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与批判思想

前文对麦克斯威话语背景的理论基础的潜在局限性进行了探讨。与之相应，进一步思考话语在允许人们确认和实现一种理想未来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将是有益的。如果充分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协同实用主义或许就会表现出许多与共产主义相似的地方。就像之前所提到的，这类似于玛丽·帕克·福利特(Mary Parker Follett，[1918]1998)于20世纪初所主张的做法。这还与伊丽沙白·弗雷泽和尼古拉·拉茜(Elizabeth Frazer and Nicola Lacey， 1993)的“对话式社群主义”(dialogical communitarianism)相似，“对话式社群主义”掌控了自由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中从众性的潜在压迫之间解释的中间环节。像其他一些女权主义作家(Elshtain， 1981；Frazer，1989)那样，弗雷泽和拉茜担心，将特定议题预先确定为不适合公共讨论，会维持建立在社会现状之上的不公正。

麦克斯威(1988)写道，自由主义者害怕话语进程，因为它们可能会引发冲突并威胁到个人权利。在对麦克斯威的论著进行评论时，自由主义者肯尼思·鲁肖(Kenneth Ruscio， 1998)设想了这样的场景：在公众话语中，公民质疑现行法律体制安排和讨论自由主义者更宁愿保密的话题。他担心这可能会导致“人们更多地基于有益身心健康的自我实现而非对公共(作为个人的对立面)利益的仔细考虑，从而放弃理性以及漫无边际的公共话语的制订”(p.271)。与其所设定的前提“理性是被那些希望通过限制公共话语而控制别人的人所使用的”相一致，麦克斯威(1998， p.278)作出的回应是，“如果我们有关系，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理性了”。玛丽·帕克·福利特([1918]1998， p.189)在8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一关于公共—私人问题的以下观点：“我们现在开始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所做的工作、所具备的工作条件、我们所住的房子、我们所喝的水、我们所吃的食物、抚育孩子的机会——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的整个领域，都将构成政治。家庭生活与城市生活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分界线”。

麦克斯威对协同行动的可能性保持乐观，希望这或许能够对解决多样性和种族斗争的问题有所帮助。在某种程度上，麦克斯威之所以能够保持乐观，是因为他假定当前的技术专家时代可能会结束，而允许“反联邦主义者”所主张的传统的、协同—共和的社会模式重申其作为独立的权利承担者反对关于公民的联邦自由主义观点。然而，这种乐观的假定可能是靠不住的。虽然宪法辩论中涉及一系列问题，但戈登·伍德(Gordon Wood， 1969， pp.484-485)写道，“这最好能被人们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加以理解……从根本上说，争吵发生在贵族政治与民主政治之间的。”伍德将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冲突描述为精英和平民之间的分歧：精英倡导集权，旨在维护等级与财产；公民大众则为各种平民主义的地方观念，以及为其发展自由、脱离社会“优势群体”(betters)控制的权利加以辩护。

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都对共和主义公民美德发表了言论和著述。理查德·西诺波利(Richard Sinopoli， 1992)表明，他们认为在确保个人权利不被他人和政府侵犯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情境中，公民美德是次要的价值。按照西诺波利的看法，在捍卫诸如“地方政府的权力，以及通过办公室轮换、召回和短期任期制之类政策增强公民参与”等理念的过程中，在公民美德成为第一原则的时候，反联邦主义者就是自由主义者了”(p.7)。在人们的预期中，这些事情“首要和最重要的功能是用来抑制统治者的权力渴求和占有欲望……和普布利乌斯(Publius)的看法相似，对大多数反联邦主义者来说，政府最重要的意图，是对被人们视为自然权利的权利加以保护”(p.7)。反联邦主义、地方主义思想在美国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但索尔·康奈尔(Saul Cornell， 1999， p.306)写道，它能够“既产生自由主义、又产生一致同意的社群主义”。因此，人们不但能够用它来支持自由个人主义，也能够用它来支持协作民主。总的来说，这表明，虽然反联邦主义包含了共和主义美德的元素，但共和主义或许不是一种等待时机成熟以获得重生的长期受压制的核心社会原则。

麦克斯威(1997)指出，在联邦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民主冲动在包括进步年代在内的不同时期中出现。在20世纪早期，产生过这样一种运动：人们通过创建社区中心，使人们在集会中砥砺思想、开展改革来培育民主决策(Mattson， 1998， pp.87-104)。玛丽·帕克·福利特便是这一运动的一分子。福利特不想仅仅只是鼓励公民通过表达意见来参与公共事务。相反，她主张，通过在邻里社区和协同他人解决问题的层面对人们加以组织，人们就会逐渐相信“我不是为我的邻居、我的城市、我的国家服务，而是通过这一服务我成为我的邻居、我的城市、我的国家”(Follett，[1918]1998， p.242)。

福利特通过协作的公民行动来不断取得进步的观念是难以持续的。到20世纪20年代，社区中心已经变成由专职社区工作者控制的以休闲娱乐为导向的场所(Mattson， 1998， pp.120-125)。面对面的和邻里之间的协作对话消失了，“看来很少有公民关心一件公共的或共有的物品；相反，他们好像(在20世纪20年代所谓的爵士乐时代期间)被消费品和消费文化市场所带来的个人需求的满足迷住了”(p.126)。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 1992)指出，公众已经成为被精英操纵的消极的群体。今天我们可以在公民文化的明显衰落(Putnam， 2000)和社会分裂为自我中心的“生活方式的政治”(Bennett， 1998)的碎片化中找到相似之处。

从这种对历史和社会合作的有限的检验中，可以看出人们似乎还没有做好长期准备，以担负起建立一个自治社会的责任。当人们审视社会前景和社会行动协作愿望之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发现在自由资本主义背景下建立合作民主的问题是连续不断的。在20世纪早期，约翰·杜威在其评论中认为，无论其个人的民主价值如何，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他关于协作调查的理念都是不充分的。

虽然麦克斯威的协同实用主义可能也处于相同的境况之下，但他可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其重点是超越控制的人为合法性、并且允许人们去实现他们所希望的集体社区的统治。这一主张所假设的一些事情可能是有问题的，包括：人们知道存在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知道如何召集利益相关的人们参与；他们在问题进行讨论之前就有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及他们参与的过程不会被那些感到利益受威胁的精英行动所打扰。这些都是强有力的假设。批判理论家们将会认为，人们经常并未充分认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他们所拥有的行动选择，他们可能无法得到必要的信息来清楚地了解他们的处境。而且，如果他们的行动威胁到经济或者政治利益，那么他们就不会被理睬或者以某种方式受到压制(Box， 1995， 1998；Logan&Molotch， 1987)。

人们能够发现一种集体行动需要的连续统一体：在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一端，人们所感知到的变革需求不成其为问题，要么是因为事情看上去本来就很好，要么因为走向成功的变革愿望是没有希望的；而在它的另一端，人们相信现在正是反对现状和为着乌托邦式理想而工作的时机。在这个连续统一体“不成其为问题”(not-an-issue)的一端，可能会发现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秩序感到满意。自由资本主义秩序为人们在财产权和个人权利之间提供了一个“驻留地”(accommodation)(Bowles&Gintis， 1986年)，允许人们在别人最低限度的干扰下塑造自己的生活。此外，在这一端还存在着怀疑论的后现代主义，人们对分裂、混乱、模糊和放弃的思虑如此之深，以致“在这一时期没有任何社会和政治计划值得作出承诺”(Rosenau，1992， p.15)。

在这个连续统一体“是时候行动”(time-for-action)的另一端，是对人们进行启蒙的批判理论的行动计划，这使得人们或许会发现他们所处状况的真实性质，变成“被解放的”和有能力摆脱由当代社会创造的幸福假象，从而塑造他们的生活。(Geuss， 1981)。就像罗蒂(1999)的实用主义一样，社群主义(Sandel， 1996)在这个连续统一体中保持着一个居中的位置，提供了对一些自由资本主义秩序被滥用的状况的改善。社群主义也与麦克斯威的协同实用主义联系紧密，后者提供了超越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的希望。同时，在这个居中领域里，还存在着一种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准备介入日常政治，但十分注意那些由“日益被虚假民主形式控制的”(Agger，1992， p.305)政治舞台强加于普遍主义解放愿景之上的限制。尽管在资本主义秩序的统治下，宽泛意义上的社会变化失败了，这一立场也仍然保留了对未来的希望，转而采取孤立的抵抗行动，例如马尔库塞(1964)所秉持的拒绝参与主流社会的理念。

就话语理论而言，要推动公民努力实现自治，或许必须承认社会问题是和经济、政治条件以及人们的信仰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并且集体行动还可能会遭到现实中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假定(像批判理论的“强有力”的版本那样)在日常生活世界的阴影下存在一个“真实的”自由和民主的世界，也不意味着要想象(在古典自由主义的方式下)一个一次性的、永恒的方案，以宪法、法律、制度、政策或者关于“何为公共与何为私人”的理念的形式，去解决公民、政府和权力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社会环境中现有条件的承认，能够与话语理论的反本质主义的开放性和未来取向融洽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