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与批判

傅丽红

【摘　要】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写成十五年之后由恩格斯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被视为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份重要纲领性文件，其中关于党的自我批判以及关于“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两者的关系的论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但《哥达纲领批判》中过度诉诸感情的行文方式，以及某些立论上缺乏足够论据支持等，亦显示出了这一批判并非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作品。

【关键词】　哥达纲领批判　历史由来　价值　反思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对当时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盛行的机会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自其公开发表之后就被视作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纲领而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和重视。2015年正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公开发表130周年。值此之际，笔者试图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重新进行梳理。本文将研究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这一批判写作之后直至15年后才被公开发表出来、马克思在其中对《德国工人党纲领》进行了怎样的批判、在时移世易的当今时代背景下这些批判是否仍具有指导价值等问题。

一、《哥达纲领批判》的历史由来

《哥达纲领批判》是对马克思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以及1875年5月5日马克思给威廉·白克拉的信的统称。^[1]在1997年的中文版《哥达纲领批判》中，同时还包括了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论述，即恩格斯分别致信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白克拉、卡尔·考茨基以及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格尔，围绕哥达纲领与这些人展开的讨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于1891年1月将其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90—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的。换言之，自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至这一批判的公开发表，笼统地算来其间约有15年间隔之久。那么，马克思在15年前写作这一批判和这一批判在15年后被公开发表，就是两件不同的历史事件，两者之间必然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因由。

19世纪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衰亡，欧洲工人阶级运动四分五裂，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普法战争之后工人运动的中心逐渐向德国转移。在70年代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着两个派别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是爱森纳赫党，又名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69年8月7—9日在德国的爱森纳赫成立，其主要领导人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其建立和成长得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怀和支持；二是拉萨尔派，又称全德工人联合会，主要是拉萨尔追随者的团体，其主要领导人是哈森克莱维尔、哈塞尔曼以及特尔克。1871年，普鲁士政府与以前反对普鲁士政府的萨克森政府和巴伐利亚政府相结合，组成了一个联邦制的德意志帝国。“新成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抹杀了让这些党派独立存在的所有理由。德国政府变本加厉地打压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2]，因此，德国工人运动中的这两个派别在70年代初试图合并起来以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Labor Party of Germany）。但是，这一合并的过程并不是十分顺利。哥达合并大会原先拟于1875年5月23—25日召开，但是在合并大会之前，拉萨尔派代表大会提前召开，而爱森纳赫代表大会则于5月25—27日召开，由此以至于历史上为人们所知的哥达合并会议召开时间实际上是1875年5月22—27日。爱森纳赫党与拉萨尔派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议，但是，当时拉萨尔派已经“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3]，他们“为形势所迫”^[4]而靠拢爱森纳赫党，而为了团结统一阵线以抵抗反对派的攻讦，作为爱森纳赫党的创始人和领带人之一的李卜克内西也热衷于实行合并，甚至“为了合并不惜任何代价”^[5]。在实现两党合并的过程中，爱森纳赫党在原则问题上作了令人无法理解的让步和妥协，即接受、承认《德国工人党纲领》这一纲领草案并让其在哥达合并大会上通过。

实际上，哥达合并大会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与甚至没有多少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件中提到：“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是其他什么人都没有给我们通报任何情况，因此，我们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登载的东西，而且，直到大约一星期前看到纲领的草案时，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6]鉴于《德国工人党纲领》这一纲领草案于1875年3月7日在《人民国家报》公开登载，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认为两党的合并对于拉萨尔派的好处远大于对爱森纳赫党的好处，“这已经够糟了，然而，更糟的是合并还要以一份‘危害颇大且令人沮丧的……纲领’为基础，这份纲领‘没有任何好处，只会推崇拉萨尔派的信条’——这是不可容忍的”^[7]。因此，“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灵魂）”，1875年4月至5月初，马克思写作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并于5月5日将之连同附信寄给了威廉·白克拉（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请他将对纲领草案的批判转给盖布、奥尔、倍倍尔以及李卜克内西过目。但是在当时，“李卜克内西认为谈判还为时过早，应该缓一缓，因此只是让几个爱森纳赫领导人看了这个文件，却并没有让倍倍尔等人看”^[8]。换言之，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党的合并和纲领草案持有批判意见，但是合并代表大会还是召开了。大会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并采纳了纲领草案。不仅马克思想要将对纲领草案的批判转给盖布、奥尔、倍倍尔以及李卜克内西过目的愿望没有实现，而且，在合并大会以后，马克思与恩格斯表示将要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9]的威胁也没有付诸实践。即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纲领》这一纲领草案的批判，直至恩格斯在1981年1月将其公开发表之前，其间的15年间始终没有公开过。对此，恩格斯解释道：“资产阶级新闻界的蠢驴们……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不同意这个纲领。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10]

除了恩格斯的这一公开解释之外，马克思与恩格斯始终没有公开发表《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没有公开声明其批判态度，还有以下三个潜在的原因：

一是马克思的身体健康状态。1872年起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明显开始恶化，失眠症状持续困扰着马克思。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期间，“他几乎就没睡过……在代表大会之后，新的病症又出现了：眩晕持续发作，头疼反复出现，令人难以忍受……马克思的病情明显是高血压晚期的症状……恩格斯逼着马克思去咨询他之前在曼彻斯特的医生爱德华·龚佩尔特（Eduard Gumpert）……医生给出的医嘱是，马克思一天至多写作4个小时。为了彻底恢复健康，他需要去做一次水疗，还要喝那里的矿泉水……”^[11]马克思遵循医嘱前往奥地利波西米亚省的卡尔斯巴德（今捷克共和国的卡洛维法利）进行水疗。尽管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之后“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更加壮实、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很快就能重新全力投入工作”^[12]，但是马克思自己则认为“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量。所以，写这么长的东西（即《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对我来说绝不是一种‘享受’”^[13]。而且，在1876年至1877年间马克思实际上并没有中断水疗，加上马克思的妻子和女儿燕妮分别在1881年和1883年相继去世，这给马克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马克思生命最后的10年实际上是被悲痛和病症持续折磨着的。因此，从马克思的身体健康状况来看，马克思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之中，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来应对公开发表批判所可能带来的持续论战了。

二是恩格斯认为“既然合并代表大会已经在腐朽的基础上召开了并且也四处宣扬了，他们就无论如何不愿意让它失败，从而不得不在本质问题上在此作出让步”^[14]，为了替一个错误作辩护就只能不断地拿更多的错误来重复，“这种合并本身包含着分裂的萌芽”。除了这种相信合并不会长久且必然分裂的乐观心理，恩格斯对于分裂之后党的纯洁性和党的力量及其命运同时又是顾虑重重的。在1875年3月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写道：“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想必已经使哈塞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尔克以及其同伙重新获得‘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有力地反对它自己一度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15]正是这种既乐观又顾虑重重的矛盾心理，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已成事实的合并大会之后，对这一合并的政党仅仅持观望的态度，而不对其采取公开的反对措施。

三是合并之前的爱森纳赫党实际上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怀下建立和成长起来的，因而，尽管合并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党及其纲领让马克思和恩格斯颇为失望和不满，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主要的是对合并党的纲领进行批判，而对于爱森纳赫党这个被马克思视为自己遗产之一的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将之遗弃的打算，只认为这是“‘诚实的人’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16]。恩格斯也赞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看法，即认为“这整个事件是一次教育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17]。况且，合并之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在1877年全国大选中，这个合并党的表现让马克思非常满意。它把社会主义者此前的投票数翻了一番，成为一个重要的反卑斯麦的政治喉结”^[18]。

正是在这诸多因素的促成下，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纲领》这一纲领草案的批判才“隐匿”了长达15年之久。那么，为什么在15年之后，马克思已经逝世了，恩格斯又将马克思的这一批判公开发表了呢？1981年1月，恩格斯在《新时代》杂志1890—1891年第1卷第18期上发表了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批判并为其作序言。在序言中恩格斯表示：“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不发表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哈雷党代表大会“于1890年10月12—18日在德国的哈雷举行……10月16日根据哥达纲领主要起草人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的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19]。哈雷党代表大会中，李卜克内西所作的关于党章的讲话不指明出处地引用了马克思批判纲领的某些论点，并且不指名地对这一手稿进行了攻击。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如果还在世，一定会拿自己的原稿来同这种篡改相对证，而我是有义务替他做这件事的”^[20]。因此，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其在会上对哥达纲领的讨论成为了恩格斯公开发表马克思这一批判的直接原因。

但是，仅仅是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事件还不至于让恩格斯大费周章地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因为这并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从1891年1月7日至2月23日恩格斯致卡尔·卡茨基的五封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既需要顾及警察当局对报刊的限制而须对马克思的批判手稿进行一定的删略和改动，同时还需要克服来自李卜克内西等其他人对手稿发表的设法阻挠，“因为整个批判就是针对他的，而且正是他伙同好男色的哈塞尔曼一起炮制了这个腐朽的纲领”^[21]。而且，《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还意味着需要做好准备以应对接下来任何可能发生的论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与后果，如：文章发表后柏林人对恩格斯的抵制；“担心文章发表后，敌人会搞什么名堂”^[22]，“给敌人提供武器”^[23]，等等。因而，在哈雷党代表大会这一原因背后隐藏着更加复杂深刻的原因。

一方面，恩格斯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最直接的原因是公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批判》态度以澄清误解。由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爱森纳赫党的成立和建设的早期对其颇有关怀和支持，再加上《德国工人党纲领》中有不少地方是借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因而导致了这么一种情况的出现：即许多人把马克思与恩格斯说成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制定者”，甚至要求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负责”^[24]。面对这样的“诬陷”，恩格斯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以作澄清也就理所应当了。而且，对于主要的反对者李卜克内西于1891年2月13日发表在《前进报》上的社论《马克思关于纲领的一封信》，恩格斯表示“当然要做出答复，但不会进行不必要的争吵”，“只要纠正几个错误的说法（例如，好像是我们不愿意合并，事实似乎证明了马克思不正确等等），并肯定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就行了”^[25]。因此，恩格斯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批判态度以及澄清误解是恩格斯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最直接的目的。

另一方面，恩格斯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最根本的原因是“反击德国党内正在抬头的机会主义思潮，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26]，即弥补15年来的沉默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纠正错误倾向，将党的发展重新引向正途。恩格斯在与考茨基的通信中指出：“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马克思容忍他多年来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当作自己的东西来装饰门面，而且因为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27]在哈雷党代表大会之后，恩格斯意识到拉萨尔主义对德国社会主义工党错误导向的严重性，意识到已经到了必须对其进行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对马克思的态度的时候了，“如果在15年后的今天，还不能直截了当地谈论拉萨尔在理论上的胡诌和妄测，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28]因此，恩格斯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指出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批判已是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我再也不容许靠损害马克思来维持和宣扬拉萨尔的虚假声誉……拉萨尔的迷信纯粹是人为的，是由于我们违背自己的信念对它采取沉默和容忍的态度造成的”^[29]。在机会主义日渐在党内盛行而拉萨尔主义仍旧影响着党的决策和行动时，恩格斯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是为了让大家认识到“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30]。

至此，我们已对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的背景、为何马克思与恩格斯当时并没有公开表明他们对哥达纲领的批判态度、为何15年后恩格斯又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公开发表均有了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二、《哥达纲领批判》的主要内容

概而言之，《哥达纲领批判》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二是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批判。这两部分的内容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与威廉·白克拉、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以及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格尔进行书信往来的方式加以讨论和呈现的。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批判哥达纲领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总体而言两者对于纲领草案的批判态度和批判的主要内容还是共性多于个性的。因此，笔者在此仅以讨论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为主。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主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和谈论到的主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前提性批判，即对前提的批判，主要体现为马克思对纲领草案中关于劳动方面的论述的批判。纲领草案中关于劳动方面的论述——“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劳动所得应该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一切社会成员”；“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所垄断”^[31]，等等——马克思对此就批判道：“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具有自然制约性，在任何的社会和文化中，若是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占有任何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那么，这些劳动者势必会为了取得这些让劳动得以实现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而不得不成为其他劳动物质条件所有者的奴隶，且这些劳动物质所有者除了资本家阶级以外还包括土地所有者。因此，“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只有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个前提下才是正确的。而且，只有进行了交换和流通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和财富，而这些价值和财富也并非是“不折不扣”地平等地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马克思认为在分配这些价值和财富之前，实际上需要扣除用于劳动生产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扣除一般管理费用、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社会保障费用等无法用公平原则来计算的部分，因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哪怕就是这些“有折有扣”的劳动所得也是需要在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之间加以区别的。因此，纲领草案中不加前提地认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不对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加以区别，使用“不折不扣”和“社会一切成员”这样模糊空洞的词句，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也就成了谬误的判断和陈述了。

第二，原则性批判，即对原则的批判。马克思对纲领草案的原则性批判具体表现在对纲领草案中关于“公平的分配”、“铁的工资规律”、“自由国家”以及“平等的国民教育”等论述的批判上。纲领草案认为劳动者要求公平地分配劳动所得，但马克思则认为除了“劳动所得”是一个含义模糊得令人不能接受的用语之外，按照公平的原则进行分配实际上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架里”^[32]。而且，把重点放在分配问题上也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3]。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之加以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来谈公平的分配，这实质上是一种原则性的谬误，仅仅是在空谈公平的分配原则而已。对于纲领草案中的“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马克思不仅指出拉萨尔对工资规律进行了错误的表述，而且指出其更加根本的错误在于“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事物的外表当作事务的本质”^[34]，也没有认识到奴隶制度的根本在于雇佣劳动制度，因而，应当要废除的并不是工资制度和工资规律，而应该是雇佣劳动制度。而且，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废除自然也就是连同它的规律一起废除的，“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纲领草案中还要求应“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马克思对此则认为在国民教育问题上遵循“普遍的和平等的”原则实际上含混得让人无法理解。而且，“‘由国家实行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相反地，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任何影响都同样排除掉”^[35]，即马克思认为国民教育不应该受到国家、政府和教会的控制，不是由国家来教育人民，而应该是由人民来对国家进行严厉的控制和教育。

第三，实践性批判，即对实践的批判。马克思对纲领草案的实践性批判主要体现为马克思对“工人阶级解放”、“国家帮助”以及“作为国家的精神和道德基础”的批判。在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中，纲领草案将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一切阶级都列为“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则认为对于革命性的无产阶级而言，资产阶级是“反动的一帮”，但一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中间等级由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列，因而，这些中间等级不应该被纳入“反动的一帮”之列。而为了开辟实现工人阶级解放的道路，纲领草案提出要“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马克思则认为生产合作社的建立无需国家帮助，生产合作社“在工人自己创办，既不受政府保护，也不受资产阶级保护的情况下，才有价值”。^[36]而对于纲领草案中关于国家运转赖以维持的诸如日常工作日、妇女和儿童劳动以及监狱劳动等实践方面的规定，马克思也认为这些实践性的规定过于模糊并对之进行逐一的批判。

至此，马克思对纲领草案进行了前提性、原则性和实践性的批判，实现了对纲领草案批判的彻底性。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批判重心则主要集中在“反动的一帮”、“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原则”、“铁的工资规律”、“国家帮助”、“工会地位”以及“自由国家”这几个方面，并总结指出这个纲领草案实际上就是这三个部分：“地道的拉萨尔主义；人民党的庸俗民主主义；谬论”^[37]，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批判内容和态度与马克思的观点和态度实质上是大同小异的。

三、《哥达纲领批判》的历史价值

恩格斯将马克思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批判以及马克思于1875年5月5日致威廉·白克拉的信件一同公开发表之后，虽然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和作为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的《前进报》编辑部对它反应冷淡，但是，“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无论是在德国党内，还是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都受到欢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这一著作看作是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38]。正如恩格斯在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所期望达到的目的那样，《哥达纲领批判》成为了一部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不仅澄清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表明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批判态度，而且还被视为“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典范”。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已有130年的历史。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早已远去，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将之发表的社会背景与社会境况也早已时移世易。但是，在当今这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而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社会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些观点时至今日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仍然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的。

一方面，《哥达纲领批判》中仍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地方在于党的自我批判方面。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实际上是党的一种自我批判。无论是对爱森纳赫党，还是对后来由爱森纳赫党与拉萨尔派联合而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马克思与恩格斯始终对其十分地关注和重视，尽管与党内的李卜克内西、哈塞尔曼等人存在着立场和意见上的分歧与争议，但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未将自己看作“外人”。恩格斯在1891年2月3日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写道：“请看，我们是怎样自己批评自己的，我们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政党。”^[39]在恩格斯看来，无论是马克思所写作的《哥达纲领批判》还是自己对纲领草案的批判，实际上都是一种党的自我批判。恩格斯在2月23日写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继续强调道：“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40]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以及恩格斯将之公开发表，其中一个重要的意图就在于肃清当时党内拉萨尔主义的持续影响，对由拉萨尔主义所带来的词语教条主义、原则教条主义以及实践教条主义进行深刻的批判，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纠正党的错误方向。尽管党的这种自我批判会引起党内某些人的不满，同时还可能会给敌人提供攻击的武器，但是，党的先进性建设不应该因这些顾虑而对党始终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党的自我批判本身就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一个政党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它能够经得起敌对党的攻击，同时还体现在它有足够的勇气与自信进行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的勇气和精神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哥达纲领批判》的活的灵魂。

另一方面，《哥达纲领批判》中仍然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地方还在于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命题与思想。比如马克思在其中对“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两者的关系的论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41]。马克思认为这样一种观点——将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地视为“劳动者”、所有人“平等地享有权利”——实际上是在掩盖、承认或接受事实上存在着的阶级差别，把实然的阶级差别看做是应然的；同时，这样一种所谓“平等的权利观”还把不平等的个人天赋、不平等的先天所得（如智力、家庭出生等）看作应得的。在马克思看来，接受这样一种“平等的权力观”必然会导致分配的不公平，即“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42]。实际上，马克思在此提出了“权利平等的分配公平悖论”，即由享有平等的权利反而在分配上所导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基于此，马克思认为若要避免分配的不公平，“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43]。对于平等权利和分配正义的讨论，马克思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马克思之后，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都对“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进行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讨论。“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是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一直被持续讨论却仍未有满意答案的永恒话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的论述，不仅对于了解马克思的权利观和分配观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一论述也是对“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个永恒话题所进行的有益探索。而且，这一论述还带动了后来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对这个话题的持续争论。

四、对《哥达纲领批判》的批判

在诸多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评价中，有一种说法认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不是一个严谨的作品，而是为了重新强调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所写的感情冲动之作。其所谓的依据是马克思在写作《哥达纲领批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写作《资本论》占据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再加之身体健康状态的问题，以至于逐渐在工人阶级运动中失去了核心的指导地位，当时工人阶级的政党领导人只是把马克思与恩格斯当作“元老”来看待，但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实际领导核心地位事实上已经被取代了。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不知情的情况下，哥达合并大会召开以及哥达纲领顺利通过就是十分明显的证明。这一说法笔者并不认同，但仔细推敲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并将之与马克思的其他著作相比较，《哥达纲领批判》确实算不上是十分严谨的著作。

一方面，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存在着许多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这些词汇流露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态度与情感倾向，从这些词汇中完全可以感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待哥达纲领是多么的失望、不满甚至是愤怒。例如：马克思在写给威廉·白克拉的信中就直言《德国工人党纲领》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撇开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这一点不谈，这个纲领也是完全要不得的”^[44]。在批判纲领草案的具体条目时，马克思也在其中写道：“这些空洞的词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把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错误的了……‘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这也是荒谬的……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他的格言是勉强塞进去的……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廉价的蛮横行径之一……这个纲领的国际信念，比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信念还差得难以估量……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表述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在于……我们党的代表们竟如此粗暴地践踏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他们在草拟妥协纲领草案时是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地轻率，多么无耻……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教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整个纲领是这两种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这种含糊的要求……应当说清楚……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45]这些词句无不流露出马克思对这个纲领草案的不满甚至是愤恨。正如纲领草案在马克思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地轻率、荒谬和错误，马克思对这个纲领草案的批判中所用的词汇也有轻率和不严谨之处。严谨的作品要求用语严谨，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却完全相反，一改马克思以往写作的严谨风格，这些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句无疑削弱了作品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另一方面，严谨的作品要求逻辑自洽，论据有理，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在许多立论上往往只是提出了观点而没有加以深入的论证，而这些没有深入论证的立论如今看来正是需要加以反思甚至是批判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体现在马克思在其中关于“自由国家”与“现代国家”的论述。纲领草案中提到“德国工人党争取建立‘自由国家’”，马克思对此直接反讽道：“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46]基于此，马克思认为“科学自由”与“信仰自由”写在纲领中都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国家”正如“平等的权利”，都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已，事实上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国家”。而且，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一种工具，这个工具不是为了实现自由，而是为了镇压敌人。这与霍布斯、洛克等人的国家观有着极大的差别，在他们看来国家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存在的。虽然都是一种工具论的国家观，但是，倘若国家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存在，那么，势必就会因其他的理由（如镇压敌人）而牺牲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更甚之，人不再是作为目的而存在，反倒退化成为其他目的的手段和工具了。再者，马克思不仅认为“自由国家”是一种虚构，还认为“‘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如今看来，这些论断却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至今仍然不存在真正的“自由国家”，但是，“自由国家”作为一种追求，在追求自由的国度中总是比在追求专制的国度中，人们能有更大的机会与可能性去追求自由乃至实现或享受到更多的自由。

可见，纲领草案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是存在许多谬误的，但这并不等于马克思对其的所有批判都是合情合理的，更不意味着马克思所提出的立论都是有理有据的，都是正确的。不加批判地对之加以承认和接受无疑是教条主义的，这反而远离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批判精神。

【作者简介】　傅丽红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博士研究生

　　　　　　　　　　　浙江杭州31002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M］.邓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3］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注释】

[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7.

[2]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M］.邓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31.

[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0.

[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

[5]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8.

[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0.

[7]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M］.邓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31.

[8]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35.

[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

[1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1‐42.

[11]乔纳森·斯珀伯著.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M］.邓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27.

[1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0.

[1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

[1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

[15]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6.

[1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1.

[1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2.

[18]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19世纪的人［M］.邓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333.

[1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8.

[2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2.

[2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7.

[2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5.

[2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1.

[2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

[25]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

[2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7.

[2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2.

[28]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0.

[2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8.

[3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2.

[3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11.

[3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

[3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

[3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1.

[35]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7.

[3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3.

[3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6.

[38]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7.

[39]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6.

[40]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1.

[41]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

[4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

[4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5.

[44]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6.

[45]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29.

[46]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