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新历史主义诗学批判

唯物史观与新历史主义诗学批判

杜　彩

当代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生产方式的内在变革以及人们在政治经济诸如文化权力和资本占有方面的多层分化，成为诱发中国当代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层层涌现的深层动因，也引发了“历史话语权”的重新调整和配置，使一个在相当冗长的时限内相对沉寂的“历史”话语成为各社会阶层为了辩护自身利益的存在和合法化而进行激烈论争的显学。在所谓全球化背景中，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与世界范围内的其它国家的人文知识分子几乎是步调一致地开始“历史”和“文化”转向，形成了波涛涌现的所谓新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文化思潮，将历史与美学、史学与诗学等等的关系问题推到了学术界论争的前沿。

显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思潮不断推演，其中诸多问题都涉及到文艺领域中唯物史观的地位问题，涉及到审美文艺思潮中的历史哲学观念和价值取向问题。面对这种崭新的契机，我们完全应该再次从更深的层次上辩证地理解唯物史观与当代审美文化思潮的深沉的复杂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成就，不仅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而且把这种结合贯穿到了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一切领域之中。唯物史观就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运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探讨总体性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时候，他们在世界观上还具有唯心的成分，当他们在对社会经济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研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在政治实践中发现以往的唯心哲学脱离社会现实和过于思辨的弊病时，便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现实，并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彻底转移。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认为，要获得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被黑格尔所藐视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即“市民社会”中去寻找。在其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第一次作出了全面的阐述，他们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有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¹⁾。这些也正是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于唯物史观实质的经典表述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总结一定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实践和经验为基础，对以往的具有根本缺陷的社会历史理论进行批判改造，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的各种社会历史理论，尽管也曾提出了不少的正确命题和有价值的思想，但归根结底都没有正确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却把社会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列宁曾经指出：“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²⁾。也就是说，以往的历史理论，无论是唯心主义对能动性的抽象发挥还是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都不是把历史和现实理解为人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产生，用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取代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混乱局面。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社会历史进程的一般性质及其内在规律作了科学而且完整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这样一些理论原则与基本精神：第一，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们的实践活动过程。第二，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要把人的现实性理解为人的存在与人的实践活动的统一。第三，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人的实践活动是能动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的价值目标在于改变世界，历史地实现人的解放，追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把社会历史看作一种拥有普遍本质的自然历史进程，唯物史观中包含着深刻历史观、人文观、实践观与价值观。这种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和精神及其所提供的开放的宏阔视野，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发展变化着的历史与审美文化思潮的复杂关系，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

无法回避，唯物史观曾经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挑战和批判攻击，如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把主张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的理论叫做“历史循环论”，因为在波普尔看来，创造历史的人的行动受意志的支配，而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这些理论向唯物史观提出的严峻挑战，同时又使唯物史观的观念、方法以及所提出的问题延续于当代语境之中，并恰恰昭显了唯物史观所具有的解释历史的巨大潜力，甚至使其再次成为学术关注的焦点；同时，某些声称赞同和归属于唯物史观的思想流派通过所谓“重新解释”和“创造转化”，而使其释放出巨大的理论潜能，同时又对其根本原则和立场观点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歪曲和误读，使唯物史观也遭受到祸起萧墙般的颠覆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思潮的运演实际上是处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交织互动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我们理应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现实与审美意识的交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中，来把握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正确走向。然而由于受到西方现当代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社会文化思潮的冲击，我国的理论界确实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精神进行遮蔽与漠视的现象，一些人热衷于用披上新装的唯意志论等观念来曲解和改写社会历史，从而诱发出审美文化领域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等种种倾向性，造成了审美文化领域里的一定程度的繁荣但其实是混乱的假象。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的方兴未艾，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开始生成和蔓延。源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诗学，是一种在文艺领域中的对于历史决定论的怀疑与反叛。新历史主义诗学使历史与美学、历史性与文本性、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历史真实与创作虚构之间的关系变得尤其复杂化。当代中国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响应世界文论普遍的“历史转向”，随意用文学性取代历史性，随意按着主观意志书写历史，用虚构的历史取代真实的历史。从创作题材方面看，带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各种野史、逸史和民间传闻；从历史观念上看，新历史主义文艺作品漠视历史的客观性与必然性，而沉迷于历史的主观性和偶然性。从创作风格上看，新历史主义文艺作品追求对于正统历史的种种“新说”和“戏说”；从叙事策略上看，新历史主义文艺作品大多用人性化的动情细节取代以往的史诗作品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比如，一部又一部的“皇上”戏说以对封建帝王将相和宫廷传奇的渲染背离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历史相对主义文艺思潮也同样开始流行。相对主义不仅是一种审美文化思潮，还内在地表现出一种基本的历史哲学观。对历史相对主义者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中心框架或简约的元叙述和元语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思潮中的历史相对主义论者认为，古希腊人文主义者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也被引喻为个人的尺度成为历史相对主义的理论出发点。

然而，关于历史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是不可能脱离价值判断的，因为价值判断是文艺的灵魂。相对主义虽然不否认对文艺作品的价值判断，但相对主义的价值判断是极端个体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批评矛头指向客观决定论与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主张批评的价值标准取决于个体的心理判断。作为对唯物反映论的反拨，历史相对主义文艺思潮的这种价值观消解了历史普遍主义和历史决定论，企图颠覆文艺批评中传统的中心价值体系。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消解中心和普遍性原则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是标准的迷茫和价值判断的失范。正如某些学者所普遍意识到的，近年来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反人文精神、反美学的文艺批评，其价值取向上的消极性，严重影响了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正常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应当在中西价值哲学研究的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对历史相对主义的价值观进行批判，以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审美观和价值观的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观应以人民作为价值主体，以是否满足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来确定文艺价值的本质。如果脱离社会关系把现实的人抽象化，实际上以某些阶层或个体作为价值主体，可能会把价值本质的确定性引向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歧途。其实，西方近代思想史中的个人主义发展到19世纪中叶时已经演化出一种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对此，西方明智的哲人早就断言，相对论是哲学的解体和死亡，因为哲学只有作为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才能继续存在和发展。历史相对主义的价值评价的普遍尺度不是以事物的客观现实为依托，而是由价值评判者的头脑主观设定的。这种相对主义的价值观不适度地夸大偶然性和随意性，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信条奉为圭臬，极力宣扬无主导的多元化和虚无化。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哲学立场相悖。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以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作为价值评价的合理性依据，从中确立价值评价的社会历史的客观尺度，以是否有利于当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转折和历史实践作为价值追求的共同目标，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一致性作为价值评价的普遍标准。

无论是新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形色色的审美文化思潮，都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文艺观念在历史题材领域中所发生的嬗变。这些诸多的审美文化观念如解构整体中心的多元论世界观、消解人与历史主体地位的人文观、用文本话语替换世界的生存本体论、反对精英文化及其走向与大众文化媾和的文化立场、玩弄拼贴游戏和追求文本快乐的创作态度、一味追求黑色幽默、混同事实与虚构的美学效果，都是典型的商业文化的征候。对于当代中国这样的经济尚未十分发达的前工业化国家，文化工业的生产及市场化特征亦是相当普遍的状况。在今日中国，旧日的政治权力话语伴随着巨大历史震颤和商业文化不断弥漫的解构景象正是转型期中国文化能够接纳西方新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外来文化影响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于是，那些社会历史涵义极其丰厚的国家悲剧和喜剧，也仅仅是一种肤浅的可以被嫁接于当今商业社会的意象和记忆。甚至在所谓的“政治波普”看来，以往的权威政治形象也蜕变成波普符号，并且在商业和流行化中被“消费”了，在他们看来，“政治波普”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即时性“消费”。在商业文化的运行规则中，20世纪80年代前期“新时期”追求的人文价值和理想已经荡然无存。正如弗·杰姆逊所认为，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为商品；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理论家用自己的理论发财，而是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到人们的思维。当今中国的大众娱乐文化在反主体与反历史方面似乎已经无所顾忌，大众追寻当下的快乐，瞬间的享受是对“历史”深度的断然漠视。经典文化的传统延续性和永恒观念在这里没有实际的存在根据，文化工业疯狂地生产它的产品，利润率增长的欲望吞并了传统文化秩序井然的进步模式，“文化快餐”这一概念揭示了文化的消费性质，并且给出了大众文化的非历史存在的方式。

显然，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走向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文化发展的必然逻辑，对新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等持一种理性的审视和批判态度。在当代中国，杰姆逊所说的三个阶段——即对应着现实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对应着现代主义的“帝国主义”时期和对应着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化时期，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重叠共在的。但就最根本的整体而言，当代中国仍然是处于前工业化时期。这种对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状况的准确定位是我们对西方新历史主义等等审美文化思潮采取正确文化策略的现实根据。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家应该自觉地使文学艺术从新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迷雾中回归到客观现实的大地上来。这也是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必然选择的文化方略，也是中国当代审美文化保持先进性的必然出路。

为了推动和促进中国当代审美文化的健康发展，完全有必要巩固和优化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因为唯物史观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当代审美文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宏观的指导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各种审美文化思潮，从根本上说，是当代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上的反映。这些文艺思潮的产生和演变只有被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宏阔视野中加以审视，才能做出切实合理的解释和评价。这些审美文化思潮中所包含的历史观、人学观和美学观，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倾向和问题，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批判。因此，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及其所强调的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尺度，对新历史主义等文艺思潮做出辩证的评析，尊重历史的现实性和逻辑性，适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追求历史的光明前景。

（作者杜彩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