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与作者:

对话理论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提出，他将对话由现实生活中的主体间交流扩展为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这里，它是一种主体意志、观点和价值观的表达，并需要潜在对象的共同参与才能得以最终完成。巴赫金说: “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对话，亦即对话性的对立。”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 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4页。 在这一对话的过程中，各种差异和声音形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复合体，文本也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阐释空间，其意义在开放中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译者阅读原作需要经历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转换过程: 在初次阅读的时候，译者可以像普通读者一样充分享受文本赋予他的快乐，这时原作向他敞开了一个他未曾经历过的生活世界，从中他可以体验未曾经历过的情感，感受没有机会领略的异域风情，领会作者与自己或相似或不同的内心世界；译者可以向作者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作者进行心灵上的对话和交流，从而丰富自己的感受，扩大自己的视域空间，与作者形成视域融合。然而，一旦译者有了明确的翻译目的，他就需要将自己抽离文本世界，与文本保持适度的距离。“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不仅在能感受情绪，而尤在能把所感知的情绪表现出来；他能够表现情绪，就由于能把切身的情绪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观照。”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不仅作者的创作过程如此，对翻译活动中的其他主体也会有相似的要求: 在阅读阶段，译者要理性地看待作品，就必须置于作品之外，倾听他者的声音，因此他会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分析有关作品的各种资料，从而获得更多文本和作者本人等方面的信息，以期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文本；这时的文本对于他而言，更多的是审美和评价客体，它不仅折射出作者本人的意志和情感，也包含了译者个人对于文本的意向性，这一意向性决定了他进行解读和传递的角度和目的。而到了具体的翻译阶段，译者不仅需要考虑作者的意图，还要了解读者的内心感受和可接受度；他既要充分地表达出作者的所思所想，还要考虑原作能否为异域文化读者所接受和理解，因此，这时的作品不再完全属于作者所有，同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译者个人的理解和读者的需要。当然，在这一活动中译者考虑更多的还是原作的意义和作者的意图。在与作者的对话中，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内心感受，也得以较为确切地把握作品的原意，因为“个性的真正生活只能通过对它的对话性体察来把握，它本身则会向这种体察自由地揭示自己作为回答。”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 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73页。

语文学译学范式要求译者采用一种由表及里、由外及内的文本理解方式，即，先要对作者及其所在的历史社会背景作充分的了解，再以移情的方式深入作品，进而与作者形成心灵的契合和心意的相通，通过内心的直觉把握作品的意义。但是，让自己置身于作者所在的历史背景中对译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太高的要求，因为译者不可能完全抛下自己在生活世界中已经获得的认识和理解经验，完全、彻底地领会作者的用意，不偏不倚地把握文本的原初意义。实践哲学则主张一种历史性的理解方式，即，将理解过程视为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对话过程，而“理解者能否正确地理解对象，首先取决于理解者对于自己的历史性，即理解者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的认识。”俞吾金，《实践诠释学: 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按照这一观点，译者无需返回作者所在的生活世界，强求自己对文本所描述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语境做到完全透彻的了解，而是首先要对自己所在的生活世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领悟。立足于自己所在的生活世界去理解文本，可以让译者站在自己的立场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更加明确选择这一作品的目的和价值所在。这时，译者不必像语文学译学范式要求的那样对原作进行详细的考据式和索引式的资料收集和分析，毕竟，原作的产生固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但对于译者而言，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它是否能够在读者中产生共鸣，并对当今的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才是他选择这一作品进行译介的真正目的所在。例如: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哀希腊》一诗之所以会连续被梁启超、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等著名的诗人、作家和学者译介，“除了这首诗本身感人至深外，更重要的是它出现在一个汉族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立志要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历史时刻。”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第155页。 这些在当时已经颇具名望和影响力的译者先后对同一部诗作产生了翻译兴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一作品唤起民众，共同抗争封建势力。而在20世纪上半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鲁迅、周作人、矛盾等一大批翻译家和新文学作家掀起了一股译介弱势民族文学的热潮，他们“借助对弱势民族文学的译介，配合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其他文学话语，在中外文学的沟通中曲折地表达了对时势的态度。”宋炳辉，《弱势民族文学在中国》，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可以说，这一批文学作品从选材到翻译无一不体现出译者力图通过原作中弱势民族的人民对于强权势力的不懈抗争召唤和引导读者的意图和目的，为此，译者甚至会采用节译和编译的方法，甚至在译作中插入一些个人评论。这一股译介弱势民族文学的热潮清晰地彰显了当时译者的翻译动机，即，在思想文化领域触动新旧转型时期的中国读者，用作品中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事例唤醒国民的民族抗争意识和独立自强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