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在当代文学天空中的“雷达”

旋转在当代文学天空中的“雷达”

——关于雷达评论的提纲

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一套由陈荒煤和冯牧联袂主编的“文学评论家丛书”，所收十六位都是有影响的当代资深文学评论家，以年龄顺序排列，雷达殿后。雷达在他这本名为《文学活着》的最新文论集的“后记”的开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屈指算来，正式做文学批评工作，快二十年了；自觉心态还像个孩子，却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时光流逝得真是无情。梵家以为，夜晚是梦境，白天其实也是梦境，很难说哪个梦境更真实，我自然不同意这样的消极，但想想我们这些年走过的文学之路，一切已变得面目全非，一切又像昨天一样，还真有几分梦的滋味，特别是检点起自己的文章的时候，这感觉就格外强烈。

作为学习文学批评的一个后生晚辈，当我凝神和回视雷达先生的人生和文学道路之际，再证之以上面这段文字，真也不免世事难料，人生如梦，人算不如天算等诸多感慨。

一

三十年前——1965年的金秋，年方二十出头的雷达学刚刚从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幸运地被分配到中国文联工作。当他带着黄土高原的仆仆风尘，带着一个“外省人”的眼光和雄心，带着一个文学青年热烈的憧憬和梦想来到北京，走进全国文学艺术界的领率机关——中国文联大楼报到时，谁又能想到，接踵而至的竟是一场围剿与横扫一切文化的十年浩劫呢？

十六年前——1979年的初春，当雷达学以《文艺报》记者身份率先采访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刚刚复出但还尚未从新疆归京的王蒙、并首次起用了“雷达”的笔名发表了那篇在当时颇有反响的王蒙访问记——《春光唱彻方无憾》时，谁又曾想到，它竟像一锤定音，从此敲定了雷达学的文学批评道路；尤其“雷达”二字，简直有如天赐，有如神助，有如一语成谶之意味，它果然日渐成为了旋转在新时期文学天空中一部灵敏度高、覆盖面广、信号力强的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文学雷达呢？

事实是，十余年来，雷达不仅是小说评论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他已先后出版了《小说艺术探胜》、《文学的青春》、《蜕变与新潮》、《灵性激活历史》、《民族灵魂的重铸》、《文学活着》等多部文论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声音是富于个性和活力的，是极其洪亮而雄辩的，是别人所不可替代的。关于这一点，已是当代文坛的共识，各种肯定和褒扬的文字与议论已是随处可见可闻。我这里就便信手拈来两例：一是伯勇先生在《民族灵魂的重铸·序》中所言——“雷达是雄健的。他的雄健犹如一棵挺拔的树，立足于厚实的大地——对当代中国、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的深刻了解与体察。……雄健既是雷达文章的精神内蕴，也是他的文风光采。他的文气酣烈。他属于情感情绪型的评论家，但又不缺少相当的理论深度。他走的是情气势熔于一炉的路子，把激情放到理性的模子浇铸出酣烈之文。”二是吴文科先生在《文学活着·代序》中指出——“鲜活而不教条，雄健而不生涩、挥洒而不飘零。理论与思维、客体与主体、视角与对象、观点与表达，均呈饱和、统一、相契与机智的状态。……这就是雷达的文章的品格，也是雷达所以驰骋小说评论界而风格独树的所在。”两位作序者都非名家硕儒（前者是江西赣南一个僻远小县城里的小说作者，后者是一名戏曲理论研究者），但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切中肯綮地谈出了对雷达评论或一特色的认知与把握，这也许正好说明了雷达被认可被接受的广泛程度。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对雷达批评作出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本文也无力做到这一点），但至少有一个说法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在文坛上不胫而走，即雷达是“雷达”。它的书面表述是这样的：“他那积极调整步履感应着时代脉搏而流动的小说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出新时期文学理论建设的信息，又反映出新时期小说创作态势长足演进的情形。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雷达其人其作看做是感知新时期文学发展脉搏和律动的‘雷达’。”（白烨语）

简捷说来，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坛而言，雷达是一个响亮的名字，更是一个恰切的比喻。只是这一切，在三十年前、在十六年前、在雷达最初登台亮相之时，又有谁能够想象得到呢？难怪人生有沧桑之慨，雷达有“梦境”之叹。真个是：

“奇外之奇更出奇，一波才动千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二

将近十年前——1986年8月，雷达完成了一篇重要论文：《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翌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在“新时期文学十年研究”专栏中发表时还有“编者的话”云：“雷达的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才是贯穿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这自可作一家之言。文章分析了大量文学现象，凝聚了作者在民族灵魂问题上的理论思索和某些独到见解。”该文从文学的“人学”根本特性出发，对新时期文学主潮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概括，并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涌流，它并非人为的规范，而是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的交汇的自然现象。该文不同意用西方现代“无主潮”的多元状态来简单类比当代中国文学特定的多元化现象，同时又对刘再复、何西来等人的观点展开了争鸣，认为人道主义作为普泛的哲学思潮由于缺乏“中介”及其它原因不宜视为文学主潮；现实主义不论在方法的狭隘上或者精神的广义上，也不宜涵盖日益复杂的文学现象。该文通过对文学十年前期农民、妇女、改革者和知识分子等人物谱系所负载的民族魂灵种种形态的清理与审视，对中后期的传统现实主义、文化寻根派以及现代派“殊途同归于民族灵魂的探索道路”的爬梳与考察，发现了新时期文学大潮另“有一个原动力和一条生命线”，“那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众多作家，呼吸领受了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日益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倦地、焦灼地探求着处身于今日世界，如何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对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就是十年文学划出的主要轨迹。”

当然，“人道主义”也罢，“现实主义”也罢，“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也罢，“民族灵魂的重铸”也罢，都可以是对新时期十年文学主潮的一种总结，一种概括，一种研究，都各有各的道理和价值在，我在这里无意也无力作出孰高孰低的判断与评价，更没有必要扬此抑彼，独尊“雷说”。我不惮烦难地重提和简介这篇文章，主要的用意是想指出，这篇论文对于雷达的文学批评道路具有划阶段的意义。它是在此前雷达大量的作家作品研究的基础上一次思想基准的“浮出水面”，一次理论量级的大幅度提升。它有力地表明了批评者不仅具有对快速发展的创作运动敏捷、锐利、精到、细微的跟踪力，分析力与判断力，而且开始显露了对一个历史时期纷纭万状的文学思潮深刻、系统、独到、大气的涵盖力，思辨力与把握力，以及对起于青萍之末的文学最新动态和潜在走向的灵动、敏感、超前的发现力，洞察力与预见力。这是一个批评大家的基本风范和必要素质。以“论纲”为标志，雷达开始向这个境界迈进，“论纲”一出，也使雷达从一般的批评家群落中脱颖而出，在荐介评说作家作品的同时，还常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地指出一种苗头、一种趋向、一种走势，在小说批评界保持一种领先的姿态。譬如1988年初，他在《文艺报》发表了《探究生存本相，展示原生魄力——当前小说审美意识的变化》一文，从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等人的最新创作中，较早地归纳出了“从主观向客观过渡”、“视点下沉、贴近生存”、“正视恶”等几个主要特点，并提醒人们注意这是当前小说创作中“审美意识的重要变动”。此后所谓“新写实小说”的繁衍壮大，其实在诸多方面都印证了雷达的先见之明。循着此一思潮和思路的推进，雷达又相继撰写了《关于小说创作的若干思考》、《从生存相到生活化》、《原生态与典型化的整合》等系列论文，始终在小说批评的前沿向文坛发言。

另一方面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支撑“论纲”的批评支点、理论背景和思想架构。虽然它还说不上严密、明晰、规范和系统，但它作为一个批评的切入视角却是被雷达牢牢抓住了。这就是对所谓“主体意识”的强调与张扬。需要指出的是，他的“主体论”和刘再复等人的“主体论”同中有异，包含了大量自己研究创作规律的见解与结晶。既肯定人作为“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主体”（马克思语），更张扬作为作家的人变创作过程中的客观“中介”为能动“主体”。他看重的是主客体深刻的精神连结，推崇的是主客体交相感应的浑一境界。依我的简单理解，这里的“主客体”大概包括这样几层对应关系：一是作为作家个体的精神与物质；二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与作为表现对象的社会；三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与灵魂和我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三对关系中，雷达更强调的是前者对后者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力，是一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一种精神能量的释放，一种心灵自由的飞翔。这其实是对多年来机械唯物主义的一种反拨，对真正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种皈依。同时，它又突破了经典的传统现实主义和“文以载道”的理论框架，它融合了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的有益经验，也吸纳了西方现代文论和哲学思潮的有益启示，譬如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形式主义批评，譬如从叔本华、尼采到卡西尔的生命哲学、强力意志、人本主义等等。它虽然还谈不上有序的、深层的、宏观的整合，但它毕竟体现了雷达这个“批评主体”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活力和实现的蝉蜕，使他与前代和同代许多批评家划清了界线，获得了一种更为丰富多样的理论参照和深邃广博的文化视野，形成了以“主体意识”为导引的新的“历史——美学”批评风范，和开放的现实主义批评路向。正是从此一点辐射开去，才有了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所谓“灵性激活了历史”，所谓当代精神对“传统的创化”等等，均可作如是观。此后雷达一系列长篇小说的重要评论，更是对这一理论的合理延伸与阐发，得心应手的运用与挥洒，达到了他自己所追求的（批评的）“主客体交相感应的浑一境界”。

三

如前所述，尽管我认为能否对思潮性的重大文学现象及时地作出重要发言，是衡估一个批评家量级的重要准绳，而且雷达也已在这方面屡屡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是，相比较而言，以我的私心论，我更喜欢的却是他那些对于单篇的主要是长篇小说所作出的洋洋洒洒的长文。譬如《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与批判》、《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少年天子〉沉思录》等等。在这些文章中，往往更能见出雷达的本真性情和个性光彩。据说刘再复先生当年曾为雷达作过一个未及刊布的序言，题目就叫《理性的激情》，文章我们暂已无缘读到，但仅从题目推敲，刘氏肯定他的理性思辨能力，似乎还更欣赏他的激情魅力（“理性”是“激情”的修饰与限定词）。这一点与伯勇先生指出的“他属于情感情绪型的评论家，但又不缺少相当的理论深度”的看法可谓灵犀相通，所见略同罢。当然，理性与激情二者在雷达身上不能截然分开，恰恰相反，它们结合得很好，水乳交融，相得益彰。只是在我个人感觉中，它们仍然有倚重倚轻之区分，常常的情形是，酣烈的情感和眩目的文采掩盖了理性的光芒。

我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轻视这些文章的思想深度或拆解它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样的话，它们将难以独立，或者变成一些闪光的片断，或者变成一堆语言的散珠。事实上，理性的钻探对它们的统摄是深刻有力和显而易见的。譬如评“红高粱系列”就是在“主体论”光照下从容展开的；又譬如《古船》论和《白鹿原》论就是“民族灵魂发现与重铸论”的实证分析与理论深化；再譬如《〈少年天子〉沉思录》其着眼点也不仅止于一部作品，而是关涉到历史题材长篇创作中诸如“史家眼光与历史小说家眼光的异同”、“历史小说家在面对历史创造人物时，是侧重于强调历史作为一种自然客观进程，从而让人服务于规律，还是侧重于把历史看做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创造，从而突出人的选择”、“人与历史运动的深刻联系和交互作用”等若干带有普泛性问题的辩证与探讨。如此种种，都说明雷达是一个由自成一家之说的理论系统武装起来的强大批评主体，它可以涵盖和超越一般的批评对象，它和强大的批评对象也能相抗衡、相较量。甚至是批评对象的质量愈庞大，就愈能激发起他与之搏击和交锋的欲望与热情。因此之故，他往往面对那些杰出厚重的长篇之作表现出了最佳的竞技状态和爆发力，也最容易进入他所向往的“主客体交相感应的浑一境界”。尤其是当批评对象和他个人的人生与文化背景贴得越近，他的批评主体也就被滋养被刺激得越强壮雄健。譬如孕育诞生于关中大地的《白鹿原》，就使得他如鱼在水，如云在天，忽而神游其里，忽而超拔其外，相互进入撞击而出的思想火花和心灵激流闪闪烁烁，滔滔滚滚，以一种凝重沉郁的情感基调和斑斓顿挫的语言旋律将人震慑和打动。而我，也许是弱于理性思辨的缘故，总是首先被这种磅礴沛然的精气神所魅惑，所牵引，在滞重而又愉悦的审美阅读中细细领会与呼吸弥漫其间的思想和理论气息。质言之，雷达最大的本领就是用激情去燃烧他的思想，使之云蒸霞蔚成一片灿烂的光华，将他的读者照耀与引领。写到这里，我觉得与其如此饶舌费神，还不如让雷达直面我们来得干脆。请看《〈白鹿原〉论》的开篇——

我从未像读《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古老的白鹿原静静地伫立在关中大地上，它已伫立了数千载，我仿佛一个游子在夕阳下来到它的身旁眺望，除了炊烟袅袅，犬吠几声，周遭一片安详。夏雨，冬雪，春种，秋收，传宗接代，敬天祭祖，宗祠里缭绕着仁义的香火，村巷里弥漫着古朴的乡风，这情调多么像吱呀呀缓缓转动的水磨，沉重而且悠久。可是，突然间，一只掀天揭地的手乐队指挥似的奋力一挥，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生灵就全都动了起来，呼号、挣扎、冲突；碰撞、交叉、起落，诉不尽的恩恩怨怨、死死生生，整个白鹿原有如一鼎沸锅。在从清末民元到建国之初的半个世纪里，一阵阵飓风掠过了白鹿原的上空，而每一次的变动，都震荡着它的内在结构：打乱了再恢复，恢复了再打乱。在这里，人物的命运是纵线，百回千转，社会历史的演进是横面，愈拓愈宽，传统文化的兴衰则是精神主体，大厦将倾，于是，人、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三者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作品的时空，我们眼前便铺开了一轴恢宏的、动态的、纵深感很强的关于我们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的画卷。

这既是一种感性的描述，也是一种理性的概括，但它又以散文的面目呈现，同时还充满着张承志小说式的炽烈而凝重的语言热度和力度。何况这仅仅还只是个开头，好戏还在后面？更多更深入的举例分析既无篇幅也无必要，所谓窥一斑可见全豹是也。正是由于情、理、文的交相辉映，才使雷达对《白鹿原》、《古船》、《废都》等作品的批评成为了近年来长篇小说评论的扛鼎之作，它们相互发明与印证，都堪可视为长篇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的宝贵收获。

四

说到《废都》，我觉得有必要再简单谈谈雷达专门为它写下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与批判》。由于《废都》的原因，这篇文章也许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和反响，但我认为，这是雷达的一篇用心之作，它体现了雷达对文学事业认真负责的精神，对作家才华的爱惜之心，以及不随波逐流的独立品格和坚持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

现在来谈《废都》，似乎有点不合时宜，而且我本人也缺乏对它的深入研究。但是，我凭直觉敢斗胆妄言一句：如果要说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有所谓“奇书”的话，那么，一部是张承志的《心灵史》，一部就是贾平凹的《废都》。这不仅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当代的重要作家，也不仅因为他们自己对这两部作品的态度——前者一度将《心灵史》视为自己“唯一的真正的大书”、一部“绝笔之作”；后者则将《废都》看做“唯一能安妥自己灵魂的书”，而确实是因为这两部作品自身的复杂形态。虽然它们内容有别，风貌迥异，遭际不同——张作是先冷后热，贾作是先热后冷等等，但有一点却惊人地相似：那就是它们的奇异、突兀、叛逆和不羁所带给人们的普遍的愕然、惊怪的反应，以及灵魂和肉体的强烈的震悚与刺激，尽管关于它们的或激赏或痛责的言论已经连篇累牍和充塞视听了，但我认为，该说的话还远远没有说完，两位奇人两部奇书给当代文坛丢下了两个不易索解的“谜”，两个暂时还难以深究和充分展开的话题，也许长期下去湮没无闻，也许或一朝醒来又重新拾起。这里亦暂且按下不表。

回头再接着说雷达与《废都》。

面对“《废都》热”——阅读热与狙击热，雷达却是冷静的，他没有一哄而上凑热闹，更没有简单地“捧”或“棒”，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批评家，他也没有视而不见绕道而走。他的选择是坐下来细读文本，潜心研究题旨正误，着意考察人的蕴含，和作家平等对话，爱其才华，惜其偏颇，情辞恳切地进行抉幽发微和鞭辟入里的辨析与批判。他认为——“庄之蝶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足为训，与许多并非不存在的意志坚韧的、信念坚定的献身者和殉道者型的知识分子相比，庄之蝶显得多么羸弱和可怜。”“但是，即便如此，庄之蝶的苦闷和颓废，仍不无深意。”“庄之蝶精神状态的总特征，正可以‘泼烦’喻之。这‘泼烦’包含三层内容，一是社会性烦恼，二是生存性烦恼，三是形而上的烦恼，而核心问题在于，不断丧失本真性悲哀。”“庄之蝶的沉溺女色，一是为了逃避现实，二是为了拯救灵魂，三是为了安全感，四是觉得轻松。”同时，他又溯源而上地指出，庄之蝶的“家谱源远流长，他的血管里至今滞留着诸如元稹、李煜、柳永、李渔、冒辟疆、沈三白们的血液……他也就成了这个家族的末代飘零子弟”。至于作家以玩赏态度津津乐道于感官刺激，“那就是拿肉麻当有趣，视腐朽为圭臬，丧失了起码的美感和道德感”。这样缜密和有深度的分析是容易让人信服的。尤为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当某种意见成为一种倾向一边倒时，人们往往不免忽略“倾向”以外的东西，而雷达之眼却疏而不漏。他在比较研究了《西厢记》、《金瓶梅》、《九尾龟》等作品之后，还注意到“在小说的叙事形态和风格类型上，《废都》与我国古典小说确有极密切的血缘关系，它不止在表达方式上，语感和语境上，而且是在内在神髓上，美学精神上，完成了令人惊叹的创造性转化”。进而大胆肯定：“作者把古典小说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与当代生活巧妙化合，把叙事艺术提到了一个新高度。”虽然这种断语尚可商榷，但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唯“倾向”马首是瞻的治学态度，却表现了一个严肃批评家的胆识与品格。唯其如此，该文才在一大堆《废都》论中显示出它的独特存在与价值。

其实，当年我也写过一篇题为《“废都”还是废镇》的小文，除了“性描写”的问题之外，还谈到了该作的其它一些“硬伤”——诸如结构问题，唱民谣的老头与“哲学牛”两条副线与故事主线之间显得游离；又如语言问题，写得过于流畅，放纵而缺乏节制；有“拉稀”之嫌；再如作品的“气象”问题，由于作家人生和人文背景的局限，处处泄漏出“小”来，屑碎乃至委琐，而无大家之气宇。如此等等。但是，我也同时指出，贾平凹是当下在中国传统士文化中浸泡得最深而又最具有创作活力和才华的一位中年作家，他既得“士文化”之滋润亦受其侵蚀，一颗多情而痛苦、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在时代剧变中所发出的呻吟、泣诉与呼号，也就郁结成了一部《废都》，而《废都》则成了中国士文化的挽歌（如《红楼梦》等）在二十世纪末的最后一声回响。它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化转型期传统文人（士）心灵裂变的经典文本。这就是《废都》的全部意义，也是贾平凹的贡献所在。从此一角度看，我与雷达的见解颇有暗合之处——雷达在他长文的最后结论道：

《废都》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生成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一座文化古城，它沿袭本民族特有的美学风格，描写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现了由‘士’演变而来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透过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来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关怀，原是本世纪许多大作家反复吟诵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废都》与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有所沟通。但《废都》是以性为透视焦点的，它试图从这最隐秘的生存层面切入，暴露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让人看到，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使命和信仰，将是多么可怕，多么凄凉；同时，透过这灵魂，又可看到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

五

纵观起来，我们清晰地望见，雷达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启动而启动，随着当代文学运动的深入推进而升高旋转，以极大的热情和能量关注着小说创作的飞跃、转变与沉浮，以尽可能广阔的覆盖面扫瞄一批批重要作家和作品，为他们加油、喝彩、导引、校正、提醒或警策。十余年来，在一浪赶一浪的域外文艺思潮的汹涌澎湃和起落消长中，他始终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一方面采取“拿来主义”，不封闭、不拒外，尽努力地对理论背景和批评武器进行更新与改良；另一方面却更坚信“只是袭用别人形式的皮毛，作为过程不可避免，但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因而牢牢地把根基扎在本土之中，紧紧维系和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与社会运动的深刻连结，注意从当代文学实践中发现、提升和构筑自己的理论框架，运用从本土从自身生长出来的智慧、思想以及从传统中创化出来的富有个性的批评话语系统参与当代文学的建设进程。这是雷达的特色之所在，也是他的成功之所在。

因此之故，有人将雷达定位在前一代和晚生代两代批评家中间，认为他的价值就在于对两代批评家的衔接与打通。从或一角度看，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由于他高扬“主体意识”等新论，完成了从经典的现实主义批评到开放的现实主义批评的蜕变，从而成为了前代或同代批评家中的“前卫”，但相比较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们来说，他似乎又变成了“后卫”。这个承前启后的位置，就使他成为了所谓“主流批评家”。颇具意味的是，这种定位并非完全出自他个人的自我选择，而更多的乃是由他全部的人生和文化理论背景所命定。他的优势与局限均源于此。优势一面不再赘述。就局限一面而言，从宏观上看，他还未能对新与旧、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与主义作出有序而系统的整合，从而建构起一套适用于发展和转型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批评体系；从微观上看，他的批评方法还有所缺欠，批评路向还比较单一。譬如他对形式批评的操作就显得用力不够，统览他的全部文论，关于小说的文体、叙述、结构、语言等文本分析历来甚少，与之相应的是他对先锋小说一派的批评的介入不深和影响不力。如此等等。当然，这种种苛求也许过分，但对于雷达这样一位当代有代表性的批评家，我们有理由寄予厚望。而且我相信他本人也不会对此不加考虑。据伯勇先生介绍：“他说，到一定时候他要转到理论和哲学、美学的系统的研究上去。对此我有所保留。依他的气质、秉赋、性格，面对滔滔而来的文学潮流，雷达能坐得住吗？每个人的贡献是不必相同的，倘若他能不断写出掷地有声的评论，不也是一份可观的贡献吗？”（见《民族灵魂的重铸·序》）

从伯勇先生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雷达早就有了向理论化、系统化方向转化或整合的愿望。而且，伯勇先生“对此有所保留”。但是，我对伯勇先生的“保留”亦有所保留。因为，我所担心的倒不是雷达的性格、气质是否“坐得住”，是否与理论化、系统化研究相宜，更不怀疑他持续下去的批评能力和独特贡献。我所考虑的是一个与雷达有关但又不仅仅是雷达个人的问题，而是关涉到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大问题，即我们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批评立场。这个问题使我长期以来陷入困惑，也趁此机会提出来求教于雷达先生和诸位同仁。

六

如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先后经历了与政治的疏离和与经济的对峙，逐渐从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中心退居到了“边缘”，陷入了空前的落寞之中。这也许并非是一种坏事，批评从浮躁走向了沉静，走向了批评自身。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与前者不同的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批评本体，譬如批评的审美化、科学化与规范化；譬如批评学科的建立与完善；譬如应用批评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文风的改进，等等。而且就每个人来讲，首先遇到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在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和坚守怎样的批评立场？

我所谓的“批评立场”是一个模糊概念，它不仅仅指批评操作中的方法、语码、理论框架和精神姿态以及价值标准等等，它包括这些但又大于这些，它还包含在这些背后的“知识”的依托和背景。笼而统之，也可叫做“文化立场”，换言之，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和坚守怎样的文化立场？

这确实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课题，或者说现实已经做出了某种选择。理论批评界在经过了约十年对现当代西方文艺思潮的引进、介绍、借鉴和模仿之后，一种学术导向上的分化在九十年代之初便已见端倪。一方面是继续追踪并运用西方的新潮理论来把握与评估国内的文学运动，譬如主要来源于德里达、杰姆逊、福柯等的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批评。他们以“商业化语境”为当代中国文化定位，对其进行全面的“解构”成了他们此一阶段的主要特色。另一方面，也许有更多的人都放慢了追踪的步伐，开始驻足凝神沉思于本土，在咀嚼反刍“舶来品”的同时更注重发掘与扬弃本土文化的价值，或者说皈依了中国文人的“求智传统”（余英时语）。他们在现阶段为之焦灼的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他们以“重构”人文精神为己任。如此等等。

作出以上简单的勾勒难免以偏赅全，事实上这样的分化趋势也决不仅止于批评界，它已经波及整个文学界乃至整个人文学界。这是一种文化基点（或曰立场）的重新选择。或重国学，或倡西学；或主建构，或言解构，它们之间孰优孰劣我无力评价，但我个人对“后批评”的批评意见已经专门发表过了参见笔者与赵德明先生的对话《中国文学：在世纪末的判断与沉思》，《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6期。，在此从略。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它们同中有异，也异中有同，或者说是存异求同，异在出发点的区别，同在目的的大体一致。建构者自不必说，就是解构者也不过是取一种“文化守望者的角色……通过对话来参与发展，通过反思来提供参照”，以“更有利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到来”（张颐武语）。也即是说，不管客观效果如何，主观愿望都企图或通过横向植入或通过纵向爬梳，甚至是沟通古今整合中西，为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提供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范式或文化积累。

愿望自然是宏伟的，但我的困惑也由此而生：如此庞大的课题对于当代学人来说是不是显得过于严峻和沉重了一些？这里涉及一个当代学人的学养问题。无可讳言，新中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几代学人的学养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比起能“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钱钟书语）的一代大师陈寅恪、胡适、鲁迅、顾颉刚、钱钟书等人的学术实力和气魄来确实无法望其项背。而且，这样的“通人”在四十年代以后基本“断代”了。当代中青年学人中，有几人认真爬梳过经、史、子、集、儒、释、道？又有几人精通几门外语？有国学大师和西学大师吗？没有的话，又何谈打通古今中西？事实是，我们对当下西学的难以深入和对传统国学的无法衔接就使得我们的学术活动难以定位——既找不准明晰的文化背景，也树不起坚实的理论框架。粗粗一看，所谓的学术专著和体系也算得是五花八门，荦荦大观，但是扪心而问：往后看，有多少是谈得上对前人有所超越的呢？往前看，又有多少是可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与淘汰的呢？更何况，“当今中国第一博学鸿儒钱钟书”（夏志清语）在他的巨著《管锥编》中也仅止于“打通”和“互证”还未敢轻言“整合”与“建构”，那么，我们还能指望谁再来整合与建构呢？尤有甚者，随着现代学科分工的精细化和知识理论的剧增与爆炸，整合的难度将愈来愈大，建构的希望也愈来愈渺远。然而，舍此之外，我们民族文化的发展推进乃至世界化还会有什么别的出路吗？……

这就是我的困惑所在。它使我常常在做着一点事情的时候忽然间悲从中来甚至产生一种绝望感。

雷达有过这种“困惑”吗？

七

雷达说：“近年来我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又苦于找不到有效的突围之路。我很怕脱离运动中的创作实践，因为一旦脱节可能步步脱节，便揽了几个评介型或信息型的专栏，用这办法强制自己读新出的作品。”（见《文学活着·后记》）由此可见，雷达也自有他的苦恼和困惑在。一方面，他想继续追踪着创作实践运动；另一方面，他是否还想把“突围之路”寄托在转向“理论和哲学、美学的系统的研究”上面去呢？以前者论，这当属他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后者论，我却觉得应持审慎态度。关于此点，我与伯勇先生“保留”的出发点有所不同，说白了，我所顾虑的是，雷达在理论、哲学、美学等系统研究上搞“整合”与“建构”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上一节表述的困惑，并不是鼓吹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我想清醒地意识到某种困境，恰恰也是为了寻求一条“突围之路”，寻求到一种量力而行、切实有效的突破自己的方向、路径与目的。针对这种“困惑”，我给自己提出过一个自我打气的口号，叫做“点亮自己这盏灯”。既然“上帝”早已死了，我们就很难再指望有一个太阳能够照亮所有的黑暗。这是一个“多音齐鸣”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消解巨人的时代。民族文化的新生与重建有赖于一群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持之以恒的通力合作。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就是努力点亮自己这盏灯，作为太阳的陪衬也罢，比照也罢，集合起来就能照亮许多角落。要紧的是扎扎实实竭尽全力去做，哪怕是只记录下一点思想的火花，积累下一点审美的体验呢。何况，在我看来，雷达已经是一盏很有凝聚力和辐射力的大灯，并且还潜藏着深厚的热能和光源，他固然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却未必要“转向理论、哲学、美学的系统研究”，而是应该在固有的向度上继续推进与深化，使这一盏灯的光芒愈益明亮，愈益不可替代。

我曾当面向雷达先生谈过我的陋见，我认为他当前最值得集中精力去做的有三件大事。第一，继续密切关注创作动态，不失时机地对一些带倾向性、普遍性的重要问题或重要作品作家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这种“发言”应不求数量而求“重量”，依我看来，一年有三五篇足矣。那些所谓“评价型信息型专栏”可以少揽或一概不揽，因为这和是否研读新作品并无必然联系，况且，真正值得“研读”的作品并不是太多，要抓住重点，“擒贼擒王”。再者，说句不敬的话，有些小专栏我总觉得不像或不该是雷达写的。

第二，相对集中一个时间段（比如二三年），对中国当代小说运动或干脆界定在新时期以返的“中国当代小说二十年”，做出一番深入缜密的爬梳与清理。或以“主体意识”为观照，或以“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为纲领，站在今天的新的高度上，对以往单篇单个的或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理性的概括与提升，充分地阐发与论证，抓住其发展主脉和内在演变轨迹，将自己散发的断续的思想也做一次重铸，从而“整合”与“建构”出一部“雷氏小说史论”。它也许不如哲学的、美学的理论体系那般宏大、高蹈和玄奥，但它却可能是更加切实有用的，而且它肯定是属于雷达个人的，同时也是属于当代中国文学的。

第三，作为一种调剂也罢，作为一种换脑也罢，作为另一种才华的施展和另一副笔墨的挥洒也罢，雷达不妨多写一点散文。虽然他所作不多，但知音不少，譬如《足球与人生感悟》、《置身西西里》以及《蔓丝藕实》中的一些精短篇什都颇不俗，依我看来，确也不在当今一些所谓散文名家的水平以下。据说他还很有一些散文的材料和想法，只是常常苦于应酬，腾不出手来。其实要我说，与其去参加几个三流作家作品的讨论会，还不如利用这点时间，写出一篇自己想写的甚或可能是一流的散文。长此以往，集腋成裘，再出上它一二本散文集，不也是一件挺美气的事情吗？

由此，我还联想到长期以来弥漫在理论批评界的一种“自卑情结”，总觉得自己没把这件事做好，甚至是拖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后腿。这真是有点莫名其妙。（这种“自卑”和我前面谈到的自我“困惑”或者说“自省”是两回事，那种“自省”我以为不仅适用于批评界，而且同样适用于创作界乃至整个当代人文学界）造成自卑的原因固然有批评自身的缺陷、批评家心态的脆弱，但也有来自某些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和作家的不公正态度与评价。如果说在前二者那里有时（譬如作“史”时）还带有一点“自家人”的自谦的话，那么，在后者那里就常常显得缺乏实事求是和科学的严肃的精神。从某些作家的嘴里和笔下发出的对于批评的轻视、不屑乃至于一笔抹杀满口骂倒的言论，我们听到和看到的还少吗（虽然这些人也常常表现出“两面性”）？关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微妙、敏感而复杂的话题，我们不必过于计较，本文也无意纠缠。只是由于雷达写散文而想起早年鲁迅先生关于“厨师”和“美食家”的比喻，想起“厨师”那一声“要不你来试试看”的断喝在今天虽然仍时可耳闻，但其震慑力是越来越小了，会“烹调”的“美食家”却是越来越多了。除雷达而外，诸如刘再复、谢冕、季红真、南帆、李庆西、李洁非等优秀的理论批评家们的散文或小说不都是作得同样优秀吗？其实鲁迅先生的意思是不能要求“美食家”都会都来搞“烹调”。但对于“会者”不搞或少搞又该怎么看呢？我认为，从小里说从主观上说，是他们对个人才华的一种自我调控；往大里说往客观上说，则是他们对文学事业整体需要的一种协调，一种奉献。指出这一点也许多余，但至少是对“批评家是靠作家吃饭论”者的一种提醒。有鉴于此，我也希望雷达在搞好批评写好专著的同时，也多作出一批漂亮散文。

在本文行将终结的时候，让我们再回到开篇引征过的那个《文学活着》的“后记”中去吧，在那里，雷达紧随“开场白”之后，显然是有感而发地又写下了如下一段话：

我始终认为，文学批评是极重要的，它是文学的思想引擎和美学光亮，没有文学批评的文学，就像没有阳光的天气，是闷暗而缺乏光彩的。不管有人怎样地鄙薄评论，也不管评论确有多少不尽人意之处，但在整个新时期的文学历程中，它在解放思想，超前地触及重大意识形态问题，活跃思维，开发艺术空间，推动文学思潮，发现新人力作，熏陶几代人的审美情趣，提高人的道德情操等诸多方面，发挥过重大的或有形或无形的作用。这是老、中、青几代批评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任何公正的人都不会否认……现在文学圈中有人把文学不甚景气的责任也一股脑儿推给评论，甚至连精神的危机的责任也推给评论，倒有些好笑，大有怯懦者拔刀向更怯懦者的况味。

诚哉斯言，快哉斯言。

也是部分地由于有感于此，我才仓促上阵勉力承接了研究雷达的题目，我希望人们能对像雷达这样一批批评家的辛勤劳作和杰出贡献有一个公允的评价。遗憾的是，囿于自己才疏学浅和其他原因，尽管我“以兔搏狮”未能稍懈，也只能匆匆交出这样一份连自己都不能满意的“评论提纲”。但愿这是一块引玉之砖，我期待着今后能有人把这一类的事情做得更好。

1995年12月10日灯下匆匆于京西魏公村

（载《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