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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天下,泽被苍生

时间:2022-05-1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管仲改革方案一角管仲干革命没成功,不过却因祸得福,成功当上了齐国的国家总理。所以,要想提高生产力,增加单位农田的粮食产量,最好的办法就是改进生产工具,即推广铁器农具的运用。而管仲此次改革,更是直接促使齐国成为最早推广铁器的诸侯国之一。这种制度,不仅妥善处理了粮食分配的问题,增加了齐国财政收入,还赢得了齐国百姓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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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改革方案一角

管仲干革命没成功,不过却因祸得福,成功当上了齐国的国家总理。这不仅要感谢鲍叔牙的举荐,也得益于齐桓公的既往不咎。为了报答鲍叔牙和齐桓公的救命加知遇之恩,管仲自然为了齐国的发展殚精竭虑。

可是,当时诸侯并峙、强国林立,南有荆楚,西有秦晋,个个兵强马壮。齐国想从中脱颖而出,难度不小。

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经济政治和军事。自古以来,能成功处理好任何一个方面的人,绝对是青史留名的能臣猛将。

管仲呢,更是能臣中的能臣、猛将中的猛将。

经济?管仲本身就是商贩出身,虽不是富甲一方的巨贾,但总归白手起家过。

军事?管仲也算行伍出身,尽管是个逃兵。况且他当年还百步穿杨,一箭射中齐桓公。

政治?政治无非就是内政和外交,虽然管仲封侯拜相前还没有展现这方面的才华,不过人家好歹是一国之相,想来政治智商肯定不会低。

由此可见,管仲还真是个人才,政治、经济、军事,样样都懂,行行都会。正所谓能者多劳,管仲天下奇才,一上任就马上为“称霸春秋”的伟业进行改革。

经济政策,相地而征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齐国想称霸春秋,免不了与其他实力强大的诸侯国打仗。冷兵器时代,打仗打的是什么?一是钱,二是人。

钱从哪里来?无非两点:赋税和资源。

这里要说明一下,春秋时期的国家赋税,最主要的是农业税和商业税。

管仲的经济改革,重点就是从农业税、商业税和资源开发三方面入手。

推广铁器,相地而征——解决农业税问题

农业税就是征收地租,主要以征粮为主。没办法,古人实在,战乱年代,货币不能吃,而且会贬值甚至作废,还是粮食叫人放心。

可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普遍不高,各诸侯国之间差距不大。所以要想在农业税方面提高国家粮食储备,实在是不容易。毕竟大家生产力差不多,哪个诸侯国农田多、农民多,哪个诸侯国就能多征收粮食。

这个现象在春秋时候非常正常,因此才导致大小诸侯国的国力对比悬殊。比如地广农田多的荆、楚两国,以及人多农民多的秦、晋两国,就属于当时的“发达国家”。

所以,要想粮食征得多,只有三个办法:一是抢占更多农田;二是拥有更多农民;三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

推广铁器,提高生产力

管仲虽然被后世誉为“春秋第一相”,但他终究是人,没办法像盘古一样,动动手脚就开天辟地;更不可能像女娲一样,三两下就造出一批农民和士兵。

生产力的提高,着实不容易,这是时代决定的。在当时,生产力的作用几乎没被认识到,而收割机、播种机和拖拉机等更没有发明。如此一来,怎么提高生产力?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生产力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工具的改进,二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所以,要想提高生产力,增加单位农田的粮食产量,最好的办法就是改进生产工具,即推广铁器农具的运用。

大量史料记载,铁器在中国的运用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大致跟管仲所处的年代相近。而管仲此次改革,更是直接促使齐国成为最早推广铁器的诸侯国之一。这也是齐桓公最终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重要原因。

说到底,国家的繁荣富强还是跟生产力紧密相关,管仲敏锐地察觉到铁器运用对提高农业生产力的作用,没辱没“春秋第一相”的赞誉。

相地而征,改革赋税制

生产力提高了,单位农田的粮食产量增加了,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粮食分配问题。这个问题非常敏感,自古以来都是政府和人民产生矛盾的导火索。

众所周知,由于儒、道思想深入人心,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普遍惯行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则直接导致农民一般不愿意犯上作乱,除非他们遇到忍无可忍的极端情况。

这种极端情况,最主要就是表现在财产分配不均、衣食住行堪忧等现象上。纵观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了。

所以,粮食分配(直观地说就是赋税制度)的问题解决不好,很可能会导致民心涣散、社会动乱。反之,自然是民心归一、社会安定。

管仲既然被誉为“春秋第一相”,相信深知其中利害。所以他非常谨慎地进行赋税制度的改革,并且还推行了一套深得民心的征税标准——相地而征。

相地而征的原文其实是“相地而衰征”,出自《国语·齐语》,意思是根据土地好坏和产量多少而征收差额赋税。

这个征税标准类似于现在英美等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大致的征税过程是这样的,先按照土地的肥衰、产量的多少确定土地等级,然后再确定每个等级需要缴纳的粮食数量。简单地说,就是产量多、收入高的多缴税。

当然,上面的解释只是简单从产量多少来确定赋税。管仲的改革,有时候也会根据收成好坏,比如今年大旱,大部分田收成差,那就普遍减少缴税额。

不得不承认,管仲确实人才了得,他所进行的这种赋税制度改革,特别是相地而征的征税标准,的确颇具科学性、合理性。这种制度,不仅妥善处理了粮食分配的问题,增加了齐国财政收入,还赢得了齐国百姓的一致好评。

这直接为齐国日后的称霸伟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群众基础。

也正因为管仲改革的成功,后世的赋税制度,大多是对他的继承、完善和发扬。

发展娼妓,促进贸易——解决商业税问题

发展娱乐

农业税的问题得到妥善处理,接下来管仲该烦恼的就是商业税了。

商业税,在当时主要是针对进出口商品,类似于现在的关税和增值税。不过春秋时候交通不便,所以大部分诸侯国的进出口贸易并不红火,直到管仲使出一招惊天地、泣鬼神的撒手锏。

什么撒手锏?

在揭秘之前,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大家都知道,从古至今,真正的暴利行业,一向分为三种:

一是国家垄断性行业,特别是交通、资源和通讯(通讯在古代还不发达)等。

二是稀有品和奢侈品行业,稀有品主要是黄金储备、白银储备,奢侈品以珠宝首饰为主。通过“奇货可居”成为秦国宰相的吕不韦,就是靠珠宝首饰发家致富的。

三是那些见不得光的行业,比如军火行业,以及颇遭诟病的“黄赌毒”。

上述三个行业绝对是暴利中的暴利,不过前面两种门槛高、管制多,一般人干不来。而第三种,特别是“黄赌毒”,则恰恰相反,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

管仲本身也算是出自社会底层,恐怕对于“黄赌毒”(他那个年代还没有毒)颇为了解,甚至也偶尔有尝试过。所以在改革时,为了促进齐国的商业发展,他居然施展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必杀技 ——文雅点说就是发展娱乐业,主要是娼妓业和博彩业。

根据《战国策·东周策》以及明朝谢肇浙《五杂俎》的记载,管仲在“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

意思就是说,管仲在齐国王宫附近的七个集市上开设“休闲娱乐场所”,并且聘请美女七百(应该是略数,真实数字可能更多)涉足“娱乐圈”,将其赚取的利润纳入财政收入。

也不知是该夸他商业嗅觉敏锐,还是该夸他敢为天下先、不顾身后名的胆量,当时身为高高在上的齐国宰相的管仲,居然全力发展齐国的娼妓业和博彩业。

要知道,虽然春秋时候的社会风气有些开放,但还没到这个程度,当时甚至有许多诸侯国的君主还因为“通奸”被废甚至被杀。前面说的齐襄公,就因为“通奸未遂”而醉杀鲁桓公,自己最终也落得性命不保。所以一般的娼妓场所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开门纳客。而管仲,却以宰相的身份发展娼妓业,这实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政令一出,当即引起齐国民众的强烈不满。特别是齐国朝堂上那些自命君子的官员,更是对管仲嗤之以鼻。

可以想象,管仲推行这条政令,该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弄不好,他的这招撒手锏,很有可能就把自己给毁了。

然而,别人笑他太疯癫,他笑别人看不穿。

招商引资

发展娼妓业和博彩业有什么不好?这两个行业的投资成本低、资金周转快、经济效益好、经营风险小,简直就是一本万利、钱途远大的行业。

更何况,娼妓业和博彩业若是发展良好,很容易就能吸引并且留住来往商贩。只要商贩多,商品流通自然就快;商品流通快,商业就能得到迅速发展。而一旦商业发展步入正轨,必定能吸引别国商贩前来投资。

这叫什么?这叫招商引资!

如此循环往复,何愁齐国的商业得不到发展,何愁商业税得不到增加?

管仲或许就是深层次认识到了娱乐业对商业发展所起的带头作用,才不顾朝堂的反对之声,毅然决然贯彻政令。

而这项政令执行后不久,齐国的商业果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齐国征收上来的商业税,再加上娱乐业本身带来的巨大收益,很快就大大增加了齐国的财政收入。

可以说,管仲兵行险招,却顿收奇效,一招撒手锏,一举奠定了齐国“商业霸主”的地位。

不过,他所发展的娱乐业,毕竟涉黄涉赌,管仲也为此付出了一些名誉上的损失——清代纪昀(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娼族祀管仲”。也就是说,管仲居然成为了后世娼妓业祭拜的娼妓神。天哪,这让“春秋第一相”管仲情何以堪?

兵法常言,奇正相合,方为制敌上策。管仲推行的经济改革,有极富创造性和正义感的农业税改革,也有极具争议性和挑战性的商业税改革,恰恰暗合“奇正相合”的兵法要领。所以,管仲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轻重九府,盐铁之利——解决资源问题

开发资源,就春秋时代而言,最常见的有两个方向:一是金银铜铁等金属资源,二是农林牧渔等产业资源。

金银铜自古就有货币价值,为什么,因为产量少、开发难呗!

铁矿,我国的蕴藏量一直都名列前茅,春秋时期,铁矿的开采就已经开始了。

前面说了,管仲在齐国的改革,推广铁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为此,开采铁矿自然也成了管仲改革的另一个重大方向。

至于农林牧渔四大产业,对于齐国而言,渔业最为特别!

为什么?

因为齐国(主要区域就在今山东)靠海,海洋渔业发达,齐国之民,多以捕鱼为生。另外,齐国的海盐产量,在当时也是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管仲作为春秋第一相,自然懂得避重就轻、扬长避短的基本原则,为此,他为齐国制定的资源战略,主打两大方向——盐和铁。

于是,历史上便出现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经济措施——设轻重九府,通盐铁之利。

轻重九府

“轻重九府”语出《史记·货殖列传》,其中的“轻重”,指的就是商品和货币,用现代话说,就是物价高低。

“九府”,就是管理货币流通的九个官职,分别是大府、王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

上述的“轻重九府”大家或许不熟悉,但是,清朝时期油水最多的内务府,诸位应该不陌生吧。据考证,清朝的内务府,或多或少是沿袭“轻重九府”的传统。

接下来,需要重点介绍和解释的,就是管仲提出的最著名的理论——轻重论!

轻重论可谓是管仲毕生的思想精粹,它是跨越历史长河、影响上下千年的重要经济理论。

管仲的著作《管子》,洋洋洒洒二十万言,共有86篇,现存76篇,其中,甚至单独列出《轻重十九篇》,用以详细阐述轻重理论。由此可见,轻重思想对于管仲而言,意义深远!

轻重论的核心思想,就是用商品和货币之间的“轻重关系”来调控国家经济。用现代的经济术语来说,就是分析商品的流通情况,确定商品的实际价值,然后通过权衡二者的关系来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说实话,笔者对管仲这个轻重论,实在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别的不说,单这轻重论,简直就是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经济调控理论”的初始版本!

西方直到近代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才提出较为完整的“经济调控理论”,咱们的老祖宗在几千年前就有了这种理论,你说牛不牛?

此论大致包含三大理论,分别是价格论、货币论和商品论。

◎价格论

《管子·轻重篇》明言说:“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

这意思再简单不过,就是说,市场上的商品数量和供求关系,直接决定 了商品的价格高低。此外,管仲还表示,固定不变的价格是不存在的,如果价格恒定不变,就无法调节流通。只有价格上下波动,价值规律才能发挥其自发的调节作用,从而促进商品流通。

看看,这理论,几乎就是西方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理论”和“价值规律理论”的原始版本!

◎货币论

管仲的货币论也集中在《管子·轻重篇》里进行论述,其中有段话,“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而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这段话的意思稍微有点晦涩,简单来说,就是管仲把货币看成是流通手段,要求执政者通过对货币的控制,掌握粮食等重要商品,以影响其他商品的交易,从而进一步搞好经济调控。

这其实跟西方经济学里老生常谈的“无形的手”意思差不多,都是政府调控经济的理论。

◎商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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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货币

商品论,管仲说得比较简单,不是他江郎才尽,而是时代的局限。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商品经济本来就不发达,那时候的商品数来数去就那么几种,无非就是兵器、粮食、盐铁和珠宝等。

这么几种商品,买来卖去,看起来都差不多,可是管仲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善于拨开云雾见青天。虽说当时的商品大同小异,但区别肯定是有的!

管仲通过甄选辨别,最终把谷物、货币从各种商品中独立出来,并且指出三者关系中的轻重规律:

《管子·山至数》中说:“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

《管子 ·乘马数》还说:“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

一言蔽之,货币的发行数量对于民间商品的价格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粮食价格受到的影响最大。反过来,粮食的产量同样会对货币价值产生反作用,粮食产量多了,货币就可能会贬值,于是,通货膨胀就发生了!

综上所述,管仲通过完整而正确的轻重论,详细论述了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最终指出,官府应该勇敢地站出来,通过设立专门的部门(轻重九府)管理商品流通和货币发行,以此手段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这种理论,表面看起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创收都不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如果从长期来看,这种举措却又势在必行,因为这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

任何国家,不管多发达,一旦国内出现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危机,政府威信立马会大受打击,情况严重者,政权都会受到动摇。

自古以来爆发的农民起义,其实大多是因为政府丧失威信、百姓食不果腹、社会动荡不安,而这一系列的问题,归根究底,还是商品和货币的关系紊乱引起的。

我们不难看出,管仲真够远见卓识,提出轻重论和实施政府调控的时机恰到好处,且作用异常明显!

盐铁之利

盐铁之利,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官府创收、中央圈钱的重要手段,为此,史书上特地为盐铁之利标注了一个专有名词——官山海。

“官山海”需要逐字解释:

“官”,作为名词来解释,很简单,就是官府;而作为动词来解释,意思就是“当家做主”,也就是专制管理。动名词合起来解释,就是指官府进行专制管理。

“山”,通常意义上是指山峰、山峦,但是,在这里,山的意思很隐晦,特指“铁”。因为在古代,多数铁矿都是从山里采掘而出。

“海”,一般来说,指的也就是大湖大海,但在古代经济术语中,“海”可以指海渔,也可以指海盐。

综合起来,“官山海”的意思就是,官府对盐铁进行专制管理!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汉唐的铁司、明清的盐帮。

没错,“官山海”这个政策的始作俑者,就是管仲,而汉朝之后,历朝历代都对盐铁进行专制管理,也都是沿袭管仲的这个政策。

那么,这个“官山海”的政策,到底是怎么施行和运作的呢?

◎盐

大家都知道,盐乃生活必需品,即便是现代社会,盐也没有合适的替代品。也就是说,卖盐绝对能大赚。齐国作为当时的海盐生产大国,自然要对海盐的生产、加工和贩卖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主要分为三大步骤:

首先,齐国出台政令,明确规定:海盐无条件属于国有,大家可以晒盐、买盐、吃盐,但是,所有海盐的最终解释权都属于我齐国。

然后,在食盐生产上实行“官督民产”的制度,这个制度规定百姓在特定时间(每年冬季十月到次年正月的农闲季节)、特定地域(北海即今渤海湾沿岸)煮盐,如果有人在其他地方、其他时间煮盐,都是非法的;任何人不得买卖,更不能食用,不然就是犯法,会被依法处理。

最后,齐国政府设置盐官,对成品盐进行统一收购、统一运输、统一销售,然后在国内施行计口配盐政策,多余的盐,就用于对外贸易,一可增加外汇收入,二可提高外交筹码,三嘛,哪个国家敢跟我齐国叫板,当天就不卖盐给他。

就这么三步,齐国大致实现了本国盐业的垄断化。

◎铁

至于铁,那可比盐更重要了。

农民没铁,怎么犁田?士兵没铁,怎么打仗?

所以说,铁不仅是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更是军事作战的重要资源,对于这样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国家必须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为此,管仲也有一套管制铁矿贸易的制度,同样分为三步:

第一步,出台政令。明确规定铁矿资源归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没有资格说这座铁矿山是你家的!

第二步,推行“官督民营”的政策。没办法,铁矿虽然重要,但是我齐国的官员士兵就那么多,总不可能全派去采矿炼铁!

好吧,既然交给平民百姓开采经营,那政府总得给些好处。行,那大家就三七开,你抽三成利,剩下七成都属于国家,这个制度,就是后世谈判中最常运用的“三七分利模式”。

开采经营和分摊利润都商量好了,齐国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严格控制铁矿的流通和销售。这就是第三步,其实也是最简单的一步,因为铁矿资源太重要了,政府压根儿不跟老百姓商量,直接就说:价格国家定、数量国家定,甚至卖不卖都还是国家定。

行了,宏观上有轻重九府来调控,微观上有盐铁之利来增加财政收入,双管齐下,齐国的经济改革,算是比较全面和完整了。

于是,管仲在文化制度上,又进行了一次改革,改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找一批能够坚定推行上述经济改革措施的人才!

文化措施,选贤任能

关于春秋战国,曾有“四多”之说:

一曰国家多。泱泱华夏,疆域就那么大,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林立、诸侯遍布,一个国家灭亡了,更多国家又站了起来。

二曰战争多。短短五百年,大小战争数以万计,大到多国会战,小到官兵械斗,一段春秋战国史,简直就是一场空前浩大的群雄逐鹿战。

三曰死人多。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大地上到底有多少人口我不知道,但是,仅仅一次长平之战,赵国便有40余万人丧生;仅仅一个白起将军,一生攻城拔寨86座,斩杀敌军96万(这是《资治通鉴》的统计,不知道有没有夸张的成分)。这个数目,要是被横扫欧亚非的亚历山大知道了,恐怕都会惊掉下巴!

四曰人才多。那个时代,你随便到大街上拉一个大叔出来,搞不好他就能成为一代名将,或是千秋能臣。远的不说,文有诸子百家、武有名帅大将,单这文武两项,就网罗了成千上万的人才,虽然不排除有些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但春秋战国的人才数量和人才素质,那绝对是顶呱呱。

管仲作为众多人才中的一分子,虽然在历史上的综合名声不如孔孟老庄这些圣人,但他绝对是那个时期最璀璨、最耀眼的一位明星人才。

被后世誉为儒门教主、万世师表的孔圣人,就曾多次评价管仲,虽评语或褒或贬,但其中有一句话,却是最能代表孔子心意:“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这话出自《论语·宪问》,其中的“被发左衽”已成为成语,特指国家被外族统治,因此国民都要披散头发、袒露左肩(少数民族都这打扮),受其奴役!

孔子话里的意思,就是一种感慨,他说如果没有管仲这样的奇才,那我们早就被异族统治了。连孔圣人都对管仲景仰如此,你说管仲是不是牛人!

当然了,如果管仲只是一个人才,哪怕是天才,他也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就把齐国治理成称霸春秋的大国。

治理国家,最需要的还是人才,文需贤臣治士,武需名帅猛将。

管仲担任宰相的时候,估计一开始也是亲力亲为、殚精竭虑,后来实在是吃不消了,于是决定下大功夫改革人才选拔制度,为自己挑选一批能干的助手。

选拔原则

古语有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天底下人才多了去了,关键是怎么发现人才、任用人才、留住人才!

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人才选拔和任用制度,管仲所要做的,就是根据齐国的现状,制定并推行这样一种制度。

但是,在此之前,他更需要做的,就是自我检讨,并找出影响国家选拔、任用人才的弊端和阻力。为此,管仲多次审度齐国朝政,多番总结之后,提出了阻碍人才发挥作用的三大弊端:

一曰德不当其位。

在中国,“德”这个字向来都是评价人才的首要标准,甚至还排在资历、学历、能力等因素的前面。管仲也认为,一个官员好不好,德行是首要考虑的因素。任何官员,如果德行不良、人品不好,那绝对没有资格当“管理者”。

二曰功不当其禄。

“功名利禄”向来是中国人竭力追求的人生目标,所谓的“功”,就跟现在的官员政绩一样,一旦你政绩好了,名声自然会好、好处自然不少、俸禄自然也高。管仲在这里提出的功、禄之别,也就相当于现代说的,没政绩就没钱途!

三曰能不当其官。

“能”就是能力,你想当官,就必须有本事、有能力,不然官当得越大,错犯得越多,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就越大。此外,能力还要跟官职对等,有多大的本事就当多大的官,别高攀,也别屈尊,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行。

解决以上三个弊端,也是管仲选贤任能的三个原则。确定了这样三大原则,接下来就要正式选拔人才了。

选拔制度

大家都知道,人才选拔制度是否合理、公平、科学,直接决定了人才素质和数量。在古代,唐朝之后,朝廷选拔人才的方法主要就一种——考试。

哪怕到了现代,考试依旧是人才选拔的头等方法。古今不同的是,现代社会,考试已是五花八门、门类繁多,而且设计的科目也非常繁杂。而古代呢,考试种类非常少,考来考去都是四书五经。

可是,在唐朝之前,特别是春秋战国,压根儿就没听说哪个国家是用考试来选拔人才的,那时候从政就三条路:

一是你本来就出身官宦世家,管仲的好兄弟鲍叔牙,就属于这一类。

二是你的社会知名度高,街头巷尾都在传诵你的足智多谋或者勇猛健壮,如果是这样,你坐在家里等着就行了,迟早会有当官的来请你出山。这条路,从姜子牙开始就在坊间流传起来,绝对是当官从政的终南捷径。

三就是找个朝廷重臣推荐自己,管仲走的就是这条路。他有个慧眼识才、宽容大度的好兄弟鲍叔牙,而且后者还极力推荐他,有了这种推荐,他连宰相都当上了。

上述三条从政之路,在当时算是较为普遍和主流的方法,至于其他门道,比如毛遂自荐这样的,大多是特例,没办法广泛推行。

然而,这三条路都或多或少由官方决定,很难发挥底层平民的积极性。民间哪怕有经天纬地的不世奇才,也很难跻身官场为民谋福。

为此,管仲,或者说齐国,迫切需要打破这种官场世袭的壁垒,从民间挖掘人才,为国家输送血液,《管子 ·霸言》中就有明言:“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那么,有什么富有创意的办法能打破这种壁垒呢?

回答是:实施“乡长、官长、君主”逐级推荐人才的机制。

他认为,“求天下之精材”、“收天下之豪杰”是实现国家富强兴盛的根本保证。因此,对于为政者来说,人才的发现与选拔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然而,宝玉藏深山,人才隐民间。举贤选才光靠国家引进和培养,光靠民众自荐显然难以适应当时的政治需求。于是,在管仲的倡议下,求贤若渴的齐桓公在全国推行了由乡长、官长、君主三个层次逐级推荐选拔人才的社会责任机制。

此制度明确规定,“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贤,其罪五”(《管子·小匡》)。

这种“三选”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有效避免了基层官员不务正业、埋没人才、有贤不报,也可防止掌权者随心所欲,任人唯亲。这种明确责任的推选人才机制,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管子·小匡》)。

如此一来,大批有贤之士被推荐出来供国家选用,这为齐国建立霸业充实了人才资源储备,也为管仲改革强国的道路输送了宝贵的人才助手!

奖惩措施

光选拔人才肯定远远不够,管仲要想改革强国,更重要的,还是妥善地任用这些人才。

选才是基础,用人是关键,用管仲的话来说就是“无度而用,则危本”(《管子·侈靡》),用人不讲原则,则是危害国家的根本。

那么,到底该怎样用人才算妥善呢?

第一,知人。管仲选拔人才的三大原则:“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管子 ·立政》),正是“知人”的关键。

第二,善用。关于“善用”这一要求,解释起来颇为笼统,还好史书上详细记载了管仲“善用人才”的案例。

这个案例说的是管仲担任齐相三个月后,有一天他请求与齐桓公共同讨论有关官员的任职问题。管仲在汇报中说:

升降、揖让、进退方面礼仪,我不如隰朋,故此,请主公任命他为“大行”。

开辟荒地,建立城邑,善于积储粮食,地尽其利方面,我不如宁戚,请主公任命他为“大司田”。

擅长带兵,整治军队,我不如王子诚父,请主公任命他为“大司马”。

判定案件,能做到不杀无辜的人,不诬陷无罪的人,我不如宾胥无,请主公任命他为“大司理”。

不惜冒犯君威,进谏忠言良策,不向权贵折腰,我不如东郭牙,请主公任命他为“大谏官”。

管仲以自己宽广的心胸,不以门户量才,不以好恶划线,以国家利益为重,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受到齐桓公的赞许,从而为齐国强盛建立起了一个君臣同心、尽职高效的执政团队。

第三,奖惩。知人善任都做到了,接下来是不是就结束了呢?

不,这还远远不止。大家都知道,自古官场规则多,利益盘根错节,动不动就会触及一些权贵的利益。一方面,一些皇亲国戚等主要掌权者,为维护自身利益想方设法安排其宗室位居官位,执掌大权。另一方面,随着职务的升迁和权力的变化,有些原本德行过关、人品过关的官员,慢慢也被官场这个大染缸污染了。为此,管仲及时地推出了“省官”制度。

所谓“省官”制度,是指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检查和监督的制度。“省官”的前提是要明确官员的职责,并根据职责进行考核。

考核内容十分具体,不仅看大德与大节,而且看政绩,据此进行奖赏和惩罚,争取做到“赏必足以使,威必足以胜”(《管子·正世》)。通俗来说,就是赏罚分明、奖惩得当,无功不封禄,有过必须罚!

兵制改革,内守外攻

人才多了、经济发达了,齐国是否就能称霸春秋了呢?

这显然远远不够!

霸权、霸权,无霸哪来权,无兵谈何霸!

在春秋战国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家都是用拳头讲道理、用刀剑分对错。国与国之间,昨天还是友邦,今天可能就开始鏖战了,所以说,齐国要想称霸,还必须在军事上足够强大。

于是乎,齐国的兵制改革应运而生。

兵法上说,古时候的战争胜负,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就三个:天时、地利、人和。

其实三个决定因素都有点复杂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就两点:一是士兵,二是装备。

管仲的兵制改革,主要就是从士兵和装备两方面入手的。

士兵方面——参其国,伍其鄙

说到士兵方面的改革,自古以来,大大小小的改革多了去,改革的措施更是五花八门,像什么招募、编制、素质、装备甚至是伙食,都曾经改革过。

但在管仲那个年代,所谓的士兵,其实还不能算是专为打仗而生的职业化士兵,所以,他的改革并不像后世那样复杂,主要针对的还是士兵招募的方法,初衷是寓兵于农,关键性的措施就两个:一是“参其国”,二是“伍其鄙”。

参其国

所谓的“参其国”,语出《管子》,就是把国家的行政区域划分为三个部门,并依次制定三官制度。

行政方面,官吏分三宰、工业立三族、商业划三乡、川泽业立三虞,山林业立三衡。

军队方面,将齐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六个作为工商乡,就是专门发展工商业,不用参加士兵招募,另外十五个乡被称为“士乡”,也就是招募士兵的乡。

十五个“士乡”,又分为左中右三类,每五个乡设立一个元帅,统兵一万,齐桓公作为中军元帅,管仲和高于分别是左右元帅。

这等于把整个齐国划分为三个区域,就是所谓的“参其国”。“参”即“叁”,“三分”的意思。

伍其鄙

此外,一乡又分为十连,一连分为四里,一里共有十轨,一轨包括五家。

战争时期,齐国根据上述的军队划分组建军队。

按规定,每家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伍,由轨长带领。

一里五十人,五十人为一小戍,由里有司带领。

一连二百人,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带领。

一乡二千人,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带领。

五乡一万人,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元帅——齐桓公、管仲、高于三人率领。

这种改革,巧妙地将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合在一起,每年春秋通过狩猎来训练军队,不仅提高了军队战斗力,而且促使军队同进同退、协同作战。

如此一来,士兵之间多为邻居,互相熟稔,团结居住,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相互认识,夜间作战,一听对方声音就能分辨敌我。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像《国语·齐语》里说的:“守则同固,战则同强”,绝对是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装备方面——兵器赎罪,改善装备

前面说了,管仲这家伙为了“改革开放”,完全不按常理出牌,连官方发展娱乐业(其实就是娼妓业)的招儿都想得出来。

这一次,他为了改善部队士兵的装备,又想出了一个怪招!

这招绝对是承前启后、影响百代的必杀技,名为“赎罪令”。

管仲所在的时代,大小战争就跟家常便饭一样,寻常百姓受其祸害,早就见怪不怪了。如此战乱年代,民风自然非常剽悍,百姓之间若有纠纷,压根不用去衙门打官司,直接私底下干一架,拳打脚踢、舞棒弄枪。

如此一来,社会治安自然不好,犯罪率也居高不下。

6

齐国军队

 “赎罪令”就是管仲针对这种现象下的一剂猛药!

此令规定,百姓寻衅闹事、打架斗殴若被举报,或者直接被官府逮住,那么就等着蹲班房吧!

如果不愿意蹲班房,你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赎罪。

怎么赎罪,用什么赎罪?

国家目前正是富国强兵的关键时刻,别的都不缺,就是缺盔甲、武器、铜铁等战备资源,要想赎罪,那就赶紧回家把那些藏在床底下的刀枪剑戟交出来充公。

一开始,犯罪者肯定不会这么老实,估计成天都蹲在衙门里大喊大叫:青天大老爷,我们可真没有私藏盔甲武器啊!

没有?怎么可能!

时代这么乱,战争这么多,郊外时不时就有士兵阵亡,他们的盔甲武器就散落在田间,你们出去放羊放牛的时候,难道不会顺手带回些盔甲武器来?

再说了,你们要是没有盔甲武器,拿什么跟人家打架斗殴?

官府三令五申、威逼利诱,罪犯无可奈何,只能忍痛割爱,乖乖把那些盔甲武器交上去抵罪。

就这样,“赎罪令”在齐国推广以后,民间私藏的盔甲武器,大部分都被国家收缴,百姓没称手的家伙干架,社会治安自然也慢慢变好。同时,国家也因此收拢了大批盔甲武器,多多少少为军队改善了士兵的装备,可谓一举两得。

这招简直就是后世“赎罪银”的原始版本啊。

管仲那时候缺兵器,所以规定罪犯可以用兵器赎罪。后世呢,朝廷或者地方政府缺银子,于是就规定,罪犯只要能拿出一笔不菲的“赎罪银”,那么,有钱能使鬼推磨,就算你犯了死罪,判官看在银子的份上,死罪改判成死缓,死缓改判成无期,无期再改判成有期,到最后,死罪都可以变成无罪释放。

中国监狱系统的这种惯例,多多少少还是管仲这招“赎罪令”启发的,所以说这招太怪也太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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