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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同市场到欧洲共同体

时间:2022-07-1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它们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其总部设在卢森堡。共同市场莫内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首任主席,而煤钢共同体所开辟的欧洲经济一体化道路,将远远超越欧洲经济中的一个部门。共同市场的影响扩展到前欧洲殖民地国家,它们与六国分别谈判签署了优惠贸易协定。戴高乐虽然理解共同市场对西欧经济的繁荣大有助益,也预见到强大的西欧将会对两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构成制衡,但是他反对为共同体设置政治的或者超国家的权威。

经济扩张和一体化西欧在经济上扩张的同时,它在一个整合程度更高的经济体系中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有过无数关于欧洲联合的提议。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抵抗运动、马歇尔计划、欧洲各国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复兴的努力、冷战中来自苏联的威胁,所有这些因素都强化了一个理念,即西欧的未来在于一体化。有一些欧洲领导人曾经强烈呼吁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1949 年,来自 10 个国家的国会的代表在斯特拉斯堡建立了一个欧洲理事会,希望它成为联合起来的欧洲的立法机构。尽管欧洲理事会的成员国数目逐年增加,并继续支持欧洲联合的思想,但它从来没有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将自己的活动局限于人道主义、文化社会事务。1958 年,欧洲理事会建立了欧洲人权法院,用以保护其成员国个体公民的权利不受专断的政府行为的侵害。它禁止学校里的体罚行为,并宣布因认定有罪而判处死刑为非法。

日本对战后全球经济新的强大影响力来源于在 20 世纪 50 年代实现技术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图为 1964 年在东京和大阪之间投入运营的超级高速列车正驶过富士山。这种高速列车成为现代日本社会的著名象征之一。它运行时速达 150 英里,为后来欧洲的高速列车树立了样板。(George Gester/Photo Researchers)

欧洲整合本身采取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开始是在经济领域。1948 年,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组建了一个关税同盟,被称作比荷卢三国经济联盟,使三个小国可从一个相当大的自由贸易区中获益。与此同时,曾经参与战后法国经济重组、富有想象力但又不乏现实精神的法国官员让·莫内认识到,通向更大程度的欧洲统一的最初步骤必须要采用适度的经济方针,而且要从具体的目标开始。

欧洲煤钢共同体1952 年,根据莫内设计的一个计划,六个西欧国家——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以及比荷卢三国——将其煤炭和钢铁两个产业部门置于一种形式的超国家机构的掌控之下。它们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其总部设在卢森堡。六国不仅同意取消进口税,对煤炭和钢铁生产实行配额,而且将生产置于一个拥有决策权力的共同的高级公署的掌管之下。一个部长理事会代表六个国家的政府,但是高级公署承担主要的管理职能。

共同市场莫内是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首任主席,而煤钢共同体所开辟的欧洲经济一体化道路,将远远超越欧洲经济中的一个部门。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二个步骤是:1957 年 3 月,这六个国家签订了《罗马条约》,创建了一个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或者说关税同盟),即欧洲经济共同体(亦即共同市场),其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其目标在于最终实现全面的经济一体化甚至政治一体化。六国共同承诺扫除关税壁垒,制订针对外部世界的共同关税,协调社会和经济政策,并努力推进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另外一部条约中,六国还同意就其在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内进行非军事性原子能研究和技术开发进行协调。

六国共同市场在 1958 年拥有 1.75 亿人口,很快就成为正在扩张的世界经济一个繁荣的经济集团。到 1968 年,最后一项内部关税被取消(这比预计的时间有所提前),六国之间贸易量的增长速度超过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量的一倍。共同市场的影响扩展到前欧洲殖民地国家,它们与六国分别谈判签署了优惠贸易协定。通过共同市场,西欧得以在新的世界格局的构造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而自 1945 年以来,世界事务一向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主导的。共同市场还有助于进一步将复兴了的民主的西德吸纳进西欧,有助于法国和德国的和解,终结 20 世纪上半叶曾破坏欧洲大陆的两国之间的恶斗。

战后欧洲新的国际合作精神体现在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和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戴高乐身边向群众挥手致意者)两人的合作上。两位领导人经常会面,创造了一种作为新欧洲的基础的伙伴关系。七十五年里在欧洲心脏地带打了三次重大战争之后,德国和法国建立了和平的同盟关系,给欧洲大陆带来稳定,消除了两个宿敌之间传统的战争问题。(Dalmas/Sipa Press)

欧洲共同体1967 年,三个“共同体”合并为今人所指的欧洲共同体。三个组织的高级委员会组合成欧洲委员会,其议事会成为欧洲议会。欧洲议会根据所属政党而不是国别分配议席。1979 年,欧洲议会成员首次经由全欧洲范围内的选举产生,而不再由各国政府选派。欧洲议会仅有有限的立法权威,但是它有权监督预算和欧洲委员会的工作,而且始终秉持欧洲统一的理念。最终的决策权仍然由代表各成员国的部长理事会掌握,其对重要事项的决定必须获得一致通过。

英国最初拒绝加入共同市场。由于其与英联邦的经济联系,对廉价进口食品的依赖,以及不愿接受超国家权威的心态,所以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政府都不加入共同市场。但是英国的经济增长持续地落后于其他欧洲大国之后,促使英国政府在 1963 年寻求加入共同市场。然而英国的请求遭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否决,因为英国本身及其公认的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对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领导权构成威胁。直到 1969 年戴高乐退出政坛,英国才获准加入。

迈向政治一体化如果说 1958 年至 1968 年十年间在经济一体化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那么迈向政治一体化的步伐则要慢许多。戴高乐虽然理解共同市场对西欧经济的繁荣大有助益,也预见到强大的西欧将会对两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构成制衡,但是他反对为共同体设置政治的或者超国家的权威。欧洲必须成为主权国家的欧洲,或者说“祖国的欧洲”。更执著的欧洲主义者对此感到失望。然而,欧洲共同体已经拥有超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机器,欧洲各国的公职人员和官僚日复一日地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合作共事(他们理所当然地被称为“欧洲官僚”),各国官员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密切磋商,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政治一体化不可避免,更不必说在北约之下的军事和防务联系早已将西欧国家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法德之间的友好关系由戴高乐和阿登纳所确立,继而又为他们的继任者所加强,这依然是共同体内部的合作关系的关键。

欧洲人绝不急于放弃他们的国家主权和独立,但是欧共体造就了一种共命运的强烈感受,一种对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共同信念,以及一种对人权和社会需要的共同关切。它不仅对西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增强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而且帮助西欧完成自身重建以使之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欧洲共同体正在规划自己的跨国军事力量。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全球经济,以及各国货币的“浮动”,使得世界上主要的证券交易市场和金融市场愈益重要。世界各国的政府发现,他们的货币、债务和经济稳定会受到有势力的投资商和金融交易商的投机活动和判断的显著影响。图为 1979 年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此中展现了现代金融体系的规模,以及一个正常的交易日的繁忙场景。(Bettmann/Corbis)

西欧的竞争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欧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全部进口的四分之一和全部出口的五分之一。它的出口曾一度与美日两国的出口总计不相上下。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即将生产和销售的附属机构设在本国以外的公司——中有三分之一属于欧洲。伦敦、法兰克福和巴黎再度成为金融中心。1971 年,西欧的钢产量超过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汽车大举进入美国汽车的国内和国外市场。西欧的食品能够实现自给自足,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奶制品出口产地。在 60 年代,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和苏联,而其人口仅为这两国的四分之一。它占据了共同市场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西欧和日本正在削弱美国在生产和贸易上的领先地位,同时也正在将美元优势地位的时代推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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