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不论增添《德国的科学》的解释，还是增添皮埃尔•迪昂一生的工作，我都是做无意义的事情。我乐于把这些任务留给知识比我更为渊博的其他人。不过，给读者说几句告诫的话，也许是适逢其时的。
一般读者是稀有的，文雅的读者在今天几乎不存在。那些仔细阅读这些书页的人往往会是学术专家，他们在职业上并非天真无邪，仅仅由于这里和那里明显离奇古怪的段落而反感，因为这种段落越过他们的下意识偏爱的阈限。但是，稀有的一般读者可能因迪昂一些乏味的议论而变得粗暴无礼。例如：当作者通过把演说中的“法兰克人性（Frankness）” [1] 与对基督教徒的训谕——他们赞成就说赞成，不赞成就说不赞成（to let their yeas be yea，their nos,no）——等同起来而结束第四讲之时；当他从赞颂德国人克劳修斯、亥姆霍兹或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的科学中的平衡和完美（第四讲），经由“德国的科学”的草率归纳，进展到“日耳曼的科学是科学女仆的平底鞋（scientia germanica ancilla scientiae gallicae）”的概括（结论，“对德国的科学的一些反思”）之时；或者，当他在第四讲以无声的怨恨取笑德国人在他们的爱国主义中从所欲求的结论逻辑地前进到必需的前提，或取笑他们一方面对观念论像患精神分裂症般的喜爱，另一方面他们却在烟斗、泡菜和啤酒中寻欢作乐之时——当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在对真理的认可和对虚假的厌恶中退缩，并且沉思：“噢，是的。1915年春。传道总会。爱国的鲜血。”于是，我们也许无意识地易于估计，迪昂不得不说的其他所有话语含有偏见成分，因为我们现代的罪人发现很难宽恕那些基督教徒——法国的和德国的基督教徒，因为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如此激烈，以致它导致他们至死玩弄辞藻、含沙射影，捍卫继续存在的属于基督教世界一切，捍卫继续存在的属于西方文明的许多东西。
我们常常对迪昂的结论持怀疑态度，尽管他试图公正，尽管他批评条顿人的东西与其他当代谩骂相比是温和的，尽管他缺乏极端的沙文主义——修改斯坦利•L.雅基在“引言”中的用词。但是，在这部著作中，显然存在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无论如何不应该贬低它们。例如，我们珍惜迪昂在诸如“一些反思”第92—93页（“我们能够且将要设置”……“我愿意它如此，我命令它如此；让我的意志处在理性的位置。”）关于排他的演绎心智无理性的、出于意志失常的那些段落中刻画的显著特征。（今天，在公理系统中这样半随意、半诡诈地陈述前提，我们以某种恰当性往往会称其为“做游戏”。）我们珍惜他关于历史的卓识（good sense）（“不存在任何历史方法，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历史方法”，第三讲）。我们特别欣赏，正是在第三讲末尾，他对丧失常识的强大演绎智力的后果做出有效的观察评论：这种智力认为，从任意假定的原理——这些原理也许是无意识得到的，但却被指定服务于一项事业——出发，“依据法则演绎出的每一个推论”都是真的。实际上，正像迪昂指出的：“在无赖中，这是最危险的。他们充满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定的自信，毫无悔恨之心。”
不过，我们还可能低估迪昂的努力，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努力的爱国主义对我们的敏感性来说夸大了。例如，我们之所以低估，是因为我们看见他卷入一些明显的不一致。我们看到他告诫他的法国听众，反对条顿大学最终的诉求——长官本人说过，而他自己也颁布他自己的“本人说过”。再者，我们看到他大胆讲出反对从库萨的尼古拉到黑格尔的条顿人心智的那种想象中的失常（参见第一讲末尾），这种失常是从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诡辩的”前提开始的，而他的“民族”英雄怕斯卡也毫不犹豫地提出“科学具有相遇的两极”，却没有就有学问的无知（De docta ignorantia）做出进一步的建议（参见№.327，Trotter Translation，Pens ées）。
专业读者会遍及本书挑选和择取他的某个方面，我希望他在搜寻他的职业的奥秘中心满意足。但是，稀有的一般读者——如果他无论如何喜欢这个临时的、普通的译者的话——会撇开迪昂树立和吹倒的明显漫画般的稻草人，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异常公正之处；例如，当他论述（第四讲）真正的科学天才，即既不知道地理地域也不知道国家地域，而他的唯一处所是在人类心智中的天才时，作者能够具有这样的公正。尤其是，我希望这样的读者会发现迪昂对于帕斯卡的几何学精神（espirit géométrique）和机敏精神（espirit de finesse）的深思，这些深思提供了共同支撑这本小书的斑驳陆离内容的主题和论题，仅仅这一点就值入场券的价格。
我们也许过于寄希望于帕斯卡精神了，帕斯卡在写到他力求战胜的伟大敌手笛卡儿和蒙田时，他可能开明得足以在他们中认识他自己。他指出：“没有一个人称另一个人为笛卡儿主义者，除非他自己是笛卡儿主义者。”他还表明：“并不是在蒙田身上，而是在我自己身上，我才发现我在他那里看见的一切。”[Pens ées (Trotter Translation). New York: Dutton: 52，64]像《思想录》的作者一样，虽然我必须承认不喜欢“数学家”（因为他会倾向于把我误认为是一个命题），但是我发现，数学家无法摆脱地与我有密切关系。把我们像在我们自己之内一样彼此隔开的莱茵河，不是在沙夫豪森（Schaffhausen）瀑布似地下落的河流。为科学提供真正祖国的高卢并不是恺撒（Caesar）获得的被分裂为三部分的高卢。我们总和即德国佬全体（Nous sommes tous des Boches） [2] 。人们相信迪昂了解这一点。
[1] 法兰克人（Frank）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中译者注
[2] 读者如需弄清楚这几句话的含义，请查阅相关的历史书籍或百科全书，以详细了解高卢人及其居住和流徙地域的变迁史。——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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