由译者理解这一与他本人的价值观相符抑或相左的作品，也就是说，他可以不接受、不认同作品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但并不妨碍他会理性地对待作者和原作，这样作品才能拥有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这种交流的理性意味着，在人类间存在着共同的东西，存在着彼此理解的可能性，存在着在有关人生的目的和意义等价值观的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存在着互相宽容和求大同存小异的可能性。”张庆熊，《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8页。

我们说，翻译中的译者和读者依靠语言进行着沟通与交流，因此，语言是主体际性的，而“语言的主体际性是以每一个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为前提的。”同上，第32页。 要建立这样一种以语言为中介的主体际交往关系，译者和读者都要持一种相互承认和尊重的态度，并且都愿意参加到这一交往活动中来，希望由此能够达成对作品相对一致的认识和理解。毕竟，翻译如若不是两套规范的相互对抗，也是它们的一种相遇Quoted from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2.。在创作过程中，作者会将自己的意志、思想和情感以符号的形式凝结于文本，因此文本呈现给译者和读者的是一个符号化了的世界，而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解，“符号化了的世界是通过人的主体际的交流形成的。”张庆熊，《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7页。 由于都存有认识和理解原作的愿望，译者和译作读者会进行主体间的交往活动: 他们得以形成交往的基础是同样的语言共同体，而且他们所处的共同的生活世界还会为这一语言共同体提供必要的补充。由于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等，译者和译作读者更容易参与到这一种交往行为中来，并进行有关作品的沟通和交流。哈贝马斯认为，进行交往的主体首先必须具备交往资质(competence)，这包括三个方面，即: 1.“认知性资质”: 对于形式的、逻辑运作规则的掌握(皮亚杰)。2.“话语资质”: 对产生可能理解的情形的语言规则的掌握，这包括: a)对于产生合乎语法的语句规则的掌握(乔姆斯基的“语言资质”)；b)对于产生恰当性话语规则的掌握(普遍的或规范性的语用学规则)。3.“交互活动资质”或“角色资质”: 对不断增长的复杂形式的交互活动规则的参与性把握。龚群，《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02页。

它们集中代表了主体的个人能力和素质，并可以随着交往活动的深入不断得到更新。哈贝马斯强调，交往主体也需要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他已经认识到了原则的有效性，并会自觉地服从这些原则”Ju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0, p.125.，这里他所强调的理性，并不是用以实现目的的工具理性，而是促进主体间交流的交往理性，它更加关注主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交往理性显然更适用于翻译活动，因为翻译活动不仅仅能为世界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以能为人们带来生活上的富足为指向；还注重主体间精神层面的交流和丰富，以促进主体间的沟通与理解为目标。译者的价值同样体现在他可以通过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交往活动沟通读者和作者，帮助读者突破原有的视域，成为反思性的主体；并通过展现文本世界构建交互主体性的共同意志，让主体内心世界、文本客体世界和现实生活世界三者在这一交往活动中得以相通。例如，刘文典之所以会在1918年至1919年之间，选择翻译德国进化论者海克尔(Ernest Heinrich Haechel)的《生命之不可思议》，就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神学以科学为外衣甚嚣尘上，不仅迷惑了普通读者，还影响了许多久负盛名的学者，这让译者非常痛心，他在译作的序言中写道: “我目睹那些人那个中风狂走的惨象，心里着实难受，就发愿要译几部通俗的科学书来救济他们，并且防止别人再去陷溺，至于我自己外国文的浅陋，科学知识的缺乏，译笔的拙劣，都顾不得了。”转引自 邹振环，“关于刘文典生平的一点补充——谈谈刘文典的进化论译著”，《安徽史学》，1991(4): (62—63)，第63页。 这里，译者通过译介进化论的著作反击了社会上的迷信思想，达到了引导和教育广大读者的目的，也显示了这一翻译活动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