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医济苍生

妙手起生死　大医济苍生——再访著名中医学家潘朝曦教授

2009年早春，沪上知名中医学家、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潘朝曦应邀到山东卫视作嘉宾访谈，年近七旬的原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张奇文观后，给潘朝曦发去一条手机短信：“击中时医之弊！”张奇文也是一名中医，2008年不幸患脑梗，潘朝曦应邀赴诊，用岐黄之术使其康复。这位行医大半辈的老人发出感慨并呼吁，中医要“向叛逆子孙开炮，让仲景、思邈、时珍精神永存”，激愤中怀着自信，潘朝曦感同身受。

大凡现代人患病先想到西医，在西医无能为力的时候，才想到请中医试试，潘朝曦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起2009年春节回乡探亲遇到的两件事：乡间有个小孩因喝酒过度，当时满脸苍白，危在旦夕，亲友大惊，马上想急送医院看西医，适逢潘朝曦在场，见状后灌其一碗浓盐水，用“盐烫探吐法”让孩子呕吐不止，之后再到医院挂了瓶糖水，孩子安然无恙。无独有偶。有个中年人腹部疼痛难忍，准备看西医，被潘朝曦拦下，望诊后悉知是酒所致，开方后嘱病家会“不方便”，果真屡经“大便”拉稀后病人痊愈。

医无定法，病无呆方。潘朝曦说，同是喝酒致病，孩子病在肚，成人源于肠，医家如兵家，须在瞬息万变中审时度势、灵活用兵。“一药一性岂能指鹿为马，百病百方焉敢以牛易羊”。潘朝曦说了个笑话，有学生问：“老师，为何你开的方子能治好病，我却不能呢？”潘朝曦回答：“同学，这不怪你，当怪病人太调皮，他竟然完全不按照我们教科书上的证型去生病，如果按教科书生病，我们把教科书背熟了不就问题全解决了么？”学生大笑。也许这番调侃蕴涵中医的千变万化，不可先入为主、偏好固执。

潘朝曦是大医，外表朴质。他是“共和国同龄人”，出身江苏中医世家，大学本科就读和毕业于江苏新医学院（即当时南京中医学院和南京医学院“文革”期间合并而成的大学），1982年考取上海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师从中医泰斗张伯臾教授五年，尽得心传。潘朝曦是杏林高手，且精诗文、擅书画、习古琴。他待人谦和，诊病细致，病家赞他“人到哪里医到哪里”。

在中医界，说到潘朝曦，不少人认为他是“奇医”。潘朝曦的“奇”，奇在他的临床疗效，奇在他看的是急、危、重病，疑、难、杂症。众所皆知，由于多种原因，中医几十年前已“全线隐退”治疗急、危、重病的阵地。一个事实是，所有中医院应对急、危、重病，几乎清一色用西医药治疗，中医药仅作陪衬而已。面对这一尴尬的不正常的现象，潘朝曦不仅有所思，更有所行。他认为这是中医群体丧失学术自信、无所作为的表现。他说西医传到中国仅一百多年时间，难道一百多年前，我们中国人患上急、危、重病全都去死不成？其实考查史实、文献，中医治疗急、危、重症的经验很多，中医学不能妄自菲薄！

潘朝曦一面学习，一面从农村打开缺口，他不仅利用寒暑假，而且利用一切时间深入农村和街道，积极参与和探索中医治疗急、危、重病，病人中不仅有社会大众，还有他的亲人。他父亲89岁高龄中风，昏迷病危，住在县医院，他力排众议，硬是用中药灌肠、鼻饲，使他的父亲闯过一个个危重难关，救治生还。他女儿患败血症，也是和家人对抗，拒用西药，纯以中药转危为安。类似的还有心衰、肾衰等等多种重危病症，潘朝曦以中医药挽生死于危亡之际，他的名声由此传开。现在，上海中山医院等大医院著名专家会诊中心碰到挽救重危病症，请潘朝曦会诊已是常事。他常说“疗效是硬道理”，潘朝曦就是靠实践这句话一干数十年，努力夺回中医失地，撑起“中医塌陷的天”。

潘朝曦不仅敢于“碰硬”——用中医手段治疗急、危、重症，对疑、难、杂症也有独到之处。医学上有句话叫做“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喘”和“癣”都被一般医生看作是治不好的难病。对这些疑、难、杂症，西医本身尚无良策，当今中医套用西医，基本丢失了中医阵地。潘朝曦坚持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攻克一个个病种，卓著的疗效减轻了不少病人的痛苦，也得到不少西医同道的折服和认可。

古人云“工夫在诗外”。潘朝曦认为中医这门学科正是在中华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一株奇葩，它的哲学背景、人文背景、思维模式乃至名词术语，无不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不懂中国传统文化将如何去学中医？若纯以西方文化去研习中医，两者隔膜很深，就如同不懂外语去了解外国国情一样行不通。他认为“文是基础医是楼”，他主张学中医需要广博文化做基础，就像一句外国谚语所说：“一个医生如果仅仅是医生，就绝不是好医生。”

中医是技术的，更是哲学的。用中医眼光看，世界万物“恒变不居”。在具体病症认识上，中西医存在很大的不同，潘朝曦从儒、道、释三家哲学门派寻觅中医的“经络”，如儒家的“入世”尚正气，道家的“出世”尚清气，佛家的“转世”尚和气，这些思想影响与推进中医的发展与创造。潘朝曦认为，中医比较贴近道家思想，“道法自然”是指尊重客观规律；“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夏受雾露，秋必痎疾”，是说人体要顺应自然节气；中医的“阴阳”、“五行”、“藏象”之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治病救人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不能像西医开刀，哪个地方有病就一刀下去，切除为快，立竿见影，表面看相当有效，其实危害甚大，生命体离死亡的距离反而近了。如果说西医强调个体分析，中医则强调整体综合，强调病人缓慢康复、有效调养，才可获得真正的健康。

中医自本自根，有体有用。潘朝曦认为中医问诊、切脉，是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以理论训练意想，用经验指示直觉，这就是科学方法，谁说中医不科学？“医者，意也”。所谓意，思虑精则得之。潘朝曦举例阐明自己的观点：上海有位病人用多种抗生素均过敏，引起全身剥脱性皮炎，改用激素，引起大出血，血小板低至两万，请上海各大医院著名专家会诊均束手无策，宣告“等死”。潘朝曦于危难中不辱使命，其间有番戏剧性，病家写下“生死状”，让潘朝曦感奋，一心救治，果然三帖药吃完，又做些调治，病人起死回生。这正是精思得之，精巧对之，精锐克之。

对中医典籍，潘朝曦如数家珍，从春秋战国的《黄帝内经》，谈到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直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如此泱泱宝藏，博大精深。潘朝曦说，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凡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华民族子孙，都应以主人翁的态度来继承和发扬中医。

大医者必有大精神，这是一种生命气象、崇高理想、民族责任的汇聚。潘朝曦心里装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爱，是一种感人心魄的爱，是一种人间的大爱，即便在当今世俗时风下，他的这种大爱火种并未熄灭，还在熊熊燃烧。予谓不信，请读他镶入药名的言志诗：“愚性难教路路通，车前马拍耻为功；坎坷不改忍冬志，甘作蓬门白头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