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文化风格

根据《辞海》的解释，“风格”是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作家、艺术家由于生活经历、立场观点、艺术素养、个性特征的不同，在处理题材，驾驭体裁，描绘形象，表现手法和运用语言等方面都各有特色。这就形成作品的风格”。据《罗贝尔法语辞典》的释义“风格是一个作家对作品表达方式的体现。就风格而言，伟大的作家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即在保留着风格的一般特点外，还打上了作家个性的烙印。因此，风格就突出表现在作家表达手法的一致性，在句子中词语搭配的一致性，在文章中句子组合的一致性，以及形象选择和作品节奏的一致性（转自王殿忠，1984：89）。

Leech and Shorts（1981）相对来说较为全面地对“风格”进行了定义，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 Style is a way in which language is used； therefore it consists in choices made from the repertoire of the language. 2) A style is defined in terms of a domain of language use (eg. what choice is made by a particular author, in a particular genre, or in a particular text）. 3) Literary stylistics is typically concerned with explai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tyle and literary or aesthetic function. 4) Stylistic choice is limited to those aspects of linguistic choice which concern alternative ways of rendering the same subject matter(Leech&Shorts,1981：38-39).[1]

每个作家不同的表现手法、语言特色、观点立场、艺术修养、个人的气质和个性都构成了风格的要素。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风格，传统的中国文艺论在描述风格的时候往往比较模糊笼统，常用印象式的话语描述。例如“简洁明了”“气势磅礴”“质朴清新”等整体感觉性的词语对某个作者的风格进行描述。

既然作者有自己的风格，那么译者是否可以存在个体的风格，即风格的可译性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话题。首先以往学者的研究证明了译者的风格是存在且是合理的。周小玲在其博士论文中，把“译者风格”表述为“译者文体”。译者文体作为文学文体的一种特殊形式，既具有与文学创作文体类似的特征，也具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就本质而言，译者文体指译者在译文中所突显的译者自身的语言表达习惯以及译者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为了特定的翻译对原文进行操控而留下的创造痕迹。译者文体是译者无意识的语言表达习惯与译者有意识的文体选择的统一体。影响译者文体形成的因素既包括译者独特的语言表达习惯等微观层面的因素，也包括译者自身的学识修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等中观层面的因素，还包括意识形态、社会规范、文学观念、读者期待等宏观层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反映在译者的翻译文本中，形成译者独特的文体特征。译者文体的存在具有客观性与合理性（周小玲，2011：2）。译者是译文的作者，在再翻译创造过程中，译者不同的生活经历、世界观、人生观、个性气质、道德情操和艺术素养，使他们在翻译题材的选择、语言的运用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中国翻译历史中，有一大批现当代的翻译大家都有自成一家的风格。如“鲁迅的译文凝重洗练；朱生豪的译笔浑厚畅达、大势磅礴；傅雷的译文圆熟流畅、干净利落，读其译作如读中国作家的作品；巴金的译文则明白晓畅、文气自然，十分接近他文学创作的语言风格”（黄源深，1994：85）。吕叔湘先生的译文独特，其一贯的风格是：“清晰、简洁、细致、研炼。他的译笔像天际行云一般的舒卷自如，能曲达原著的意境和丰神，而又自然流畅，字字熨贴”（王宗炎，1984：579）。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译文忠实于原文的文化形式，大多采用直译、简洁、口语化的方式；而霍克斯的译文则着眼于译文读者，多采用意译、详实、正规化的方式（冯庆华，2002：471）。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个人的情操、文化修养、审美情趣等必然会在译文中体现出来。译者是原作者的影子，但是通过语言转换、文化转化这个投射的过程，影子和原来的镜像并不完全是一致的。译者在译文中会流露出自己的特点风格，正如“文如其人”一样，也会有“译如其人”，不同的译者翻译同一作品时会产生不同的翻译风格。译者一定要把原作的风格体现出来，但是又不可避免地附加了译者的风格，所以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风格。当然，最好是译者的风格跟原作者的风格是接近的，但是不可能完全一样。这如同不同的演员在演同一个角色时会有不同的风格一样，每个演员有自己的表演风格和艺术个性。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有一千个演员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表演风格，但是归根到底还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而不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是演员和作者结合在一起的风格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翻译亦是如此。译者和作者的关系就如演员和电影、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关系一样。

译者风格的存在也有其必要性。叶君健（1997）曾指出：“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在另一种文字中具有特色，要看它的译文是否具有个性。一部文学作品在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字中时，最低的要求当然是‘信’和‘达’，但是能否把原作的精神表达出来则是另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原作的精神，也就是作者创作时的精神活动的表现究竟怎样，这就得费踌躇了。在这里面，译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就起了作用。所以一部世界名著可以有不同的译本，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时代的译本，而这不显得多余。谁也无法自称自己的译本为定本，原因大概就在此。”“译本所谓‘精品’，是译者学识、思想感情和文学修养与原作相结合的结晶。这种结合本身是一种再创造，是通过译者对原作的彻底消化而再创造成为本国文字中的‘精品’。这种‘精品’说是译者的创作我想也不为过。”叶先生的话语中虽没有提出译者风格的概念，但充分肯定了译者风格的必要性。传统的翻译观念中译者不能有自己的声音，只能是原文作者的“应声虫”。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翻译作品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地位和译者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地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研究者对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开始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译者的风格研究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对具体译者的翻译风格研究越来越多。译者风格（the translator's style）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专门术语。译者风格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尤其是在理解和表达阶段表现得最为鲜明。因此对于译者翻译风格的评价，不应该只是通过两个文本的比较就得出译文忠实与否的一种静态活动，更是译者在进行翻译策略选择时的主观、动态的活动。

西方翻译界在20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关注“译者风格”，但没有明确用该术语来表达。赫尔曼斯指出在“译文的叙事结构中总存在译者的声音”。当译者完成翻译任务之后，译者不可能完全从译文中消失而不留一点痕迹。“译者的声音或隐或显，有时隐藏在叙事者背后不易觉察，而有时译者会冲出文本层面以自己的名义为自己说话”（Hermans，1996：23-48）。施尔维（1996）也论及译者的声音，指出叙事学没有区分原创文本和翻译文本的不足，提出了隐含的译者（the implied translator）这一概念，扩展了文本叙事结构。正如隐含的作者一样，隐含的译者这一概念也是难以捉摸的。贝克（2000）在“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一文中提出了译者风格（the translator's style）这一概念，并率先提出用语料库方法研究译者文体。文中她形象地指出“我们不可能完全客观地、不带任何个人情感地写一段文字，就像我们拿一件物品不可能不留下我们的指纹”。贝克所谓的译者风格是“一种表现在一系列语言以及非语言的特征中的拇指纹”（Baker，2000：244）。贝克对译者文体的定义即包括赫尔曼斯所谓的“声音”、也包括文学译者的翻译选材、常用的翻译策略，以及译者用的前言、后语、脚注、文内解释等等。贝克认为研究译者文体的关键应该是聚焦译者典型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不仅局限于那些译者介入文本所增加的那些副文本。首先，译者有属于自己的风格。传统的观念认为，译者应当尽可能传达原作的文体或风格，不可以也不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译作的风格就是对原作风格的再现；其次，在表现形式上，译者风格是译者在其所有翻译文本中所表现出的统一的规律性的语言使用模式，这些语言模式并非一次性的，而是为译者所偏爱、反复出现、习惯性的语言行为模式；最后，译者风格是无意识的语言使用习惯，不会完全受源语文本或原作者语言风格的影响。在贝克的影响下，国内外学者对“译者风格”研究不再是印象式点评，而是借助数据库对译者的风格进行定量的分析。

黎昌抱在研究王佐良的翻译风格时对“译者风格”是这样描述的：“翻译风格”，又称“译文风格”（有时亦指“译者风格”）是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具体体现为译者选择题材的口味、所遵循的翻译标准、采用的翻译方法以及译文语言的表现手法等特点，特别是语言的表现手法……翻译风格是由译者的翻译观、创作个性、艺术偏好和语言习惯所决定，并在翻译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同的译者，由于其翻译标准和方法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翻译风格（2008：1-2）。

翻译风格应具备两个典型的特性：独异性和一贯性。独异性，即风格特定的不可替代性，是风格的核心所在。独异性又包括主观性和客观性。主观性是指不同译者的翻译观、创作个性、艺术偏好和语言习惯等存有个体差异。客观性则体现在体裁以及题材对风格的必然要求上。而一贯性，即风格的相对稳定性，需要必要的数量积累，是翻译家的创作个性在翻译实践中连续地、相继不断地综合结果。如果说独异性是风格的质的体现，那么作为一贯性，无疑是质的构成的必要前提（严迪昌，1983：12）。

“译者风格”是一种综合风格、复调风格。优秀译者的翻译风格，应该基于源语作品的真实风格，但译者的风格在其译作中也明显可见。原作风格是译作风格的客观来源，译作风格应是原作风格的客观映像。但是，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以及译者对原作风格的翻译风格，就是译者在翻译创作中显现出来的基本个性与鲜明特色。

随着语言学发展，风格研究不再是传统文艺论中的那些印象式术语，而转变为具体可操作的分析模式。刘宓庆（1990）提出翻译风格分析的具体，即“形式性标示”和“非形式性标示”来进行描述。形式标记是识别风格的最重要的手段，因为任何风格设计都通常首先考虑如何将它赋形于语言，而语言是一种符号体系，因此风格不可避免地被语言符号化了。风格的符号化形式标记体系是由以下六个类属性标记组成的：音系标记、语域标示、句法标示、词语标示、章法标记、修辞标记。非形式标记主要从：表现法、作品内部素质、作家精神气度、接受者的视野融合四个方面进行描述（见图3）。

该模式为译者风格分析提供了明确的参考指标，为具体文本的分析提供了操作性强的范式。研究者可以根据以上指标，结合具体译者的语料库进行分析，但是非形式标记分析较难量化。

图3 风格符号系统（刘宓庆，1990：53）

Marco（2002）结合语言学、文学研究、翻译研究设计了一个风格分析模式，该模式把语域概念体现在不同语境变量中。从韩礼德的概念、人际、文本三个功能的语言体现、连贯方式以及影响语言表达的外围因素如文化等综合起来分析（见图4）。这一模式在翻译实践中有助于译者发现文体上的细微差别，在译者培训中可以围绕该模式设计教学大纲。

图4 Literary Translation oriented Model of Stylistic Analysis （Marco，2002：288）

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模式侧重的都是译者语言上的翻译风格，没有涉及译者文化翻译风格的研究，虽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信息的最终通过语言体现出来，但在分析的模式上，考虑的变量有所不同，分析的目的也不同。本文基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译者风格，主要侧重于译者的文化表现方式，即通过具体的语言模式而表达的文化翻译风格。

译者的风格不仅体现在语言上，也通过语言表现出其文化风格特色。译者的文化风格特色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修养和不同的翻译思想而产生的文化信息的处理模式和体现的文化态度，以及译者对翻译与文化的认识。文化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因此在分析译者文化风格特色时，我们也是从文本（语言）入手，此外考察形成译者独特文化风格的非语言因素。笔者试图从文本内因素和文本外因素两个视角建构译者的文化风格模式分析框架。见图5：

图5 译者文化风格批评模式

首先是文本内因素，主要是通过译文中的语言标记、语篇标记和文化特色词标记三个要素来分析文本，通过文本的分析了解译者的文化翻译特色。语言标记主要借鉴以上两个语言学分析模式，从语音、词汇、句子三个方面对译文的文本进行考量和分析。语篇标记主要考察译文的修辞叙事风格和文体特征。文化特色词或文化专有名词，主要是对典故及各类专有名词进行考察。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和描述能基本了解译者的文化翻译特色。

其次是文本外因素，主要是通过考察译者个人身份及经历，包括其教育、生活、工作经历等，译者个人的文化立场和翻译观念，译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等分析了解译者的文化翻译特色。这些文本外因素是译者独特的文化风格形成的基础。

注释

[1]大意：风格即语言使用的方式，包括语言各个层面的选择。2）风格可以定义为语言使用的领域，比如某个作者特定的语言使用风格，某类文体类型的语言风格，或者是某类文章的语言风格。3）文学风格特别关注风格与文学或审美功能之间的关系。4）文体风格的选择受语言选择的限制，即同一主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