咖啡繁荣与巴西现代化的启动

纵观巴西现代化120多年的历史进程，具有与众不同的基本特征与特质，其中第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巴西现代化的启动与“咖啡经济”、“咖啡政治”以及“以咖啡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咖啡经济的大力发展带动了与之相关的巴西早期工业的发展，进而衍生出独一无二的“咖啡政治”，从而为巴西现代化的启动打下良好基础；正是咖啡经济的繁荣，促使巴西帝国统治者采取“以咖啡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从而进一步推动“咖啡经济”与“咖啡政治”的发展，使巴西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浓厚的“咖啡经济”和“咖啡政治”的特色。

（一）举足轻重的“咖啡经济”

从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Alvares Cabral）率领探险船队抵达今日巴西的巴伊亚州南部海岸，到1822年1月9日“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斯王国”王子唐·佩德罗（Dom Pedro II）宣布巴西独立，葡萄牙王室对巴西实行了长达322年的殖民统治。整个殖民地时期，巴西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葡萄牙王室垄断了巴西全部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并根据国际市场需求来决定巴西生产与经济活动，从而导致巴西经济形成巴西木周期、蔗糖周期、采金周期、棉花周期和咖啡周期。

15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登上巴西这块土地时，发现一种可作名贵染料且质地坚硬的“巴西木”（当地印第安人称“阿拉布塔”）具有重要商业价值，于是1510年以后逐渐大肆开采，形成了巴西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经济周期——“巴西木周期”。由于贩运到欧洲的巴西木的利润可高达500%，因此给葡萄牙王室带来大量的财富。巴西木主要生长在沿海地区，且数量有限，经过40多年的乱砍滥伐，到1550年巴西木的采伐已不具备商业价值。随着甘蔗在气候炎热、土地肥沃的巴西试种成功，甘蔗很快取代巴西木成为殖民地经济的最重要支柱，1530-1570年蔗糖产量与出口大幅上升，蔗糖出口额达3000万英镑，超过同期黄金、钻石的出口额，为殖民地时期巴西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7世纪70年代，伴随加勒比蔗糖业的快速发展，国际市场蔗糖竞争激烈，巴西蔗糖出口逐渐下降。到17世纪末，随着米纳斯吉拉斯等地发现黄金，尤其是1694年葡萄牙王室颁布“金矿归发现者所有”的法令，极大地刺激了巴西“采金热”。1700-1801年巴西黄金产量达到983吨，价值1.35亿英镑。1700-1770年期间巴西黄金产量相当于16-18世纪世界黄金产量的50%。正是由于金矿开采，葡萄牙王室决定将总督府由东北部的萨尔瓦多迁到里约热内卢，使其成为巴西经济发展与政治管理中心。到1760年前后，米纳斯吉拉斯金矿几近枯竭，加上1771年葡萄牙王室收回采金权，采金活动在殖民地经济中的重要性逐渐被棉花生产所代替。因为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纺织业获得迅速发展，棉花成为国际市场上抢手产品。适宜棉花种植的巴西东北部开始大规模地种植棉花，棉花的大量种植导致巴西棉花生产周期的到来，巴西很快跃居成为世界主要棉花生产国和出口国。18世纪末巴西棉花生产达到高潮。但1818年发生一场历史少见的大旱灾，导致棉花种植业一蹶不振，加上美国棉花的有力竞争，逐渐宣告巴西棉花周期的结束。

早在1727年葡萄牙军官弗朗西斯科·德加洛·帕列塔（Francisco Degano Palleta）在巴西帕拉地区试种咖啡获得成功。而此时的欧洲，品尝咖啡不仅是上层贵族的一种享受，而且成为普通百姓的偏好，因而欧洲对咖啡的需求快速增加。1732年葡萄牙王室要求巴西北部马拉尼昂地区发展咖啡种植业，并发放财政补贴鼓励生产。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到巴西后，巴西本土的咖啡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加上此时美国咖啡消费量显著增长，巴西咖啡种植业获得快速发展。1822年巴西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进入长达67年的“帝国时期”。尤其1840年土生土长的佩德罗二世登上帝位，把欧洲资产阶级自由经济学说当作是解决巴西落后的“灵丹妙药”，竭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利用亚洲咖啡因病虫灾害而产量剧减的时机，加强咖啡生产与出口。结果，在第二帝国和共和国时期，咖啡经济在巴西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故人们常称这一时期的巴西经济为“咖啡经济”。巴西咖啡经济周期的主要特点：

其一，咖啡产量不断提高。1825-1850年期间，世界咖啡产量增长3倍，而巴西增长了5倍。到1850年左右巴西咖啡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咖啡产量从1890-1891年的550万袋（每袋60公斤）增至1901-1902年的1630万袋。19世纪最后10年，仅圣保罗州的咖啡树就从2.2亿株增加到5.2亿株。到20世纪头10年巴西咖啡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7%。

其二，咖啡种植面积逐渐扩大。咖啡种植范围起初仅限于北部的马拉尼昂地区，后逐渐向南扩张，进而向西部扩大。很快，东南部三州——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成为种植咖啡的最主要地区。

其三，咖啡成为最重要出口产品。从1821-1830年到1881-1890年，咖啡出口从占巴西总出口的18.4%增到的61.5%，进而再增至1891-1900年的64.5%。咖啡出口完全取代蔗糖出口，成为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正是由于咖啡出口的带动，1833-1889年巴西外贸总额增加6-7倍。1900年巴西向美国和欧洲出口咖啡就达1000万袋。1908年咖啡出口仍占巴西出口总额的53%。1924-1929年咖啡出口收入占巴西全国出口收入的73%。可见，巴西经济严重依赖咖啡经济。

其四，咖啡经济成为推动民族经济的引擎。咖啡经济拉动的经济繁荣不仅增强了巴西经济的实力，而且促进了与咖啡经济相关的早期工业和早期金融业的发展。为了加快咖啡的出口和咖啡经济的发展，铁路和公路开始发展起来。1854年巴西修建了从瓜纳巴拉湾到彼得罗波利斯的铁路，尽管只有16公里，但却是巴西历史上第一条铁路。此后，1858年累西腓——卡布铁路、1877年里约热内卢——圣保罗铁路相继开通，到1889年巴西铁路总长达到9650公里。20世纪头15年共铺设铁路11260公里，到1920年巴西铁路总长达到2.7万多公里。全国20个省份中绝大多数省份修建了铁路。同时，巴西许多港口设施也得到很大改善，如：里约热内卢、圣多斯、阿雷格里、萨尔瓦多、维多利亚、累西腓、贝伦、玛瑙斯、巴拉那瓜等港口或挖深渠道或新增码头或修建货仓等。这些铁路、公路和港口建设不仅促进了咖啡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为巴西早期工业开辟新市场，开发新资源。在咖啡经济的带动下，咖啡加工业、食品加工、服装制造业和木材加工、化学业和冶金业也陆续发展进来。巴西工业企业从1881年的200家左右增至1889年的600多家，到1914年增至约7000家。根据1920年普查，巴西工业企业达到13336家，总投资1815156康托，工人总数达275512人。1920年工业产值达到1.53亿美元，意味着从1907年以来几乎增加5倍。尤其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占全部工业产值的3/4.1920年城市工人已达27.6万。这些工厂主要集中在里约热内卢、累西腓、萨尔瓦多、圣保罗、卡西亚斯等。此外，围绕咖啡等初级产品的出口，一些早期的金融服务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1845年以前，巴西仅有“里约热内卢商业银行”一家银行；1845年以后，巴伊亚商业银行（1846年）、巴拉商业银行（1847年）、萨尔瓦多银行（1848年）、伯南布哥商业银行（1851年）、里约热内卢农村银行（1851年）和巴西银行（1851年）纷纷建立。1890年中央政府颁布《新银行法案》，将全国分为三个大区，每个大区设立一个银行，有权发行货币，为各地工业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其中，巴西银行和里约热内卢银行很快成为巴西最大的银行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建立与发展，为巴西早期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融资渠道，增强了城市的权力和地位。随着早期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巴西沿海城市有了一定的发展。首都里约热内卢成为当时南美最热闹非凡的大城市。城市的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地主贵族和普通农民离开农村庄园和种植园，更多地加入到城市的社会生活，巴西城市化进程由此启动并加快步伐。

（二）独具一格的“咖啡政治”

19世纪80年代末，伴随咖啡完全取代蔗糖成为巴西经济最重要的支柱，咖啡不仅主宰了巴西对外出口，还带动了巴西经济繁荣。随着经济的繁荣，盛产咖啡的东南部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尤其圣保罗州在30年内人口增长2倍多，从1890年138万人增至1920年的459万人。到1920年，咖啡主要产地圣保罗州成为巴西最重要的工业区，因为该州具备工业化所需的主要因素：大笔咖啡收入为工业化提供了充沛的资金来源；国内外移民纷纷涌入，为工业化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为工业化提供所需的动力源；铁路网络和道路系统建立；还是一个进入便利、购买力强的市场。尤其圣保罗州首府圣保罗市成为东南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和管理中心。这样，圣保罗第一次取代里约热内卢在巴西经济中执牛耳。东南部地区的经济力量赋予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咖啡三角区”以政治权力，尤其是圣保罗州。通常控制总统职位意味着打开通向经济立法和任免官员的大门。因此，整个旧共和国时期，三个强有力的咖啡州成功地把持着总统职位，进而又进一步加强了它们的地方经济。1894-1906年期间，三位文人总统均来自圣保罗，1906-1910年期间执政的两位总统分别来自米纳斯吉拉斯州和里约热内卢州。由于总统职位主要由来自盛产咖啡的东南部地区的人士控制，总统又是强势利益集团——咖啡业主集团的代表，所以这一时期巴西政治带有浓郁的“咖啡政治”色彩。一位美国学者曾这样揭示巴西咖啡与政治的关系：“所有的北部诸州都强烈反对咖啡业主控制政府，抱怨政府牺牲他们的合法要求以迎合咖啡业主。然而，总统坚持自己的所作所为旨在取悦咖啡业主，向他们提供优惠贷款，给予财政资助，提供汇率支持，以保证咖啡业主们获得高额利润。”“总统完全意识到他是由于咖啡业主的器重才得以当选，现在他必须以德报恩。“1889年后巴西很快出现咖啡业主与联邦政府的结盟，这种结盟取代了巴西以前所有的政治安排。由于圣保罗人在这一联盟中居主导地位，巴西历史上的这一时期又称为“圣保罗控制时期”。

（三）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

巴西在现代化起始阶段出现的“咖啡经济”和“咖啡政治”均与巴西独立后奉行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有关。巴西独立后至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第一帝国时期（1822-1831年）、摄政时期（1831-1840年）、第二帝国时期（1840-1889年）和旧共和国时期（1889-1930年，即第一共和国时期）。巴西在独立后一个世纪里实施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

独立后，巴西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实际上是被迫之举，与当时巴西国内外形势密切相关。巴西作为葡萄牙殖民地，被迫接受围绕并服从宗主国利益的依附格局。整个300多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巴西相继出现“红木周期”、“甘蔗周期”、“黄金周期”、“橡胶周期”等不同的经济周期。由于殖民时期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格局不是巴西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自主行为，而是被迫接受的，因而具有强制性、被动性、依附性。不过，殖民时期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格局无疑对独立后的巴西有着深刻的影响，因为数百年的殖民统治使巴西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独立后只能继续利用本国现有的比较优势，通过出口初级产品加快资本积累和自身发展，这是当时唯一能够进行的选择。不过，由于巴西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故独立后采取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政策实际上成为了国家发展战略。同时，整个19世纪正处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非常需要亚非拉发展中地区提供其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种原料，因此，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巴西，在独立后能够长期奉行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此外，西方古典经济学派国际贸易理论于19世纪下半叶传入巴西，受到巴西统治阶级的欢迎与推崇。当时的巴西财政部长若阿金·穆尔蒂纽声称：“一个国家的经济目标不应该是少进口，而应是多出口、多进口。”当时巴西大种植园主和大商人占据着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他们赞同国际贸易理论，主张面向国际市场生产更多的农产品，以获取更大的比较利益。正是基于上述的国内外形势，独立后的巴西主动将原先被迫接受的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格局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巴西独立后，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了巴西帝国，经济上仍然保留大庄园制和大种植园制，经济结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第一帝国时期，继续重视甘蔗种植，大力发展甘蔗经济，独立头10年蔗糖不仅是巴西最重要的农产品，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出口品，占全国出口的30%以上。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由于西印度群岛蔗糖业勃兴并与之竞争，加上国际市场对蔗糖需求减少，巴西蔗糖经济逐渐衰落。第二帝国时期，开始将经济发展战略重心转向咖啡经济，开始实施以咖啡经济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咖啡的种植面积、产量、参与的劳动力很快超过蔗糖生产，成为最重要的农作物和最重要的出口产品。

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中叶到1930年由第二帝国和第一共和国推行的以咖啡经济为导向的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战略，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一战略以发展咖啡经济为主，开始摆脱殖民统治的蔗糖经济遗产，以一种全新的经济产品作为推动民族经济的动力。这一战略的制定者不是葡萄牙宗主国，而是巴西本土出生的佩德罗二世，因此战略的选择是主动的行为，算得上是巴西第一个真正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还被1889年帝制被推翻后的第一共和国所承继、发扬。客观上说，这一战略极大地促进了巴西以咖啡为主的出口农业的发展，有助于巴西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巴西人均GDP从1913年的118美元增到1929年的175美元。随着出口农业的快速发展，服务于出口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两端，既成为出口初级产品的集散地，也发展许多新兴城镇，巴西城市化进程逐渐启动起来。随着出口农业经济的发展，种植业主和出口商构成了强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为左右政治生活的重要力量，“咖啡政治”成为巴西现代化进程第一阶段的重要特点。此外，随着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巴西社会成分变得复杂起来。一是从种植业主中脱颖而出一批具有时代进取精神的企业家，他们不再安于半自给自足的生产，不甘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乐于受“英风美雨”的洗礼，在器物层面、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追求欧化和西化。这在巴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精神。二是直接或间接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中间阶层的人数逐渐增多，其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为后来的中产阶级出现打下了基础。三是随着直接从事初级产品出口服务的铁路工人、码头工人人数增多，巴西工人阶级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

但是，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一是随着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的增加，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种植业主和出口商手中。他们尽管人数少，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并从初级产品出口中牟取暴利，导致贫富悬殊扩大。而人数众多的农民占有极少土地，有的甚至无土地可种，他们没有从初级产品出口中受益，仍处于贫困状况。二是由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强调发展以咖啡业为主的出口农业，咖啡逐渐主宰巴西经济，从事咖啡生产和销售的咖啡业主和出口商、盛产咖啡的东南地区逐渐控制了巴西国民经济，进而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因此，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集中到特殊的利益集团和少数地区，造成经济与政治发展失衡。三是由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强调的是出口，追求的是初级产品的不断出口，以出口来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对外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初级产品的生产需要依赖国外技术和资金，销售需要依赖国际市场和价格。因此一旦国外市场和贸易条件有所变化，它也必然随之变化，外部条件的优劣决定了它的兴衰。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这一战略失灵。四是由于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重视出口农业的发展，因而非出口农业（如粮食生产）就受到忽视。随着初级产品部门不断扩大和兴旺，手工业等其他部门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由于初级产品生产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造成沿海地区发达和沿海城市膨胀，而广大内陆地区仍处于落后、贫穷状态，巴西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始失衡。总之，巴西在独立之后尤其19世纪50年代后采取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是当时巴西人能够进行的唯一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历史的必然。这种战略在当时的条件下和相当长的时期内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战略本身的局限性，一旦时过境迁，国内外条件发生变化，它也就失去效能，不得不让位于新的发展战略。

总体说来，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为巴西现代化启动与初步发展阶段。由于这一阶段现代化的主体、目标、背景、内容和模仿对象，都与西方思想、西方文化和西方国家有关，故这一阶段亦可称作“西化运动”阶段。从现代化启动的背景与内容来看，这一阶段的西化运动具有明显的外激性和模仿性的特征；从现代化历史进程看，这一阶段是巴西现代化的发轫阶段，具有浓郁的“咖啡经济”和“咖啡政治”色彩，尤其盛产咖啡的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和里约热内卢三州基本垄断了1889-1930年期间总统职位，因此国家政治权力实际控制在“咖啡业主集团”手中，咖啡业主与联邦政府结盟取代了以前所有的政治安排，并主导了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不过，它所试行的西式政体、兴办的实业、创办的学校，标志着巴西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初步发展。从现代化性质来看，西化运动不仅在器物层面有所进步，还在制度层面有所突破。从现代化的结果来看，这场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工业化缺乏系统的规划和配套政策，以发展咖啡加工业及相关产业为主，主要布局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由此引起地区发展失衡，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取代东北沿海地区成为巴西经济与政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