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译者的话

世界名著《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文译本自1985年8月在我国问世后，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我国的穆斯林代表团，也将此译本作为礼物送给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

1999年，摩洛哥国王访问我国，又一次提到《伊本·白图泰游记》这本书，从而使它得以重印。在此，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缘　起

本书的翻译经过了漫长的40余年。1932年底，我赴开罗学习。在伊斯兰正道会举行的一次欢迎会上，关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种种说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带着这个问题读了穆罕默德简史《定信之光》，特别是该书203页以后的“致函各国君王”和286页以后的“各地代表”的记载，都没有找到有利于中国传说的证据。

以后我查看了由伊本·希沙姆和哈顿毕分别著作的《穆罕默德传记》，以及泰伯里著的《历代民族和帝王史》和伊本·艾西尔著的《历史大全》，都一无所获。由此引起了我对阅读历史、地理书籍的兴趣，进而产生了对阅读和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兴趣和想法。

当时报刊杂志上登载的有关阿拉伯文化贡献的文章，只要见到，我是篇篇必读。文化界所举行的有关旅游的报告会，一有机会我就争取参加，并从埃及国立图书馆借到一部1904年版本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阅读。

选定版本

1936年底，我回国后，留埃同学韩宏魁将埃及教育部版的《伊本·白图泰游记》校订本借给我，我真是喜出望外。

与其他版本相比，《伊本·白图泰游记》校订本确有独到之处。校订者在序言中重点介绍了《伊本·白图泰游记》的重要性，世界各地对《伊本·白图泰游记》的重视及研究，以及《伊本·白图泰游记》被译为多种语言而成为世界名著之一等情况；书中还插入11幅旅行示意图，可使读者对伊本·白图泰在600多年前孤身经过近30个春秋，走遍旧世界（指新大陆发现前的地区）大部地区的行迹一目了然。书中还对涉及历史、地理、宗教派别、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加以解释，易于读者理解。此外，对于生疏的地名根据原书的文字注音，用符号标音；还增设标题和标点符号，使《伊本·白图泰游记》眉目清晰，句读分明。

我决定选此为翻译蓝本。当时日寇不断空袭，只得夜里工作，白天携带原书和底稿，去牯牛洞躲避。不久日寇侵犯桂林，此时，我已译完一半，却不得不将书奉还给他的主人。

此后，生活一直颠沛流离。我也一直寻找这一蓝本，直到1952年，我在上海，一个意外的机缘使我从老师庞士谦处得到了《伊本·白图泰游记》校订本。

1953年，我返回北京时，庞老师知道我的翻译工作，他便慨然地对我说：“我这里的游记校订本，你拿去用吧！”我回答说：“怕不能很快送还啊！”他说：“那就送给你吧！”我听后十分感激。他问还有什么困难，我说：“书中引用了不少《古兰经》章节，注明其出处较为困难。”于是，他把一本名为《弟兄明灯》的《古兰经》索引一并送给了我。

1954年暑假，我的留埃同学马坚教授，也很关心我的翻译工作，他费了很大周折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我借到了《伊本·白图泰游记》巴黎法阿文对照版本，这个版本是1809年出版的，有很高的价值，在国内甚至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版本。

巴黎版本，保存了原书全貌，是研究《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好材料。但由于我已根据校订本完成了大部分翻译工作，加上巴黎版本借阅期有限，所以我打算先完成《伊本·白图泰游记》校订本的翻译。

能看到多种版本，对翻译工作是有益的。1954年冬，我见到《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另一原文版本，是开罗商业大书店于1938年印行问世的。全书上下两册合订在一起，无校订者和校对者名字，可供作校对其他版本中可疑处的参考。

后来，我见到贝鲁特出版的《伊本·白图泰游记》原文全书。那是我的留埃同学林兴华为我借到的。该版本是由贝鲁特两个书店合印，并于1964年刊印问世的，全书合为一册。书前有凯顿姆·布斯塔尼写的一篇短序，介绍了英、法、荷兰和德国的东方学家对《伊本·白图泰游记》的翻译出版情况。书末附有人名地名索引，这对全书译名的统一是较有用的。

另外，还有不少对《伊本·白图泰游记》的改写本，也对我了解原文的意义及避免错误极有帮助，同时通过了解某些改写本的错误，也使我翻译时免踏覆辙。

总之，我对于《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原文版本的知识就是这样。至于世界上许多种语言的译本，我更是所见甚少，所知不多了。至于中文译本，只是张星烺先生在其《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中介绍了《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的中国部分，是根据德文译本翻译的。

多种准备

为翻译此书，我阅读了许多旅游方面的图书，如刘半农与其女刘小蕙合译的《苏莱曼东游记》、冯承钧译的《马可波罗行纪》、张星烺所译的《伊本·白图泰游记》的中国部分。

此外，我还阅读了阿拉伯文的阿拉伯船舰史、《伊本·祖拜尔游记》、《一千零一夜》中的辛伯达航海记、《绿色的突尼斯》、赖哈尼写的《游记》、阿卜杜勒·瓦哈布·阿扎姆写的《旅游》等。后来我参加了翻译《阿拉伯半岛》、《科威特简史》等工作，对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都是有益的。

译中点滴

由于翻译过程长达40余年，随着知识的积累，会不断发现以前的译文中时有欠妥。比如，在桂林翻译时，“麦萨尼尔”一词，我初译为“工厂”，但后来发现是欠妥的，因为这些“麦萨尼尔”，不但见之于北非，而且见之于吉达，而最多的是见之于从库法去麦加的沙漠中。

后经查阅了《古兰经》文中第二十六章129节的原文和阿文《辞源》、《凤冠大辞典》和《阿拉伯语文大词典》，才知道在六百年前该词有另一个意思，那是“像窖一样的存贮雨水的池子”，故改译为“储水池”。

同样，“法黑木”一词也有多种含义，如果照现代的理解会误认为是石煤，而不知书中所用的是木炭，故不是石煤。

另外，有些词的读音，也或有不同，原因是多样的，这里只举一个“艾巴德叶”为例。“艾巴德叶”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既不属于正统派，也不同于什叶派的一个派别，有国外作者标音为“艾巴堆叶”。为了证明应该读作“艾巴德叶”，我曾参阅过许多有关学派的书籍，如特白雷斯坦著的《教门和派别》、《穆斯林、犹太教、基督教和祆教徒的派别》、人名词典，甚至从词法上都查了一下，才证明确是“艾巴德叶”，而不是“艾巴堆叶”。

有时，书中印刷上的一个字母之错，也给翻译带来困难。此时，往往要费许多功夫，才能弄个水落石出。如原书上册第109页14行中间是这样译的：“妇女巡礼道则在石巡道外。”这里的“石”字是根据其他版本，查阅词典改正的，因原文是“侯之赖吐”（房子），而“石”字阿文是“哈扎赖吐”。因少排了一个字母“艾里夫”，使词义大变。

原书上册第30页16行中提到“萨鲁河”，校订者加了注，他根据“赛鲁”是蒙语“黄”的意思，把“萨鲁河”注为黄河，尽管这里所说河的流向是自南向北，是作者的错误，但注文里的“黄”（艾泰凡尔），被排成“最小”（艾素额尔），一个“凡”，一个“额”，在阿文中是两个形近音异的字母，是可以识别的。我从地理知识上判别，不能译为“最小的河”，而只能译作“黄河”。

翻译中最棘手的是人名、地名的音译。比如“谢赫”一词的译音，就有“筛海”、“晒海”和“尚黑”等。我看“筛海”音最近原音，因“谢”xie不等于原文的shai，而“晒”shai却是四声。但我译时选用了“谢赫”，是由于相沿成俗。

至于习惯上把“埃米尔”音译为“伊密”，“艾布·伯克尔”音译为“阿布拜克”，“欧麦尔”音译为“奥马”，严格讲起来都是与原文发音不符的。还有些地名如“开罗”、“麦加”只能沿用根据西方语言的译法，而无法回到阿文的“尕习顿”和“满凯”的。

《伊本·白图泰游记》中的阿拉伯地名，我尽可能地在注里加上阿文原读音，有时兼注明其含义，以加深读者的印象。

历史和宗教

《伊本·白图泰游记》所涉及的重要问题很多，有伊斯兰教方面的，历史方面的，交通史方面的和民俗方面的。这使翻译工作更为艰难。

《伊本·白图泰游记》把当时的伊斯兰分布概况告诉了我们，就是从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北非、近东、中东到处于远东的中国都有穆斯林，各地人数虽有不同，但信教内容都大同小异。而由于伊本·白图泰是正统派中的马立克学派，他的言论和记录自然偏重于马立克学派。作为中国的穆斯林，我对该学派不熟悉。所以，当译文遇到相关问题时，就得查阅有关学派的材料。如教法问题，首先查阅“麦加知麦尔·艾诺胡尔”（汇流）这一哈乃斐学派的教法，再查阅《四大学派教法》中的有关部分。如聚礼日查点居留人数的事，就曾参看《四大学派教法》第一册的“聚礼章”才写出注释。

为了证实《伊本·白图泰游记》介绍的朝觐仪式确实无误，我曾参看了《永久幸福》一书的有关部分。

涉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部分也查阅了不少资料。众所周知，凡是举行聚礼的寺，称为清真大寺。凡不许举行聚礼的寺，称为清真小寺；只供平常礼拜的处所叫礼拜处（穆算俩）。我国有些地方的穆斯林把这称作“扫麻几”，这虽可理解为小寺，却也向无“分寺”之称。而有些人的译文中把“扎威叶”一词译为“分寺”，这是欠妥的。造成这一译法的原因是：该词有多种意思，一般解释为：（建筑物的）角落、两线相合处的角、清真大寺以外不设演讲台的寺、供修道者寄宿的地方、（木匠用的）三角规。由于这些“扎威叶”多建在偏僻所在，故符合“角落”的意义，但它不是专供修道者寄宿的，为了符合我国西北穆斯林的习俗，故译为“道堂”。

伊本·白图泰将当时的国际形势概括为七雄并峙，特别对伊尔汗、莫卧尔王朝的历史都作了介绍。而这其中涉及了蒙古史、我国元朝的历史，等等。

关于蒙古史的部分，我是在阅读了阿文本《历史集成》（拉史顿丁著）和中文的《多桑蒙古史》、《元史》和《新译简注蒙古秘史》等书以后才翻译的。

《伊本·白图泰游记》对中西交通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宝贵资料，我国的丝绸之路，阿拉伯人的香料之路，共同构成了中西交通史上的两条通衢。而伊本·白图泰就是一位这一历史见证的友好使节。

为了充实这方面的知识，我曾读了《诸蕃志》、《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以及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著作。也读了另外一些阿文著作，最重要的是《道里邦国志》（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特别注意到书中题为“通向中国之路”一章。

为了证实《伊本·白图泰游记》对中国船只描写的真实无误，我曾参看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一书中的题为“中国古代造船工程技术成就”一文。为了解及准确翻译用棕绳捆绑木板这一造船技术，我阅读了乔治·法堆鲁·侯拉尼著《阿拉伯人和在印度航行》一书。1981年，阿曼素丹国派一阿拉伯古式绳船，利用风力沿古代航线东渡，按预计时间抵达广州，足以证明《伊本·白图泰游记》对这一段航程的记载是可靠的。

至于伊本·白图泰是否曾到过汗八里（元朝时的大都，现在的北京），是有问题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下册记载：大意是伊本·白图泰奉印度素丹之命，随使团到中国答聘，后因船只破毁，他孤身一人辗转至中国南方，继至汗八里，正值皇帝出征战死，而未得晤。以上记载中的到达汗八里和皇帝战死是与历史不符的。

《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民俗方面的资料更是俯拾可得，如婚嫁、丧葬、待客、生活等。就是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习俗，如尚右、节日盛况、抛撒钱币以及圆经仪式等，似都可在我国穆斯林间找到类似的习俗。这也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回忆《伊本·白图泰游记》几十年的翻译工作，始终得到各方面的关注和支持。而最大的鼓励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奋斗，文化领域，也像其他领域一样蓬勃发展。翻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工作，不但提到日程上来，而且许多因素督促我加快步伐，早日脱稿。

特别应当提及的是解放后不久，敬爱的周总理在七国之行中，曾会见了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哈桑二世拿出奉为国宝的《伊本·白图泰游记》让周总理看，并一起回忆了伊本·白图泰访问中国这一历史，表明两国友谊源远流长及加强两国间友好关系的愿望。事后周总理希望将《伊本·白图泰游记》译成中文。这件事，给我的翻译工作增添了新的动力。

十年浩劫，许多材料丢失，且因两次心肌梗塞，使我几乎一蹶不振，中断翻译十数年。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全中国带来了春风化雨，尽管我身体欠佳，已头童齿豁，但看到祖国的四化建设飞进，看到祖国的繁花似锦，便充满了活力。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下册的翻译工作。

在翻译原序时，我得到叙利亚专家奥贝德的帮助，解决了久悬未决的问题，在此向他致谢。在出版《伊本·白图泰游记》的工作中，上海外语学院的朱威烈、宁夏的杨怀中等同志，都予以大力帮助，特别是杨怀中同志，蒙他积极热心地阅稿，提出意见，在此向他们致谢。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为我提供了一切十分宝贵的参考书。还要感谢北京大学东语系的许多同志，他们是蒙古语专业的楚乐特木、印地语专业的殷鸿原、图书室的袁有礼等。

译稿誊清后，交由我的长女马博华阅读润色，由三女马晶描图。此次重印，又将7副交通图补齐，长子马博忠、次子马博孝、三女马晶均协助翻译、复印及制图。

马金鹏

1999年7月22日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1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