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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香和国王(—)

时间:2022-06-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1530年,阿雷蒂诺在博洛尼亚将提香介绍给查理五世,皇帝这时正忙于重整意大利,所以当提香为他作画时,显得不耐烦,后来只付了1杜卡特作为酬劳,而使这位艺术家极为吃惊。1533年,他封提香为伯爵和金马距武士,而且,自那年起,提香便正式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有势力的王朝的宫廷画师。既然罗维尔现在是威尼斯的统帅,他和他的夫人便常到威尼斯,提香在那里为他们作画,一个几乎全副盔甲,一个是因多病而苍白驯顺的妇人。

1530年,阿雷蒂诺在博洛尼亚将提香介绍给查理五世,皇帝这时正忙于重整意大利,所以当提香为他作画时,显得不耐烦,后来只付了1杜卡特(约等于12.5美元)作为酬劳,而使这位艺术家极为吃惊。费代里戈·贡萨加称赞提香为“当代最好的画家”,自掏腰包使酬劳增加到150杜卡特。慢慢的,公爵说服了查理。1532年,他们再度碰面,在后来的16年之中,提香为皇帝画了无数的像,诸如全副武装的查理(1532年):上穿华丽的紧身衣,外加锦缎袍,下穿白马裤、长袜和鞋子,头戴黑帽,并插不调配的白羽饰(可能在1533年);查理与伊莎贝拉(1538年);穆堡(Mühlberg)之役中,身着闪亮盔甲、跨骑骏马的查理(1548年)——配色和气势均很成功;身穿沉郁的黑衣在阳台上沉思的查理(1548年),除了服装之外,我们可相信画家和国王都无意于把他们的主题理想化。这些画仍然表现了查理不讨人喜欢的面貌、粗糙的皮肤、沉郁的精神和相当程度的残忍性格。然而,它们总算表现了这个皇帝是一个冷硬心肠的人。他使半个西欧归于他的统治之下,虽然他可以仁慈,也可以大方地补偿他当初的悭吝。1533年,他封提香为伯爵和金马距武士(Knight of Golden Spur),而且,自那年起,提香便正式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有势力的王朝的宫廷画师。

同时,也许是因费代里戈·贡萨加的关系,提香认识了乌尔比诺的公爵罗维尔,后者是费代里戈的妹婿、伊莎贝拉的女婿。既然罗维尔现在是威尼斯的统帅,他和他的夫人便常到威尼斯,提香在那里为他们作画,一个几乎全副盔甲(因为提香喜欢其光泽),一个是因多病而苍白驯顺的妇人。提香为他们画了一幅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木版画。这幅画的吸引人之处,只是在画中的女人赤褐色的头发上所表现的光线和色彩。此外,他还为他们画了一幅画像,叫做《美女》(La bella),是用绿色和棕色画的,现藏于比蒂画廊;又为费代里戈的继承者公爵圭多巴尔多二世画了一幅艺术界最完美的裸体画,叫做《乌尔比诺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Urbino,约在1538年)——据说,提香曾参与乔珠奈所画的《熟睡的维纳斯》(Sleeping Venus)的润饰工作——此时,除了陪衬物和面貌之外,他大致上是模仿那幅杰作的。在这幅画中,脸部没有乔珠奈所表现的那种真挚的安详,也摒弃了原有的静谧的风景物,而改以绿色的窗帘、棕色的布幔和红色的长凳代替;而且,还有两个女侍在寻找华丽的恰好适合穿在女士美妙身段上的长袍。

从公爵和皇帝,提香转而画教皇。保罗三世也很威严,他有男子气概,有巧妙的手腕,还有一张勾画着两代历史的脸。这时候,提香所得的机会要比以前在不可理喻的皇帝那儿所获得的好些。1535年,在博洛尼亚,保罗勇敢地供提香作画。穿着飘逸的教皇长袍、已67岁的他,虽有倦态,但仍威风凛凛。曾经一度不可一世的身躯之上,是长形的头和浓密的胡子,象征权威的指环明显地放在他的手上,这幅画和拉斐尔的《尤利乌斯二世》并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最精致、最有深度的画像。1545年,教皇邀请68岁的提香到罗马,这位艺术家被安顿在布尔瓦德尔,接受该城所有的荣耀。瓦萨里充做他的导游,陪他参观古典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罗马的奇观,甚至于连米开朗基罗都欢迎他,并在私底下对他的朋友说,如果提香曾学过画,他一定会变成更伟大的画家。在罗马,提香再度为保罗作画,这时保罗比以前更老、更佝偻,也更烦恼,两旁是阳奉阴违的两个孙子。不久,这两个孙子便背弃他。这一幅也是提香最具深度的画之一。他还为其中的一个孙子奥·法尔内塞(Ottavio Farnese)画了现在存于那不勒斯博物馆的沉溺肉欲的《达尼尔》(Danaë)。在罗马住了8个月之后,他慢慢地经由佛罗伦萨大道回到威尼斯(1546年),希望清闲、安详地在威尼斯度其余生。

但是,一年后,皇帝急召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到奥格斯堡(Augsberg)去。在那里,他住了九个月,画了前面所列的帝王画像中的两幅,并使瘦弱的西班牙大公如萨克森诸侯乔安娜(Johann Friedrich)等高大的条顿人一样永垂不朽。提香第二度到奥格斯堡时(1550年),遇到后来的西班牙菲利普二世,为他作了几幅画,其中的一幅存于普拉多,是文艺术复兴时代最好的画像之一。更可爱的是他画查理的葡萄牙籍夫人——伊莎贝拉皇后的容貌,她死于1539年,但是,四年之后,皇帝把一位不知名的画家为她作的画拿给提香,要求他把这幅画变成完美的艺术品,结果可能不像皇后。但是,虽然是想象画,这幅《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在提香的作品中仍属上乘之作:清秀而忧郁的容貌,高贵的服饰,一本安慰她对早逝似有预感的祈祷书,用强烈的绿、棕、蓝三色组成的远景。许多次,提香赢得了贵族阶级对他的折服。

自奥格斯堡回来之后(1552年),提香觉得游历已足,这时他已经75岁,自然会有不久于世之念,但也许是忙碌使他长寿,专心作画使他忘记死亡。在一系列的宗教画中(1522—1570年),他把从亚当到基督的基督教义和故事多彩多姿且极戏剧性地描绘出来,用生动的画像纪念使徒和圣者,其中画得最好而最凄惨的是《圣劳伦斯殉道记》(The Martyrdom of St.Lawrene)(1558年于威尼斯):圣者正在铁架上被罗马士兵和奴隶烤着,后者还用火烫的铁棍和鞭挞增加他的痛苦。这些宗教画感人的程度不如佛罗伦萨派(the Florentines)的宗教画深,这些画的画面较优美,但是不会令人有诚敬的感觉。从基督和使徒们的形象看,便可清楚地知道提香的兴味是纯技巧性的,他考虑的是华丽的人体,而不是苦修的圣人。在乔万尼·贝利尼和提香的基督教义之间,虽然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已失去威尼斯艺术所具有的精神要旨。

图画或雕刻艺术所不可或缺的感官要素,在提香的画中,仍强烈地存在着,几达一个世纪之久。他画了数种不同的《达尼尔》,并画了许多“维纳斯”以维护这种信仰。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是这些“神话”的最佳客户,马德里的皇宫中挂满了《达尼尔》、《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珀修斯和安得鲁米达》(Perseus and Andromeda)、《伊阿宋和美狄亚》(Jason and Medea)、《阿卡提翁和狄安娜》(Actaeon and Diana)、《欧罗巴之劫》(The Rape of Europa)、《塔尔昆和卢克莱修》(Tarquin and Lucretia)、《狄安娜和卡里斯图》(Diana and Callisto)以及《朱庇特和安提欧普》(Jupiter and Antiope),又名《普拉多的维纳斯》(The Venus of Pardo)。除了最后一幅之外,其余的都是提香在1553年后所画的,当时他已76岁,或者可能还要老些。在80多岁的高龄,这位画家创造裸女的想象力跟他在盛年所画的一样完美。狄安娜的赤褐色的头发往上翘,这是P.韦罗内塞当时采用的形态,赤褐色的维纳斯几乎比所有希腊的阿芙洛狄忒都要可爱。《梳妆的维纳斯》(约1555年,现存于华盛顿)一画所用的模特儿也许是同一个女人,只是长胖了些。在《普拉多的维纳斯》中,她又充当维纳斯,紧拉着阿多尼斯,拼命求他离开他的狗。即使在柯勒乔的画中,也没有如此大胆地暴露女人的肉体。还有其他的维纳斯画像散布在各个画廊,但一下子全聚集在提香的脑中。存于桥水屋(Bridgewater House)的《沐浴的维纳斯》(Venus Anadyomene,约1520年)站在澡池里,膝盖以下适当地隐藏着;藏于沃夫兹的《维纳斯和丘比特》(Venus and Cupid,约1545年)中的维纳斯是黄褐色的头发,蓝眼,白色的皮肤,还有一双完美无瑕的玉手;柏琪斯画廊所保存的《受教的丘比特》(The Education of Cupid,约1565年)中的维纳斯穿着衣服;存于普拉多的《维纳斯和风琴演奏者》(Venus With the Organ Player,1545年)中的风琴演奏者无法专心演奏;以及大都会艺术馆所保存的《维纳斯与吹笛者》(Venus With the Lute Player,1560年)。总之,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画中的女人只不过是他们的魔力的一部分,提香对大自然及女人同感兴趣,在这些画布中,有些他画了美丽的风景。有时候,这些风景与女神本身一样可爱。

比这些神话画更伟大,更具深度的是画像。若说这些维纳斯的画表现了一种永具生趣的形式,那么,这些画像便表示提香有把握和传达人性的本领,总之,这种艺术的力量是其他画家所不能企及的。什么能比无名氏的《戴手套的男人》(Man With the Glove,约画于1520年,现存于卢浮宫)更细致?戴手套的左手和白色的绉领跟自眼中反射出来的敏感气质配合得如此美妙。《红衣主教伊普里托》(Cardinal Ipolito de'Medici,画于1533年,现存于佛罗伦萨的比蒂画廊)是较差的一幅画像,但是在其脸部仍表现了敏慧、艺术感和权力欲。《弗兰西斯一世》(约作于1538年,现存于卢浮宫)把这位法国国王的尊容画出了名,共有1万幅的复制品散布在全世界,羽饰的帽子,笑眯眯的眼睛,狭长的鼻子,一撮须髯和一袭红衬衫,就是这位失去意大利而获得达·芬奇和切利尼以及成百个女人的国王的塑像。提香的官职使他不得不为许多公侯作画,这些画几乎已全部佚失,只剩下三幅惟妙惟肖的人像:《尼可罗·马尔赛罗》(他于提香出生以前即已死亡)——一张丑陋的嘴脸配上一袭华贵的衣袍;安·加马尼(Antonio Gaimani)在王公宫殿的《信仰》(Faith)的图中——一张道学面孔和一袭华贵的长袍;以及A.格里蒂——衣袍较不华丽,但是一张威严的脸包容了威尼斯所有的权势。风格相反的有精巧的《卡拉莱丝·斯特罗奇》(Clarice Strozzi),对这幅画,阿雷蒂诺赞赏备至。存于佛罗伦萨比蒂画廊和纽约弗利克收藏所(Frick Collection)的阿雷蒂诺的画像,是一个迷人的流氓的无情的呼唤。比较温和的是提香所画的本博纪念像,此时(1542年),这位诗人的赞助人已当了红衣主教。提香的最伟大的画中,有一幅叫做《法学家伊普里托·里米那迪》(The Jurist Ippolito Riminaldi,1542年),一度被叫做《诺福克公爵》(The Duke of Norfolk)——蓬乱的棕发、高额、稀疏的胡髭、紧闭的嘴唇、小巧的鼻子、犀利的眼神。当我们知道这些人的外表只不过是随时可应付任何挑战的坚强意志和娴熟世故与艺术各面的细密心思的表征时,便可更加了解意大利和威尼斯。

最有趣的是提香自己的画像,他为自己作了几次画,最后的一次是在89岁时。站在这幅藏于普拉多的自画像前,我们看到的是为无数的日子所刻画、所洗涤的脸:头巾没完全包住白头发红胡子几乎遮住了脸,大鼻子呼吸着权力,蓝色的眼睛,因把死亡看得太近,显得有点忧郁,手握着一把画刷——伟大的艺术活力尚未耗尽。这位不是公侯、不是元老、不是商人,而是主宰威尼斯半个世纪,使朝生暮死的贵族和国王不朽,并使他所喜爱的城市与佛罗伦萨和罗马在文艺复兴史上并列的人物。

虽然早年潦倒的记忆使他至死贪得无厌,此时的他已属富有,威尼斯“由于尊敬他难得的造诣”而免除他的某些税。他穿的是华服,住的是舒服的房子,有宽阔的花园俯瞰浅湖。我们可想象他在那里款待诗人、艺术家、贵族、主教和国王的情景。他于1525年娶的太太,在生了两个儿子之后,便于1530年去世了。于是,他又开始重享以前曾经享受过约达半个世纪的文人自由,其女拉维尼娅(Lavinia)是他的掌上明珠,他试着为她作画,虽然她的身体胖如主妇!但是,他结婚数年后,她也死了。一个儿子叫蓬波尼奥(Pomponio),是个无用的浪荡子,伤透了这老人的心;另一个叫奥拉齐奥(Orazio),他画了一些画,但均已逸失,提香晚年的画他可能参与过。此时帮助他的可能是他的另一位门生多·西奥托库普卢斯(Domenico Theotocopulos),虽然在提香愉快的表情和欢悦的环境中并无这种迹象。

在他的垂暮之年,他几乎每天作画,于其艺术中找到唯一安全的快乐。在绘画时,他知道他是泰斗,全世界都在赞赏他。他的手仍不失灵巧,眼睛仍然犀利,甚至于他的智慧和他的想象力,亦丝毫不减当年。有些购买者抱怨这些晚期的作品还没完成便送去给他们,纵然如此,这些画仍是奇迹,除了拉斐尔之外,恐怕没有其他的画家具有这种纯熟的技巧,这种对颜色和结构的控制能力,以及组合多种光线的奇才。他的错误在于他的速成品和有时漫不经心的作品,但是,当他细心慢工作画时,他便能画出像存于巴约纳(Bayonne)的博纳艺术馆(Musée Bonnat)的《摩德罗和安杰莉卡》(Medoro and Angelica)一样的神妙之作。人像必须速画,因为对象太没耐心、太忙碌,无法长坐或常去供他临摹。因此,他只好先素描,再根据此轮廓加以润饰,也许在画中会多添上实体所没有的东西。在油画方面,他则太重视形体,很少把握住基本的精神。在透视力和感触力方面,他不如达·芬奇或米开朗基罗,但是,若拿艺术相比较,他又何其健康!没有反常的意象,也没有对大自然和人类的本质咆哮抱怨,提香接受大自然、男人和女人的原相,并且从他们获得快感。他是直率的异教徒,90年中,他一直乐于玩味女人的构造,他心目中的贞女是健康的、活泼的、可婚嫁的。于提香的艺术中,贫穷、悲哀和人生的不安所占的地位微不足道,除了少数的殉教画和耶稣十字架受难画之外,所表现的都是美感和欢乐。

在不停地作画中,他终于老迈了,比正常人多活了25年。88岁的时候,他旅游到布雷西亚,并接受热诚的邀请为人民大殿中的一个天花板作画。瓦萨里在他90岁时拜访他,发现他仍拿着画笔在工作。91岁时,他画了一幅雅科布(Iacop da Strada)的肖像(存于维也纳),色彩绚丽、性格刚毅。但是,这时候,至少他的手已开始颤抖,眼力已渐模糊,他觉得信仰的时刻已到。1576年,他已99岁,他答应为费拉里的教堂画一幅《基督的葬礼》(Burial of Christ),条件是让他葬在该处,此教堂已挂了他的两幅杰作。他没有完成就死了,只差一年就活了100年。那一年,威尼斯发生瘟疫,每天有200人死亡,1/4人口因得传染病而死,提香是在瘟疫期中死的——可能不是因为瘟疫,而是因为年纪老迈(1576年8月26日)。政府为了要举行国葬,特地废除公共聚集的禁令,他依其所愿被葬在费拉里的教堂。这是一个伟大生命、也是一个奇异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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