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诗学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

第三节　理性诗学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

关于“诗学危机”的争论成为最近一段时间诗学界的热门话题，诗学作为一门对文学价值进行理论反思的学科存在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的诗学发展史上，诗学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研究疆域和研究对象，不管各个时期的诗学理论有何变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这一点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在我们今天电子媒介时代，诗学界有人开始抛出了“文学消亡论”的论点，从而得出了文学消亡、诗学无用的观点，这的确有点危言耸听。是的，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字的力量已经开始减弱，图像对文字是具有较强的优势，但是，作为人类精神一极的文学是不可能消亡的，只要人类存在，人类就有精神需要，因而就有对文学作品的需求。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说当前的诗学没有问题，当前的诗学研究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问题不在于文学是否消亡，而在于我们的诗学建构越来越理性化，越来越哲理化，诗学的哲学味道越来越浓厚，从根本上远离了文学自身而与哲学结为了同盟。这样诗学就远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果一门学科远离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出现危机才怪。因而在诗学严重理性化的今天，诗学不应该再在逻辑化、体系化的封闭结构中继续兜圈子，我们呼吁一种重返文学文本自身的诗学理论建构。

一、诗学的理性化困境与诗学演变规律的追溯

有学者指出，当前诗学危机的表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理论无法解释当下文学现象，文学理论失效；二是文学理论遭遇文化研究的挑战；三是文学理论面临着电子媒介的挑战；四是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制约了文学理论的发展。^[22]对于诗学危机的表征，我认为应该症候学方面分析才可以更深层次地揭示这种危机，而仅仅做表征分析可能会流于表面。实际上，诗学危机症候直接涉及了文学理论的言说方式和思维范式，一个学科出现危机，其症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该学科存在的基础已经消亡，对于文学理论来说就意味着文学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文学已经走到了末路；二是学科发展遭遇到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可能会与以往的旧问题发生冲突，因而对于学科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就要进行正本清源式的研究，不轻易否定也不随意盲从。对于诗学来说就是过去的本质主义文艺学由于脱离文学现实追求宏大话语的学科体系建构从而导致了文学理论的“话语失效”，而对反本质文艺学的研究还需要正本清源式的探究；三是学科内部的调整适应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症状，就当前诗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面对电子媒介的冲击，图像对文字的优势所导致的“文学终结论”，如何寻求文学理论的合法性问题。事实上，对于第一种情况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作为文学理论存在基础的文学根本就不会衰亡，只要语言存在文学就不会消失，对于文学来说不是消亡而是发展的问题，对于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来说不是要远离文学逃离文学而是对文学的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强有力的及时回应。之所以会有文学理论的危机不是文学死亡了而是文学理论没有对文学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而我们真正担心的文学理论的危机来自于后两种情况，即传统文学理论中许多旧的东西束缚了文艺学的发展，而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又不能够进行正本清源的处理，从而使得文学理论在旧的框架内循环或者在所谓新潮理论面前丧失自我从而导致文学理论“失效”。最严重的是第三种情况，即电子媒介时代文学该如何面对技术的困扰，从而更好地发展自己。文学理论在电子媒介和图像的围困下如何寻找自身的合法性和学科基础就成为当务之急。文学理论的基础和合法性就在于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的解释，如果没有文学，也就不存在文学理论。相反，如果文学理论不研究文学，这样的文学理论也就会终结，因为它没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的研究成为了一种空中楼阁，根基不稳。因而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在研究上出现了“对象的空缺”，文学理论成为了哲学的代言人，因而在本质主义的规范下文学理论确实出现了危机和困境。

诗学的理性化在我国当前的流行也有着它的理论背景，新时期以来，诗学在摆脱政治的束缚以后在寻找自身的合法性，而这时哲学界对康德、黑格尔的解读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非常大，诗学要想引领话语潮流就必须借助哲学的理性精神来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像当时主体性的论争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就是将康德的主体性理论移植到文学领域里。不可否认的是，康德、黑格尔式的思辩理性对于我们的理论建设的确具有很大的启发性，没有这样的思辩理性精神我们很难建构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但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诗学如果远离了文学现象而只做思辩的论争，谈何学科的基础呢？纵观古今中外的诗学史，我们可以发现任何的诗学著作都是和文学现象紧密相关的。^[23]事实说明，真正有价值的诗学著作绝不会脱离文学现象，脱离文学现象的诗学不是真正的诗学，因为它只有理性的冷酷而没有“诗”之鲜活。因而，从“形而上”转到“形而下”，从思辩王国的理论证明到关注具体的文学作品，是我们当前诗学理论创新的一条必然的道路。

诗学的“形而下”转向并不是一个新的理论命题，而是诗学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和原初形态。“原初的诗学”，是创作者的想象“支配”创作的诗学，是通过文学创作过程和确定性的文本呈现出来的诗学。原初的诗学具体表现在文学创作活动中，是创作者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自由表达。这种诗学思想，融入具体的感性文学作品之中，是文学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构成了文学作品的灵魂。由于创作者将自己的诗学意图贯穿于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所以批评家可以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抽象出诗学的共同性品格，从这种具体的诗学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诗学的演变规律，即：由口头诗学转向本文诗学，由本文诗学转向理性诗学。

人类诗学的发展的源头是口头诗学，“口头诗学”源自于口头诗人的口头创作，它是通过口头化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情感，它直接表现为口头诗人对语言本身的审美适应，对于口头创作者来说他们的创作一方面要适应日常生活语言的规律，另一方面又要表达自己的生命理想，因而在“口头诗学”中，“唱诵和叙述”就成为其基本的特质，具体来说，它具有三种形式：（1）纯粹的唱诵，（2）纯粹的叙述，（3）唱诵和叙述的结合，口头创作利用了人的日常语言交流形式，同时也打破了日常语言形式的实用性和琐碎性的特性。^[24]口头创作的“文学化”构成了最初的“文学本文”，“文学本文”的诞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口头文学的创作的模仿主要基于“倾听和记忆”。离开了倾听和记忆，口头创作的模仿就不可能发生，而文学本文的产生使文学创作具有了确定化的书面文本，人们可以通过对文学本文的分析、研究和模仿创作新的文学。在口头文学创作那里，文体是模糊不清的，只有韵律与非韵律、唱诵和叙述之分，而且意象单元和思想意图都不明显，文学本文的产生，一方面使创作者的思想意图可以永恒化，不会因为声音的消失而失去文学本文，另一方面也使得创作本身有了实实在在的体验基础和可模仿性。文学由口头形式向书面形式的转化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使文学具有了一种可保存性。正是文学的这种可保存性使文学的发展成为可能从而也促使了“本文诗学”的诞生。

源自于文学本文的“本文诗学”，是指创作者体现在其文学本文中的隐含着的诗学意图和诗学观念。这种诗学观念并不表现为逻辑化的体系形态，而表现为活生生的创作律法。具体来说，创作者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诗学意识和诗学审美观念，因为没有自觉自由意识指导的创作是不可能的，创作者选择什么样的文体来表达自己的生命审美理想就是创作者在创作之初就要面对的诗学问题。在创作过程中，作家文体的选择、语言使用、情节处理以及人物性格矛盾冲突的刻画等都是作家在创作时面临的诗学问题，所以“本文诗学”的提出主要是服务于作家的创作的。首先，本文诗学意味着文体认知和情感定性的独立意识。“文体的独立”确立了每一文体都有自己的“语言学律法”和“审美功效性律法”，即规定了作家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创作文学并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文学目的。通过独特的文体和语言形式可以表达个人独异的审美感受。其次，本文诗学意味着每一文体皆体现了创作者独有的艺术匠心，也就是说，文学文本的制作者，一方面要适应语言对本文的规范与约束，另一方面又要借助这种语言形式表达个人的生命文化体验与生活世界的记忆。再次，本文诗学凝聚着创作者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智慧，通过文学本文的传递，后代作家可以从文学本文中发现自己可以借用的创作法则。最后，本文诗学意味着是“作家的诗学”，作家通过解读文学作品自身达成对“本文诗学”的自觉理解和创作归依。本文诗学对作家来说始终构成约束和开放的关系，具体的本文是作家理解本文诗学的依据，也就是说，本文诗学具有“文本的依附性”，脱离文学文本的本文诗学是不存在的，因而本文构成了作家理解本文诗学的约束机制。但是不同的作家在同一本文中所领会的本文诗学是不同的从而构成本文诗学的开放性。作家所理解的本文诗学，即创作中所呈现的具体的美学形式、审美精神传达方式、生活历史的想象性构造、情感的自由表现方式。因而，本文诗学，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具体的文本创制体现出来的创作者个人的美学意图的内在精神法则系统，接受者通过具体的文本去理解他者的创作智慧从而为自己的创作服务。

理性诗学的真正形成就是奠基于对本文诗学的反思的基础上。理性诗学话语的最终形成基于对文学作品的深度反思，这种深度反思既包含文学历史的反思，又包含对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过程的精神价值反思，这种反思性的内容在逻辑思辩原则的支配下便具有了体系化的内容，在人类文学的发展史上，理性诗学对文学现象的立法对文艺理论学科的发展具有了决定性的作用标志着独立于作家作品的诗学体系的诞生。理性诗学虽然仍以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学现象为研究的对象，但它已经不像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那样去具体分析和评价作家的作品，而是以逻辑思辩的法则把这些文学现象抽象演绎成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这种建立在文学史反思和哲学反思基础之上的理性诗学，具有独立的话语系统、逻辑构成方式和价值体系，这不仅是一个严密的知识性体系，即具有独立的诗学范畴、命题和法则，而且它还是一个包容广阔的价值学说体系。这种以逻辑归纳、分析与演绎作为诗学话语形式的理论诗学，相对忽视了创作者对文学自身的理解和认知，创作者的诗学意图在这种高度逻辑化理性化的诗学体系里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诗学的“理性化”趋向凸现了诗学理性立法的学科地位，但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诗学之“诗”，没有“诗性”的诗学就成为了无源之水。因而要想在理性诗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重新恢复诗学的生机和活力，就必须遵循古老的传统，寻找另外一种可能，即返回“本文诗学”，认同创作者的内在文学意识与文学观念和创作诗学，在其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文学文本中，寻找其隐形的诗学观念，将文学本文视为一种开放性的本源性的诗学。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文学本文”中去探询创作者的诗学观念和诗学意图，去挖掘隐含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思想，为诗学的现代复兴寻求一种新的可能。

二、本文诗学重建的方法与途径

本文诗学作为诗学的古老的传统，是理论诗学的原初形态。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就是建立在古希腊文学文本之上的，没有古希腊良好的文学传统，就没有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亚里斯多德通过对古希腊各种文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归纳和演绎形成了西方第一部诗学著作。在中国，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对先秦两汉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看出，在诗学的原初形态上，诗学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连，是一种初级形态的理性诗学。今天，当我们要重建本文诗学，要在作家的文学文本中挖掘隐含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思想，我们的目光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亚里斯多德和刘勰的思想基础上，一方面是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纯文学还没有从大的文学语境中分离开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他们之后，有着近两千年的诗学发展历史，而这两千年的诗学发展历史又是我们重建本文诗学的重要思想基础。特别是近些年来接受美学的兴起，“文本”的概念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作家的思想在文本中的表达也就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罗兰·巴特甚至宣称“作者死了”，因而我们现在所要谈及的“本文诗学”重点已不再是“作家的创作的诗学”，而是批评家在作家的文本中所重构的诗学思想。这种诗学思想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源于本文、解释本文、提升本文”，在文本本文中发现甚至作家都没有发现的诗学思想。在今天，我们重建本文诗学，就可以从诗学发展历史中寻找到重建的方法和途径。在诗学发展史上有三种方法可以用来重建本文诗学，这三种方法是文本细读的方法、本文批评的方法以及兴辞诗学的方法。

1.文本细读法

文本细读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新批评派对文本进行分析时所采用的方法，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新批评派的文本细读所关心的问题是特定的语言是如何产生多重的诗意效果的，过去的文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文学外在特性的阐释上，诸如对社会历史背景、作家生活方式的探讨上，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新批评派认为文学批评应该远离这些非文学因素，“只关心词语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所产生的意义”^[25]，因而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新批评派所采用的文本细读方法必然是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而我们现在重建本文诗学所采用的文本细读方法就必须跳出语言学的限制，要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寻求对文学本文的理解。具体来说，这种文本细读法就是一种本文诗学的建构方法，它要求你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的语言层面，而应该深入到文本结构的深层中去，透过文字和文学意象，把握作品深层所蕴涵的诗学思想。它的步骤是首先直面作品本身，获得感性印象，再深入下去，对作品的意象和原型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对意象和原型的分析达到对文学本文的诗学思想把握的目的。

2.本文批评法

本文批评法是指对某一位作家或者对某一部作品进行批评、分析和评论并从中提取诗学思想的一种方法。海德格尔通过对荷尔德林诗歌的批评来阐释诗的本质就是这样一种本文诗学重建的方法。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的诗歌来阐释诗的本质，不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歌具有所有诗歌的普遍性的特征，而是由于荷而德林的诗歌，在没有思想的时代吹响了“思”的号角。海氏对荷氏诗歌的解读不是从先在的思想入手，而是从荷氏的诗歌文本中选择了五个关键句来分析，海氏通过思考这五个关键句来展开他的诗学思想。“我们仅只来思考诗人关于诗的五个中心诗句。这五个中心诗句的确定次序及其内在的联系将会把诗的本质性的本质端到我们眼前。”^[26]这五个中心句在诗人的写作中可能是随意的，但海氏的发现显然是有意而为的，而且是一种智慧的思想方式，因为这五个中心诗句都是与人们对诗的理解有关，海氏将这五个中心诗句串联起来进行分析就可以把诗的本质昭然若揭于人们眼前。

这第一个中心诗句就是“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这就是在说明诗歌的创作是最自由的，也完全无害的，也就是说，作诗是无作用的，它不过是一种道说和谈话而已。作诗不能够改变现实的，诗是无作用的，也是无害的，但是诗作为清白无邪的事业是不能够揭示诗歌的本质的，它只是传统的审美无功利思想的一个延伸，它见不到诗歌的真理：存在的无蔽和敞开，因而海德格尔借助荷尔德林的第二个中心句“因此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险的财富……人借助语言见证其本质……”来进一步的论证诗歌的本质。诗歌的写作要借助语言来表达，语言是人的财富，人通过语言来见证他之所是的那个东西，也就是说，语言是此在的见证和证明，但是当人们把语言作为工具使用时，语言被赋予给人，却是最危险的财富，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作为工具之所以危险就在于存在者对存在的威胁。在这里，语言不是作为工具来使用，而是作为本体论来证明此在的根据。这也就说明了语言一方面是人的财富，另一方面有是危险的财富的悖论，在这里要理解诗歌本身就必须借助语言的本质，因为它是人的存在的一个见证和证明。那么语言是如何发生的呢？海德格尔给出了荷尔德林的第三个中心诗句“人已体验许多，自我们是一种对话，而且能够彼此倾听，众多天神得以命名”。人的存在是建基在语言之上，而语言在根本上说是发生在对话之中，只有在对话之中，语言才是本质性的。对话的真实含义就在于彼此的谈论某物，在这里，对话是彼此得以理解的一个中介，也是存在得以敞开的一个手段，即“对话及其统一性承荷着我们的此在”^[27]。由于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者对存在的遮蔽，诸神被放逐在外，“自从语言真正作为对话发生，诸神便达乎词语，一个世界便显现出来”^[28]。在本真的存在状态中，诸神将我们带入到真正的对话之中，而我们此在的基础就是一种对话，在我们此在本真的对话中，诸神得到了命名，这样，海德格尔又开始追问这样一个问题：“谁来实行那种对诸神的命名……荷尔德林以诗人的可靠性告诉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29]海德格尔由此进入了荷尔德林的第四个诗句“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这个持存的东西就是必须是恒定物，这样才不至于消失，是诗人，创造了这持存的东西。“诗人命名诸神，命名一切在其所是中的事物”，诗人的命名并不是给一个已知的事物加一个名称，而是通过诗人说出的本质性的词语，存在者作为存在而被人知晓，因而“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30]。存在不是被推演出来的，而是被诗人创建出来的。在第五个中心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中，海德格尔通过荷尔德林的诗句揭示了人的此在的根基：诗意的栖居，不是一种功利性的生活。通过这五个中心句的分析，海德格尔将诗的本质揭示了出来：诗人是道说神圣者，诗人创建性的给存在命名从而使存在从遮蔽的状态中敞开出来，诗的本质就在于诗意的说明了存在的无蔽状态。

海德格尔不是从自己的哲学理念出发来推演诗的本质，而是从荷尔德林的诗歌中精心挑选出五个中心句，通过对这五个中心句条分缕析的解剖，诗的本质昭然若揭于我们的面前，并且海德格尔的“思”与荷尔德林的“诗”相互之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看不见任何分裂的痕迹，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本文诗学的思路。

3.感兴修辞法

感兴修辞法（也称为兴辞诗学）是王一川先生最近提出来的一种诗学建构方式，即将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感兴”（体验）传统与“修辞”传统在现代的语境下进行融合所提炼出的一种新的诗学建构方式。这种诗学建构方式是立足于中国古典文论的，它要求在对具体的文学文本进行体验的过程中寻求到个人的生活存在方式，而这种个人的生活存在方式应该蕴藉着对社会生活存在方式的体验，而这种体验就要求与当时的语境相互交融起来，文本与语境的交融统一就构成了兴辞诗学的主要方法，文本是作家所创造的特定语言构成品，语境则是指上下文关系、文本的文化和历史情境。兴辞诗学就是要致力于文本体验，唤起直接的个人感兴，再对文本进行修辞细读，揭示文本的语言特征，为本文诗学的建构奠定语言基础，再就是对个人感兴和文本语言进行整合，建构起广泛的文化语境阐释模式，最后把文本感兴与文本的语言特征带入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中进行阐释和演绎，发现文本的深层的诗学内涵^[31]。因而兴辞诗学是与具体文本紧密相连的诗学建构方式，具有较强的理论品格，但是这种诗学品质又是与具体的批评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具有本文诗学建构的特征，因而也是本文诗学重建的一种方法。

三、本文诗学的重建的理论意义及其与理性诗学的互补

从我国文学变革的背景出发，学术界普遍认为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和诗学研究发生了两次大的转向；第一次转向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摆脱了政治的依附性质寻求自律，从而实现文学由外部客观现实环境的研究转向对文学自身审美特性的研究，这种研究比较符合文学的实际，是一种“由外向内”的转向。第二次转向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文学开始走向泛化、世俗化和边缘化，精英文学开始逐渐让位给大众文化，甚至有学者认为文学已经消亡而只是文学性在蔓延，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研究由内部的“审美研究”转向外部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提出的确给众多的学者带来了学术的冲动，他们的研究对于理性诗学的危机的确起到了缓解的作用，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对文化研究的成果加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的“文化研究”是多么的空洞和虚幻。

前面已经提到理性诗学的确危机重重，因而当代许多有责任感的学者都开始对诗学进行反思。对诗学进行反思的思路又是各不相同的，有学者认为理性诗学已经走向了末路，因为理性诗学赖以存在的文学已经消亡，因而需要用文化研究来替代文学研究从而成为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主义”派别；有的学者认为理性诗学的确存在危机，但是我们对文学的研究不能够抛开文学现象、文学事实和文学经验，文学的最根本特性是“审美”，因而任何抛开“审美”因素进行文学研究的思路都是远离文学自身，坚持从文学的审美特性出发来进行文学研究的成为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主义”派别。^[32]其实从理性诗学创制的方式来看，无论是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还是“审美主义”都是理性诗学创制的手段而已。“文化研究”是从外部思想关系入手来为理性诗学建立自己的律法；而“审美主义”则是从内部的精神关系入手重新确立文学的独立价值地位。文化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切入文学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条件，诗学的创新需要从其他的学科中吸收必要的养分，即要从思想性学科中寻找思想价值资源为理性诗学进行学科立法。但是当前的文化研究已经走向了矫枉过正的方面：文化研究偏离了文学研究的轨道。文化研究带着自己跨学科的性质将文学研究的对象由经典的文学作品转向了文化，特别是转向日常生活中感性审美，实际上也就是把文学研究带入了“泛文化”研究的领域，这样的文化研究使人感到很空泛。“在文化研究成为‘热’之后，文学研究历来关注的‘文学性’被漠视和丢弃了，诸如审美、情感、想象、艺术个性一类文学研究的‘本意’被放逐了，这样的研究也就可能完全走出了文学，与文学不相干了。”^[33]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主义”是从文学区分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审美本质出发来建构其文学理论体系，它的主要观点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意识形态”，从这种本质出发来强调对“审美”观念的重视。但是以“审美”为中心的诗学建构在重视文学“审美”特性的同时又容易将文学研究引入“形而上学”的层面，它是以“审美”为中心来建构诗学的体系，因而从根本上没有走出理性诗学的局限：即诗学的依附性仍然存在，特别是对哲学的依附性使得对“审美意识形态”的解释变得特别烦琐，并且它不关注活生生的创作问题，对作家创作中所出现的问题没有能力给予解释，而真正的诗学应该关注文学的创作和文学批评本身，而不能在理论的玄学中自足自乐。

本文诗学的重建对目前已经陷入困境的诗学研究将会注入一丝生机和活力。诗学的创新必须依靠文学事实本身，诗学并不是一门追求宏大话语的形而上学，而是立足于文学事实本身的经验学科和理论反思学科。本文诗学在理性诗学走向文化批评之时重新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化批评并不能拯救理性诗学的危机，相反，它以消费为目的，以表达身体的欲望和身体快感为价值的归依，以大众的消费文化为研究对象从而走向了对经典文学的背离，这不仅不能拯救诗学，而且会从根本上消解诗学的发展。本文诗学立足于文本自身，以本文思想的提炼作为自己的理论皈依，这样的诗学才能实现诗学的“诗”性。本文诗学直接服务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批评，它是创作者自由自觉的理性意识和批评者创造性诗学建构的统一体，创作者可以通过这种具有原创性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诗学试验，而批评家可以通过对作家这种原创性诗学意识的重构达到对本文诗学建构的目的。所以，越是文学名著，对其本文诗学的探究才越有意义，而不成功的文学著作，对其本文诗学的探究就缺乏相应的意义，这也就说明了本文诗学与艺术创制的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说，每一个成功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就孕育着一个优秀的本文诗学。

对本文诗学的考察离不开具体的“文学本文”，本文诗学的提出不是出于对文学理性反思的目的，而是服务于文学创作本身，即以成功的文学本文的创制为自己的理论皈依。否则诗学的名字再好听也不能转化成真正成功的文学本文。因此对具体文学文本的批评就成为对本文诗学解析的重要手段，在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下，文学本文的艺术原创性和思想的深度都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应该说，文学批评关于文学本文的审美理解以及文学本文的思想价值要求都是和创作者的本文诗学一样构成了本文诗学的基本内涵，因为这两者都是具体的、感性的，都是针对具体文本所作出的评判。

那么，本文诗学的提出是不是要否定理性诗学呢？我们知道，理性诗学的建立是奠基在对文学现象反思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文学现象就不存在着对文学进行立法的理性诗学。在理性诗学的创制以前，创作者和欣赏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是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这时，文学与其他的精神科学没有必然的界限。理性诗学的创制形成了对文学自身深刻立法从而将文学与其他精神科学区分开来，在理性诗学的框架中，文学的本质、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文学发展、文学接受等都获得了自己本质性的规定。可以说，理性诗学是引导接受者深刻理解文学的审美科学立法。但是，由于它的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附于别的学科的思想建构的，因而其立法的自律性就难以形成。只要我们能够反观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可以发现本文诗学是理性诗学的源头，本文诗学所形成的理论观点是理性诗学立法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建立在本文诗学之上的理性诗学才能对文学自身形成深刻的洞见。可以说，本文诗学和理性诗学是诗学建构的双驾马车，只有关注文学本文理性诗学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并且，许多思想家在文学本文中发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诗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