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研究综述

译者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对译者身份和地位的看法不一。以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中，译者往往不受重视。译者常被喻为是“仆人”、“传声筒”、“应声虫”、“鹦鹉学舌”、“隐形人”等等，这些对译者的称呼反映了人们对译者的认识和态度。然而，也有不少理论家很早就开始注意到译者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古罗马翻译理论家贺拉斯曾提出译者应当是译文的“主宰”（刘宓庆，1995：104）；英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称译者为艺术之“天才”，是原语和译语的语言“大师”；德国文学家、译论家歌德（Johann Goethe）也认为译者是人民的“先知”（谭载喜，2000：131）；中国古代也有人把翻译家比作“圣人”、“法师”（马祖毅，2001：39）。虽然他们没有对译者的地位展开系统的理论研究，但是这些形象的比喻已经表明了他们对译者在翻译中的主导作用的认识。“译者比喻”具有十分重要的译学价值，通过对这些比喻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认识译者的行为角色和身份特征（谭载喜，2011：116）。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翻译理论家们开始更加系统地从理论上关注译者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哈提姆与梅森合作的两部著作《语篇与译者》和《译者即交际者》。《语篇与译者》主要回顾了语言学对译者的影响，文章分别从语域、语用学、符号学、互文性及文本类型等角度论述了它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探讨了篇章结构与翻译语篇组织与翻译，以及译者的协调与纽带作用等（Hatim & Mason，1990：v-vii）。《译者即交际者》主要以语篇分析为理论基础，从语篇语言学角度的口译研究与同声传译的语篇、影视翻译中的礼貌问题、文学翻译中的语域成分、神圣敏感性语篇翻译中的形式与功能、跨文化交际、意识形态语篇层次的错误等等。在这两部著作中哈提姆与梅森认为译者作为“协调人”，能居于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间的动态交际过程之中心（Hatim & Mason，1990：223）。译者是交际信息直接的接收者和产生者（Hatim & Mason，1997：2）。这些论述体现了他们对译者重要性的认识，但是这两部著作都是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依然关注的是原文作者，以原文文本为中心。虽然在标题中都明确提到了译者，但是实际的研究中并没有系统论证译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译者的行为，更没有提出以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一书中，从对美国文学翻译的描述中探讨“归化”和“异化”的问题，认为归化使得译者的身份边缘化，从属于原作者，体现了英语国家文化帝国主义行为。因此，倡导以“异化”的策略来“对抗”，译者身份的显露可以使翻译成为一种对话。韦努蒂的观点为提高译者的地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他没有深入到译者行为的研究中去。

道格拉斯·罗宾逊（Robinson Douglas）的代表作《译者登场》把研究视角转向译者，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对“The Translator's Turn”的含义做了以下解释：①解释为“译者的驾驭”，把翻译比作开车，译者是司机，掌握着方向盘，驶向目的地；②解释为“译者的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对译本进行各种转换，包括好或坏的转换、角色转换、自我推销、回归转换、颠覆或破坏性转换、误解转换、停留在原文的转换、变样的转换、跨文化对话等；③解释为“现在轮到翻译实践者了”，或“翻译的译者转向”，指翻译理论家不应空谈理论，应对翻译实践者多提供一些工具而不是规则；④解释为“翻译理论家转向”，指翻译理论家不应把自己看作牧师，而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不要单是提出种种限制和规则（Robinson，1991：x-xvi）。罗宾逊通过原文向译文的各种转换，突出了译者主导的地位。在其另一本著作《谁翻译？——理性之后的译者主体性》（Who Translates？Translator Subjectivity Beyond Reason）中，罗宾逊借用多个学科的理论，通过“翻译即为通灵”这一比喻，对译者主体性的表现形式及影响译者主体性的多种因素，作了探讨译者作用的二元论：译者要么是掌控的理性主体，要么只是传达他者声音的神秘通道，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后理性主义译者主体性理论。

除了以上专著，国外不少翻译理论书籍也有章节涉及译者的素质或译者的作用等。如Peter Newmark在《论翻译》中提到译者的作用时认为：

They must be seen as a key figure in promoting better understanding among peoples and nations. They must not be regarded as anonymous.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all definitive,therefore written, bilingual and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s. They have the authority to mediate between parties,and they have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to moral as well as factual truth... In other cases,where there is doubt or cultural bias,they should write a separate preface, explaining how they have treated the work,how they have interpreted any controversial key-terms and when appropriate,where and why their translation differs from the previous ones—a translated novel without a translator's preface ought to be a thing of the past,and therefore the preface as well as the work should draw the reviewer's attention. Thus the translator offers an insight into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as well as into other culture[1].（Newmark,2006：41）

纽马克认为译者在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再是无名氏。译者应该协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可以在翻译中通过序言来说明对原文存在疑问或偏见的地方，这充分体现了译者在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性地位。

国内关于译者的研究起步较晚，较缺乏关于译者研究的专著，但对译者在翻译中的地位也有认识，如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位置的角度来说，一方面，在译界公认的翻译“原文——译者——译文”关系流程中，译者居中，地处“中央”，是适应“原文”和选择“译文”的“中枢”。另一方面，在“作者——译者——读者”三元构成的权利话语结构上，地处“中间”的译者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连接点，可以主动调整其位置和功能，以适应作者和读者话语权利的关系。“用符号学的术语来讲，译者控制着产生译文符号的整个操作过程”（袁莉, 2000：399）。整个翻译过程的一举一动，无不由译者一手完成，他/她既是原发语篇的接受者又是目的语篇的创造者，处于核心地位。“翻译的‘好’与‘坏’全靠译者的‘思考’和‘感觉’”（Robinson，1991：12-13）。

此外，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论文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许钧提出“当我们定义翻译主体性的时候，我们显然要考虑到作者与读者的主体作用，但居于中心地位的则是译者这个主体”（2003：11）。袁莉认为“译者是这个阐释循环的中心，也是唯一的主体要素”（2002：406）。查明建、田雨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也是民族文化建构的重要参与者”，并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这四个方面，分析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2003：14）。胡庚申也提出“译者中心”的翻译观，并从译者功能、译品差异、意义建构、适应选择和翻译实践等角度加以论述（2004：10-16）。

以上国内外对译者的研究重点都在译者的地位，即其主体性上的研究上。在这方面，译界已基本达成共识。然而，“翻译告诉我们更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所译作品的情况”（Hermans，2000：12-13）。因此，对具体译者翻译风格的研究是译者研究方面的另一个有待继续开发的研究课题。国内已有不少关于具体译者的研究，比如对历史上著名的译者如严复、林纾、胡适、鲁迅、林语堂、梁实秋、朱生豪、傅雷等的个案研究。研究方法基本是定性的描述，通过对历史时期的分析和文本的分析阐述他们的翻译行为和翻译特点，这种研究方法相对主观。2000年，Mona Baker提出通过语料库的形式对译者的翻译进行分析，这丰富了对译者研究的方法，使译者风格研究在文本层面更具有科学性，更具有说服力。国内冯庆华教授也通过各种文本分析软件对《红楼梦》杨宪益、戴乃迭的英译本和霍克斯的英译本进行了语料对比，探讨了母语文化下的译者风格研究和思维模式下的译文词汇研究，为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分析模式。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译者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已经得到认可，各流派的翻译理论研究都对译者的主体性有自己的理解。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对译者的关注更为突出，但对译者在文化翻译视角下具体的作用和影响，译者文化翻译风格没有相关的系统研究。因此，本论文拟从文化翻译的视域下来探讨译者的具体身份和对译者风格产生影响的各种文化因素。此外，对译者风格的研究依然有拓展的空间，每个译者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她所处的时代不同、国别不同，就必然会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的文化气质、不同的文化心理等，其翻译的风格也就不一样。因此，每个翻译家都值得我们研究。

在译者个案研究方面，对许渊冲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直是个热点。作者以“许渊冲”为主题，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搜索（CNKI），有785篇相关的论文，根据学位论文搜索有183篇硕士论文、2篇博士论文[2]：朱明海《许渊冲翻译研究——翻译审美批评视角》（2008）和王厚平《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艺术研究——许渊冲翻译理论与实践》（2010）；另有专著两本《许渊冲与翻译艺术》（张智中，2006）和《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马红军，2006）。以上期刊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对许渊冲的研究多数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对许渊冲的诗歌翻译“三美”理论的讨论或者是对其诗歌翻译的赏评；②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出发讨论许渊冲的翻译实践；③从美学角度评论许渊冲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张智中（2006）的专著《许渊冲与翻译艺术》主要叙述了许渊冲的生平，梳理了许氏从求学到工作直至晚年译书的全过程，简述了许氏文学翻译理论，对许译的古诗和小说分别做了实例分析：古诗分析以语言学方法阐释了许氏古诗英译艺术、语言风格、诗词改译、形韵意等方面的特点；小说汉译分析则以《红与黑》的汉译本与英译本进行对比来论证许氏小说的汉译风格和策略。马红军（2006）的研究，将许渊冲的翻译观置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对其价值、地位与作用进行评断；进一步认识韵体诗（中诗英译）的利弊，并通过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对许氏翻译作品反应的问卷调查，以期对国内中诗外译主导策略提供必要的理论及实践参照；在关照西方读者审美情趣与期待视野的基础上，探究多维度译诗模式的可行性。朱明海从翻译审美批评角度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评析，并以许译的《论语》和《西厢记》英译本为对象，对“许渊冲模式”这一翻译审美批评模式用于翻译批评实践展开讨论。作者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许氏译论阐发的‘三美’可以作为翻译审美批评标准。作为潜在的翻译审美批评的共识真理，许氏译论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朱明海（2008）的创新点在于提出了“许渊冲模式”的翻译批评模式这一新概念，其核心内涵是许氏的“三美”。王厚平（2010）以美学视角从译者主体性、阐释学、文化翻译等不同侧面对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在吸纳了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文艺美学，适度借鉴了国外美学合理要素的基础上，与经由他扬弃和发展的中国传统译论和创造性翻译思维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从美学视角考察其翻译实践，许渊冲作为审美主体在其文学翻译中充分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对审美客体（原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再现了文学文本内在的美感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的转化，从而能较好地服务于传播中华文化的翻译目的。以上四部著作对许渊冲的研究各有特色，张智中系统地梳理了许的生平，从语言学角度对其实践进行分析；马红军通过实证研究探讨许译诗歌翻译的可行性；朱明海从审美接受角度探讨，并提出“许渊冲模式”；王厚平从美学角度及译者作为审美主体的角度，综合评析了许氏译论及实践。这些研究为理解许氏译论和评价其翻译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进一步对许渊冲的研究提供了参考。本书拟以《牡丹亭》的英译本为例，对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美国汉学家白之的文化翻译风格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各自的文化翻译特点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作用。

注释

[1]引文大意：他们（译者）绝不是无名氏，在促进不同民族的交流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们对各种形式的交际负责，有权协调交际双方，有责任忠于原语文化的精神与事实，对原文有疑虑和文化偏见的地方，应该撰写序言说明在翻译中是如何处理的。译者应该提供对原文语言及文化的看法。

[2]数据提取截至201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