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中心”

“译者主体”思潮的癫狂催生了一系列概念的狂欢，“译者中心”“翻译再创造”“误读合理”等主体性核心概念已被过度阐释和消解，甚至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

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中，对“再创造”一词赋予了不少伪翻译的东西，这缘于对翻译本质的两种误解，一种是“主动式”再创造，另一种是“被动式”再创造。前者是译者基于自身的政治、道德、宗教、文化等意识形态上的偏颇而过度动用主观能动性，把翻译当成施展个人抱负的媒介和舞台，在这里，翻译只不过是译者的一个旗号、一种假借，一个实现个人企图的平台，在本质上是“伪翻译”；后者是译者基于自身成长环境中的意识形态的烙印而对原作产生的局限性解读，难以穿透原文中的民族习俗、宗教、文化、价值观等特有的内质性屏障而歪其意、曲其形，甚至增删、篡改，直至使译文滑落为极端偏离原文的“次等作品”。

“再创造”中的伪翻译属性背叛了翻译的本质，违背了翻译的伦理，译者在今后的翻译实践中应理性地剔除这些被伪装成翻译的东西，任何借翻译之名而施行译者个人的思想、政治、道德、价值观等意识形态之走私的伪翻译都应为译者所不齿；因为这样的翻译就意味着译者在制定翻译策略时，会明显地体现出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政治及权力的影子。在翻译历史上，有过不少为维护或改变译语社会的道德或思想价值观念而产生的有强烈意图性的翻译，且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比如，严复在20世纪初选择了托马斯·赫胥黎和赫伯特·斯宾塞的进化论著作进行翻译，为的是以进化论中的各种进取观念来激发当时国内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并最终得以增强中华民族的信心及复兴中华民族文化，这种强烈的政治意图会使译者过分突出原作者原本没有强烈突出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原文走样。但这样的翻译实践并不属于“正常”的翻译，而只是在遭遇政治、经济、商业或文化信仰等危机时借翻译来应对的一种策略。当翻译被政治化、商业化或道德化时，翻译的属性就会被歪曲，读者就会离原作越来越远。

译者的翻译过程本是对原作的潜心阐释过程，但由于时空的跨越，历史的发展及意识形态的流变，也由于译者自身的翻译经验、语言能力、文化视域、文学素养等翻译内部的技术性局限，还由于译者所处的客观社会环境、价值观、政治立场、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等翻译外部的社会意识形态限制，译者对原作的诠释客观上具有历史性与相对性，译者不能穷尽地对原文完全复原，而只能以自身独特的视域——亦即自身的局限——赋予原作一种个性化的解读。但这种个性化解读实质是译者所面临的客观条件限制，是对原文理解的局限性体现，而不是译者索要自由和主体的资本与理由。翻译“再创造”这种主体思想本质上应是对原文语言形式和内容蕴意的艺术性再现，而非意义上的任意增删或篡改。为了充分阐释原文的意义，译者要保证他／她的话语是对“原文最大限度的表达”^[30]，并且“与原文保持了最大限度的相似性”^[31]。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技术对换，更是一种“再现”原文意境的复杂艺术；要有效地传达原文，译者应具备高尚的责任心，深厚的语言功底，广博的双语文化知识，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以能动的精神去再现原文的美妙境界，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32]。郭沫若先生在谈到文学翻译时，认为“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超过创作”，提出文学翻译必须“寓有创作精神”；茅盾先生也赞成文学翻译的工作应“提高到艺术创造的水平”^[33]。二者都强调了翻译的文学层面的艺术境界，而非低等的语言符号置换和意义碎片的拼接。文学翻译的最高成就是成为翻译文学，就是使翻译作品本身成为文学作品。如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的《莎士比亚全集》、傅雷所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等都已成为上佳的翻译文学作品。朱生豪先生对原作的语言艺术与风格有天才般的驾驭能力，其译文重原作之神韵、意趣，对原文的语言风格、色调有出神入化的再现，语言的表现睿智、酣畅、浓重华彩，深切透视原文的戏剧形式与舞台效果，追求语言的声形美，对文字精雕细琢，赢得读者和观众无限赞誉，在国内的版次最多，已成为众多莎作译本中最受欢迎的翻译文学作品。就翻译而言，朱生豪在其译者自序中指出，“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范围之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从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对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苟同”。毫无疑问，朱生豪理性地把握了忠于原作内容与艺术地再现原文意境的文学翻译手法，在翻译中绝好地解决了原文的形式与意义的统一性这对矛盾。

对原文的潜心理解是翻译的根本属性，翻译中的“再创造”应被看成是“强调再创与原文相同的意境”^[34]。翻译的一般本质对任何时代都具有共通性，即客观再现文本。正像李静滢所说，“如果译者不能向译语读者传递原始文本的信息，不同语言所负载的观念与文化将不可通约，人类将永远囚在各自语言的牢笼中，互为陌生的他者”。但人们对“再创造”本质的误解导致了无法约束的结果——过度的意译或释译，违背原文的宗旨，僭越文本的意图，成为偏离翻译本质的伪翻译或伪创造。它混淆了创作与翻译的界限，模糊了译者主体能动性之度的把握。如果阐释者一味追逐能够“产生意义的误读”，而非专注于对文本的理解，那么，翻译将进一步蜕变为一种既不像创作也不像翻译的畸形文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