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与建构中的文化诗学

挪用与建构中的文化诗学

王柯平

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领域，跨越国界的文本流通（circulation of texts）更为快捷，更为广泛。如此一来，跨文化的理论挪用（transcultural appropriation of theories）现象则变得更为普遍，其发展态势或许越来越类似于商业文化中的时尚消费。譬如，法国或纽约推出的时装，往往会在同一季节传布到国内各大都市。相应地，批评范式或研究方法的挪用，虽说还达不到“朝发夕至”的程度，但大洋彼岸或欧洲大陆滋生的新论，总是源源不断地被引入国内，几乎到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地步，这便使新理论、新术语与新方法的更换速度日益加快。记得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一诗中，曾用“更换国家比换鞋还快”的句子来描述流动的移民景观。假如我们套用他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挪用新论比换鞋还快”的说法，来描述广泛挪用来自强势文化的批评范式或理论术语的文化景观。值得指出的是，“比换鞋还快”听起来有点怪，但含义应当是中性的，因为“挪用”一词原本也表示“适用”等义，更何况挪用某个理论显然有别于挪用某项公款。（其实，如果我们觉得“挪用”这种说法比较刺耳的话，我们也可以根据相关语义将其译为“变通”。）

在国内文论界，挪用理论范式作为一种日益普遍的文化现象，通常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价值取向。譬如，有志在发展和建构的创造性挪用，有先睹为快、追踪前沿的时尚性挪用，也有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游击性挪用，也有为了完成所谓的科研量而不得已而为之的随机性挪用，等等。在我看来，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的挪用方式，都或多或少地为文学研究这幅拼贴画平添了一抹色彩，为文学理论的研究与创构提供了成分不同的异质资源或素材。近些年来，通过挪用而取得的成果不少。就我所知，新感性、新理性、互文性、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等等批评范式，均在挪用与变通之列，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拓宽了国内的理论视野。当然，所挪用的批评范式或研究方法，并非完全是简单地复制或照猫画虎式的临摹，而是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或多或少地经历了跨文化的变通或创造性的转换过程，进而成为国内批评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比较而言，这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理性主义和文化诗学等理论范式。这里仅就挪用与建构中的文化诗学作一简述。

一、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20世纪80年代，作为对内容空乏的形式主义的一种反拨，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在美国应运而生，其主要倡导者是侧重研究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等人。新历史主义者试图把悬置已久的历史研究推到文学批评的前台，借机跨越历史、人类学、艺术、政治学、文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分界，旨在从事文学研究的同时，极力调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潜在能量，把历史与文化纳入研究的范围，也就是把文学分析放在与其相关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语境中进行多维的审视和论证。在此期间，新历史主义为了凸现其文学研究主张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进而提出了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这一批评范式。

1980年，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一书的序言中，首次将自己的研究项目称之为“文化诗学”。1988年，他又特意返回到“文化诗学”的讨论，并在新作《文艺复兴时期英格兰的社会能量流通》（ he Circulation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的导言中，专就文化诗学的任务作了如下界定：文化诗学旨在“研究特殊文化实践活动的集体性建构，探索这些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相应地，文化诗学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集体的信念与体验是如何形成的？是如何从一种媒质转入另一种媒质的？是如何凝聚于可以驾驭的审美形式之中的？是如何供人消费的？另外，文化实践活动之间的边界是如何划分的？”⁽¹⁾另外，在《走向文化诗学》（1987年）一文中，格林布拉特尽管没有明确阐述文化诗学的方法特征，但却抵制那种将他置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做法。他认为自己是一位“新实用主义者”（neo－pragmatist），在反思有关整合与区划的两种总结性话语形式（totalizing discourses）的同时，试图推行一种未受意识形态禁锢或束缚的经验性逻辑实证的历史分析方法（empirical historical analysis）。这就需要根据历史的发展序列，来识别特定时期与地方所盛行和流变的那些主导性信码（dominant codes）。这些信码来自社会、文化、政治、心理和意识形态等不同领域。不过，从格林布拉特的有关举证看，他所倡导的文化诗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摇摆于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之间，比较关注“美国的日常行为诗学”（the poeticsof everyday behavior in America）。另外，他本人也曾试图利用文化诗学来拒斥文化政治学的干扰，但在实际运作中则显得力不从心。用蒙特罗斯（Louis A．Montrose）的话说，将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分别看待的做法，“不仅不需要，而且不可能”⁽²⁾。

需要说明的是，格林布拉特所谓的“特殊文化实践活动”（distinct cultural practices），通常主要是指种种艺术表现形式与其他邻近的表现形式。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说艺术表现形式属于审美话语，那么其他邻近的变相形式则属于社会话语。文化诗学游离于这两者之间，所关注的与其说是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不如说是艺术表现形式（审美话语）与其他邻近表现形式（社会话语）之间的转化关系或相关手法。格林布拉特所举证的两部作品，即《刽子手之歌》和《在野兽的腹中》（he Executioner’s Song by Norman Mailer and In the Belly of the Beast by Erroll Mc Donald），均基于犯人的诉讼实录、狱中纪实以及新闻媒体的追踪报道。他借此想展示文化诗学的方法要义，也就是彰显特殊文化实践活动的集体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表明集体的信念与体验在大众传媒文化中的形成过程，揭示一种信息传播媒质（社会话语）如何转入另外一种艺术表现媒质（审美话语）的，最终又是如何经过媒体的炒作和可以驾驭的审美形式，转化为审美文化产品，提供大众进行审美消费（aesthetic consumption）的。这一切显然与“美国日常行为的诗学”有着密切的关联。

二、新审美主义的文化诗学

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化诗学的批评范式经过译介和预热之后，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特别关注与反思，接着便是随之而来的挪用或变通。在此过程中，文化诗学是在文化研究的裹挟中得以张扬和传布的，因此两者的方法是交叉重叠在一起的。与此同时，在中国这个历来享有“诗之国度”的特定语境中，外来的文化诗学经历了全球本地化的演变过程（globalizing change）。一般说来，此过程既具有创造性转换（creative transformation）的某些特征，又显示出跨文化诗学（transcultural poetics）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类似于罗伯特逊（Roland Robertson）所谓的全球化发展的双重性，即：“普遍事物的特殊化与特殊事物的普遍化”。结果，文化诗学这个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或普遍意味的批评范式，逐渐转化为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的中国诗学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中国诗学的理论思维与方法研究。

比较而言，童庆炳和程正民等人的文化诗学思想，在国内具有一定代表性。童氏本人向来不屑于生吞活剥外来的理论，一贯倡导反刍消化后进行兼收并蓄与中西会通式的移植和发展之道。因此，他在继承文化诗学原有的历史－文化批评方法的基础上，借鉴了中国传统诗论的学术资源和俄国巴赫金诗学研究的相关视角，进而融注进自己多年来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所积累的思想成果，在坚持文学作品的审美维度的同时，积极推崇理论创新的自觉意识和联系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本土意识，反对跟着跑或追时髦的被动做法。诚如童庆炳、马新国在《文化与诗学丛书》总序中所言：“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是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其他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值不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³⁾“‘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⁴⁾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诗学”在中国的创造性转换程度与走向。开放的态度与有选择的借鉴原则，都必须联系中国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与文化历史语境，都必须传承和发扬原来有效的和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成果与历史经验。文化诗学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范式或方法，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跨学科或多学科视野，都必须把捉住审美与文化两大维度，尤其是审美的批评维度。因为，文学作品作为批评的对象，其生命的魅力就在于“诗情画意”这一审美特征。这里，“诗情画意”作为中国诗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在这段界定文化诗学任务与方法的简短话语中，使用频度极高，前后共出现了5次。这不仅是针对“反诗意”的文化研究而发，也是传承国内文学理论研究和思想积累的必然结果，其中特别凸现了当年为突破政治化意识形态的禁锢而倡导的“审美转向”（aesthetic turn）之说。历史地看，在中国的文学艺术领域及其优秀作品中，“诗情画意”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具有悠久传承性的审美尺度（aesthetic measure），无论是诗还是画，词还是赋，音乐还是书法，散文还是小说，雅文学还是俗文学，写景、状物、叙事、刻画人物还是渲染吃喝玩乐性爱，均把“诗情画意”奉为艺术性或文学性的基本评价尺度。相形之下，这种侧重“诗情画意”之审美批评维度的文化诗学，与游离于大众审美文化与社会政治话语之间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 of New Historicism）是有一定差异的。这种差异不仅来自语言的表述和研究的对象，而且来自审美的观念与理论的追求，这里权且称其为“新审美主义的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 of New Aestheticism）。这种“文化诗学”，着眼点在于超越挪用，追求创构，即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创构一种文学批评范式。这实际上也符合“诗学”的本义。要知道，源自古希腊语“πο”的“poetics”（诗学），意指“the art of making or creating”，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创作或创构的艺术”。这本身就意味着“文化诗学”应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通过全方位的文学批评等艺术实践来创构更为有效的文学理论与研究范式。

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值得指出的是，童庆炳与程正民等人对文化诗学的研究与推导，不是务虚，而是务本，不是说说而已的坐以论道，而是实实在在的勤而行之。他们所主编的《文化与诗学丛书》，包罗古今中外的诸多专题，无论是从先秦诸子到当代王蒙的诗学，还是从柏拉图到巴赫金的诗学，均在研究乃至比较研究之列。扬雄曾言：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次也。这就是说，学而行之或知行合一，堪称上策；学而言之或只说不练，乃为下策。学而教人或好为人师，则是下下策。我想，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要有所作为，要真正进入中西平等对话的角色，需要法乎其上，学而行之，需要在引进和挪用外来理论范式的同时，铢积寸累、足踏实地的进行深入研究和不断创构。任何一种仅出于猎奇或时尚需求而随兴之所至的短期行为，恐怕只能释放出阿多诺所说的那种焰火似的瞬间效应。就此而言，扬雄所标举的价值逻辑是有一定道理的，甚至是切中时弊的。

目前，在这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特殊语境中，我们需要清楚地看到，任何理论上的挪用和建构，往往都带有跨文化的互动作用和创造性转换等特点。即便是在创构中国文化诗学时，我们也同样难以回避罗伯特逊所说的那种双重性过程。这一过程会把比较普遍的理论范式特殊化，同时也会把比较特殊的理论范式普遍化。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具有建设性的好事。或许只有如此，平等对话的良好愿望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在这方面，前美学学会主席埃尔雅维奇（AlešErjavec）的方法论兴许可资借鉴，那就是“全球化的思维，地域化的实践”（think globally and act locally）⁽⁵⁾。

（作者王柯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博士）

【注释】

(1)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New York／London：Routledge，1989），p．32．

(2)H．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p．33．

(3)童庆炳、马新国：《总序》，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第4—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童庆炳、马新国：《总序》，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第5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AlešErjavec．“Aesthetics and／as Globalization：An introduction”． his paper is also titled“Globalization Processes：The caseof Aesthetics”that appeared in Japanese as“Gurobarizenshon no shokatei：bigaku no baai”，Bigaku geijutsagaku kinkyäu，no．21（2002），pp．238—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