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缜与无神论

范缜与无神论

◆神人骑辟邪铜插座
此器是汉代道术活动昌盛的反映。

总之，道教之所以能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得到长足的发展，一方面是因为炼丹成仙的宗旨迎合了贵族的精神需要，保身隐居的生活方式受到厌世士人的欢迎，符 斋醮的消灾治病对苦难中的民众有一定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因为道教自身进行改革，向统治者靠拢，取得了封建统治者的信任。

佛教的兴盛与传播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虽然佛教自西汉末年以来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长期以来，不论是上层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对佛教尚未认同，因而佛教发展也非常缓慢。东汉末年以来，社会动荡以及各民族政权的频繁更替，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而这一时期来自西域的高僧，也对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时期，中国的佛经翻译逐渐增多，佛教教义和理论逐渐完整，佛教寺庙和造像艺术空前发展，佛教信徒也迅速增加……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魏晋南北朝都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麦积山石窟

■高僧译经

在佛教发展史上，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经的翻译始终是佛教传播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佛教在西汉末年初传之际，既限于佛经的稀少，也限于语言不便沟通，多数佛教语言都借用黄老道教词汇来解释。这既不利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也不利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因此，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逐渐引起了一些高僧所重视。东汉末年以来，佛教经典翻译渐多。来自西域的安息（今伊朗）人安世高和月氏人支谶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做出了巨大贡献。安世高翻译的是小乘佛教，而支谶翻译的则是大乘“般若”学说。

◆五百强盗成佛图·狩猎图

南北朝时期，著名翻译家有释道安、鸠摩罗什、慧远等人，一方面组织翻译和整理佛教经典，一方面广收弟子门徒，培养佛教人才。因此在他们的努力下，佛教经典的翻译数量更多，也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佛教思想和教义也因为佛经的翻译而逐渐深入全面地输入了中国，这为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高僧道安生活在西晋时期，他曾师从后赵石勒所封的“大和尚”佛图澄，颇受佛图澄的赞赏。后赵战乱之后，他辗转回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南下襄阳，一生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他还总结译经经验，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后世的经典翻译工作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五失本”指的是在译经时碰到的5种改变原文经句的译法；“三不易”指译经时碰到3种不容易把握的情况。史称：“经义克明，自安始也”，说明道安在翻译经典、阐明经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道安还非常重视亲自讲经，宣扬佛法，培养佛教人才。他所培养的佛教弟子达数百人，两次分散到大江南北，成为各地佛教的骨干。道安还提出了出家人不用俗姓，一律用“释”为姓的观点，成为后世定制。

鸠摩罗什是天竺人，他生于龟兹。龟兹为西域重镇，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必经之地，因此龟兹佛教远比中原发达。鸠摩罗什先辗转西域各国，传播佛法，颇有影响，后被后秦政权迎到长安传播佛法。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译经，传播佛法。由于他精通佛经，因此他所翻译的经典，不仅文字语言精妙，而且教义理解精微，成为后世译经的典范之作。

◆东林寺
庐山东林寺是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至今 仍是著名佛教圣地。

慧远是道安的弟子，也是道安在众多弟子当中最器重的一个。慧远在学有所成之后隐居庐山30多年，精心培养弟子，宣扬佛教，组织佛教经典的翻译。慧远翻译佛经，擅长以儒学和玄学比附和解释佛教教义，因而在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翻译佛经的同时，慧远还与各地高僧保持着密切联系，时常论法讲道。慧远虽隐居庐山，但他既与南朝权贵有着广泛的交往，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敬重，也在普通民众中宣扬佛法，在社会下层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慧远的努力下，庐山成为了南方佛教传播发展的中心，佛教在南方社会各层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佛教理论的探索与发展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既要通过译经保持自己的思想特色、传播自己的教理，也需要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以求得在中国的发展传播。因此致力于佛教传播的高僧们在译经的同时，也结合中国社会情况和佛教传播发展的需要，做了一些理论性的探讨。

魏晋南北朝动乱频繁，虽然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佛教持久稳定的发展。道安认为，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如果佛教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是难以传播的，因此他提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道安在襄阳时期与当地及江东士大夫广泛交往，迎合东晋朝野崇尚玄学的风气，使佛教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他后来被前秦苻坚迎到长安之后，积极迎合前秦政治需要，换取了前秦对其译经事业的支持，组织了来自印度和西域的很多僧人，翻译了众多的佛教经籍。道安的这种思想也成为此后佛教传播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则，也是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

◆鸠摩罗什舍利塔
后秦崇佛，公元401年迎印度裔西域名僧 鸠摩罗什到长安，待以国师之礼。

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中，以忠孝为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伦理规范，君臣、父子等伦理纲常是不容侵犯的。因此佛教提倡的出家、忘俗、不婚等做法与伦理纲常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为此，道安的高足慧远提出了著名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对佛教教徒不应当礼敬帝王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佛教弟子“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慧远的理论协调了佛教与王权、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使统治者对佛教消除了“不忠不孝”的顾虑，也成为佛教发展史上重要的理论之一。

到南北朝时期，佛学研究已经蔚然成风，除僧人之外，学者文人、王公贵族等，或聚众讲说，或编著论述，人们逐渐对如何才能成佛、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佛的问题引起了关注。对此，涅 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竺道生提出了佛性说。他认为佛性是众生所秉的法性，是每个人的 自然本性，提出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说法。此后竺道生又辗转南北宣传自己的主张，使佛性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认同。佛性说阐释了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能成佛的理论，对后来禅宗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林寺古塔
慧远到庐山后，初居龙泉精舍及西林寺，后因弟子日渐增多 ，乃建东林寺居住。

儒、释、道的冲突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和道教的逐渐成熟作为两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信仰体系，为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丰富的内容。与佛道的发展相比较，东汉末年以来，儒家名教伦理观念趋向衰微，传统经学逐渐失势。在佛教的空前发展和道教日趋成熟的挑战面前，儒术独尊的局面也难以继续维持了，因此思想界内也像分裂的社会局势一样，产生了儒、释、道三教并立、互相排斥而又逐渐融合的复杂局面。

◆草堂寺
草堂寺在西安西南方约35公里处，原为十六国时期后秦姚兴修的逍遥园中的一部分。公元401年，姚兴迎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到长安，后来鸠摩罗什就移住逍遥园内，率众沙门校释梵文经典97部共425卷，这是中国古代大规模翻译佛经的首例。译经之后，姚兴又请鸠摩罗什在这里讲经，一时佛法昌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的碰撞是这三种思想文化的初次交锋，略显稚嫩的佛、道二教，因为儒学暂趋式微，而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各自的活力和思想文化影响力，它们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和吸收，以传统的、曾被封为独尊的儒学文化为轴心，在冲突中力图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却又无法违背文化发展的规律，因而逐渐地相互吸收而走向了谐调发展，从而也奠定了以后一千多年封建文化以儒为主，释、道为辅的基本格局。

■冲突

魏晋儒、释、道三教的相互排斥中，佛教作为一种相对陌生的外来宗教文化，它与儒、道两种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文化之间的冲突是首当其冲的；而佛、道作为两种不同的宗教，也免不了为赢得统治者的支持和争夺思想文化阵地而互相攻击；曾经根深蒂固的儒学虽然处于式微状态，但它也绝不容佛、道二教对其作为统治思想的独特地位构成威胁。因此三者的冲突从一开始就是比较复杂的，而其中，佛教与儒家的冲突尤为激烈。

◆罗浮山的冲虚古观
罗浮山是道教胜地，冲虚古观始建于东晋咸 和年间，葛洪曾在此修道炼丹，济于行医。

作为儒、释、道三教的初次交锋，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而引起的夷夏之争、因佛教徒出家修行而引起的宗法伦理之争、因佛道等宗教发展而引起的危国论等，是此时三教争论的主要问题。南朝刘宋道士顾欢专门写了《夷夏论》、南齐道士作《三破论》。前者认为华夷之俗有别，道教适用于中原华夏地区，而佛教则是夷邦宗教，以此反对佛教的发展；后者攻击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入身破身，从而使争论达到高潮。对此，佛教徒又纷纷出来进行辩护，以慧远为代表的佛教高僧也从佛教教义教理的角度出发，认为佛教“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使这种争论有所缓和。

与夷夏之争相联系，由于佛教主张出家，放弃尘缘而追逐来世，放弃人伦而弃绝婚姻，因此引起了儒家以“忠孝礼仪”为内容的批评，认为佛教离弃亲人，不讲孝道；剃发绝嗣，违背人伦。对此，佛教徒也进行了各种辩解，认为佛教也讲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出家修行是“弃小孝而尽大孝”，并不是无情无义、不忠不孝。

◆五百强盗成佛·作战壁画
此壁画取自佛经故事 萨罗国有五百强盗作乱，被国王派大军征剿，成为俘虏。他们遭受酷刑，被挖去双眼，放逐山林。佛以神通力吹香山药使五百强盗眼睛复明。强盗皈依佛法，剃发出家，隐居山林，参 禅入定，最后成佛。

关于宗教发展是对国家有利还是有害的争论，主要是针对佛教，但也旁及道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政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朝梁时的荀济甚至认为佛教是三百年动乱的祸根。与此相反，佛教徒则竭力证明佛教有助王化、劝佐礼教。

总体上，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争论也颇受统治者关注，北魏太武帝指责佛教是胡教，有碍礼义；北周武帝则认为“佛经外国之法，此国不须”，因此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的大规模灭佛事件。但是南朝宋文帝、梁武帝等则极力尊崇佛教，为佛教做辩护，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

■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儒学式微，佛道并盛，但是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影响力依然不可轻视，士大夫们的宗法伦理观念依然非常强烈，因此儒、释、道三教之间的交锋非常突出，而儒学伦理与佛教的冲突尤为激烈。这一方面说明佛道教已经成为了社会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说明，儒家伦理及其夷夏观念依然是社会思想文化的核心。佛、道教的迅速发展和传播对儒家纲常伦理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而佛、道二教为了发展，也不得不顺应作为本位的儒学伦理而作适当的改变，因而冲突也便促进了三种思想文化之间的融合。

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文人学者和各教信徒都对对方的思想做了一定的分析研究。佛教和道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和新兴的宗教，首先面临着在社会上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如果不依靠统治者，得不到统治集团的支持，佛、道二教是很难获得发展的。而为了能引起统治者的兴趣，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又不得不对教义教理做一些符合统治者要求的解释。因而佛、道二教在很大程度上吸收附会了儒学伦理纲常的一些内容，三教之间因而由对立而逐渐趋于融合。

东晋时期著名僧人慧远认为，佛教为内在修养，儒学为外在王治。北周武帝灭佛前，在统治政策上奉行“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原则，推行的是一种多种思想并行政策。谢灵运著《辩宗论》，用以折中佛与儒，沈约著《均圣论》阐述“内圣外圣，义均理一”的道理。佛道为了赢得统治者的信任和支持，普遍采取了一种佛、道教理与儒家学说“殊途同归”的附会方式，用以说明佛教和道教也是有利于维护统治的。

事实上，作为三种不同的思想文化，新起的道教和佛教对当时的王公大臣、名士学者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少人三教或二教兼修，并无教门严格界限。梁武帝三教皆精，其佛、儒论著，洋洋大观。陈代大儒张讥的学说，同时为儒、佛、道信徒所传承。总之，虽然有的皇帝宠信道教，而有的皇帝则偏爱佛教，还有的皇帝大力排佛灭道，但从总体上看，在保持儒学正统地位的条件下兼容佛、道的做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流。

◆彩绘石雕立佛像
青石雕像，贴金绘彩，彩色仍保持鲜艳，使人可以看到当年石像施彩的原貌，实属珍贵。佛像已折毁成两段，但尚可拼合，下有插榫，但原座已佚（现像下莲台为后配）。佛为立姿，但双手已残损。造像丰腴合体，面相圆润，弯眉细目，嘴角微上翘，满含笑意，令人感到慈祥亲切。头光圆形，中心是莲花。通身舟形背光，中间是二飞捧香炉，两侧又各有二供养飞天，体姿灵动。

范缜与无神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处于大动荡时期，战火连绵、天灾人祸，使百姓生活无比困苦；而一个个民族政权和割据分裂政权时而迅速崛起，时而又迅速灭亡，也让统治者感到富贵无常、人命危浅，这些给宗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因此佛教、道教等的发展在此时期达到了一个高潮。从帝王皇室到黎民百姓，大多崇佛信佛，佛寺林立，僧尼众多，这不仅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天下户口，几亡其半”的局面；而且也使佛教发展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产生了冲突。有识之士对这种宗教狂热式的发展深感不安，他们一方面为了维护儒家传统思想，一方面也是从关心国家命运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开始向佛教和佞佛狂潮发起攻击。展开了有关人的生死以及灵魂等问题的大辩论，催开了无神论思想的智慧之花。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范缜。

范缜，字子真，祖籍顺阳（今河南淅川境内）。他聪颖好学，少年时师从著名学者沛国人刘，精通经术。范缜先后在齐、梁做官，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他有一种愤世嫉俗的激情和见地超群的智慧，其言论常常是一鸣惊人。当时，梁武帝萧衍和竟陵王萧子良笃信佛教，朝野风靡。范缜心怀忧虑，苦苦思索人的生死因果，写出了无神论名著《神灭论》，提出“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主张，以驳斥佛教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说。

在写作《神灭论》之前，范缜早已因为统治者痴迷佛教的问题而直接和皇室发生过辩论。当时，竟陵王萧子良醉心 佛教，经常与宾客谈论因果关系。惟范缜大唱反调，坚持世上无佛。萧子良责问：“先生不信因果，为何世间有人富贵，有人贫贱？”范缜答道：“人生好比树上的花朵随风飘落，有的落在茵席上，有的落在粪坑中。落到茵席者，如同殿下您，落到粪坑者，如同下官我，这完全是偶然的现象。虽然贵贱不同，因果到底在哪里呢？”一席话说得萧子良无言以对。

范缜认为要从整体上推倒佛教的体系，就必须破除佛教的根基有神论，因此他经过深思熟虑，以一问一答的形式撰写了流传千古的《神灭论》。其中，他用非常形象的比喻来阐释人的肉体同精神的关系就好比刀刃和锋利的关系一样，刀刃是一种客观物质，锋利只是刀刃的作用，离开了刀刃就无所谓锋利，从来没有听说刀刃不存在而锋利单独存在的。同时，他又驳斥了人和树木等同、生人与死人混淆的种种佛论。他还剖析了佞佛者的心理，指出他们利用佛教祸害国民的行径，说明自己写作的目的是由于“浮屠害政，桑门蠹俗，风惊雾起，驰荡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者何？”

《神灭论》一出，朝野震动，尤其是梁武帝。这个认为“惟佛一道为正道”的皇帝非常恼火。他不仅亲自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以攻击范缜“违经背亲、言语可息”，还下令让王公贵族64人连续发表反驳《神灭论》的文章75篇。竟陵王萧子良还召集僧众集体向范缜发难，但都不能使范缜屈服。与统治者对抗是要付出代价的，范缜因为“言不逊，妄陈褒贬”而被流放广州达数年之久。但是范缜及其《神灭论》的光辉思想代表了当时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一直闪耀在中国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的历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