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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批判思想的意义与局限

时间:2022-08-3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老庄对仁义的批判有两重意义:其一,从正面角度讲,老庄认为“道”、“德”是人的本体依据,从而高于仁义。老庄对社会所作的批判作为对人类早期文明制度的最初反思,无疑是有意义的。崔大华先生指出,老庄社会批判思想中表现出的这种局限性,其实是被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局限的。

老庄对仁义的批判有两重意义:其一,从正面角度讲,老庄认为“道”、“德”是人的本体依据,从而高于仁义。如果仁义不背离人的道、德本体,那么老庄还是肯定仁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老庄的“自然”与孔孟的“仁义”其实是相通的。[32]其二,从反面角度说,“他们深刻地洞察到仁义礼法在是社会实际运作中所产生的道德虚伪等一系列弊端,觉察到文明发展与自然本性之间的矛盾,批判封建道德礼法对于人性自然的束缚,强调尊重个体所固有的本质规定性,力图使人们从封建等级制度压抑下解脱出来。尽管他们未能找到根本解脱的途径,但却启示人对现实的政治制度、法律和道德进行反思、批判,推动着社会的制度、法律和道德向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和进步。”[33]另一方面,老庄对“仁义”的批判也有历史局限性。他们的批判眼光所能照察到的,主要是虚伪僵化的“仁义”对人的自然本性的破坏。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人性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得到提升和升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骈拇》)这个观点是不恰当的。小人殉财可以说是“残生损性”,而君子之殉仁义,则非“残生损性”,肉体生命虽然死了,但精神生命却更加灿烂,这是人性的提升和升华。

老庄立足于“无为”的社会批判思想也有两重性。老子有一句纲领性的名言,即“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第48章》)。本来,“为学”与“为道”都属于人的一种自觉行为,但老庄一般把“为学”看作“人为”、“有为”而加以排斥、否定;而把“为道”视为“自然”、“无为”而倍加推崇和阐述。老庄的“无为”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无所作为,而是从他们自身“为道”、“体道”的修炼体验中概括、总结出来的一条原则,这自有其积极的意义。不过,这不适宜推广到社会生活的一切事务中去,尤其不应该因此而否定社会生活中一般意义的“人为”。“牛马四足,谓之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秋水》)这句话简明地概括了“自然”(天)与“人为”(人)的关系。但这种概括未免失之简单。郭象的注说:“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梁启超也指出,“质言之,凡‘人为’云者,皆‘人’所为也。人能有所为且不能不有所为,即人之自然状态也。”[34]应该说,郭注与梁论都是言之有理,较为深刻地揭示了人所固有的“人为”的自然特性;同时也说明了老庄对那本属于人之特性的“人为”的认识不足。这也就是老庄“无为”理论的主要缺陷。这便导致了老庄社会批判思想也存在历史局限性:他们只是着眼于人的自然本性,从而提出自然无为的“复归”之道,并由此出发去批判与之相悖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只是看到,人性在社会存在、发展形式上常常与天对立;但没有注意到,正是在这种对立中,人性也得到了提高、社会也得到了发展,并且在提高、发展的过程中,使“天”与“人”达到一种更高形式的动态的合一。简言之,老庄否定天人合一的社会性及其历史过程,这样他们的社会批判思想就不免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其实,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只有经过历史的长期进步与发展,才能最终消除社会上各种不合理现象。在这之前,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必然伴随各种异化现象,想要回避这一历史现实,要求“恢复”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自由”,乃是现实地不可能的。事实上,所谓人的“自然本性”与“自由”,对人类社会整体来说,都只能是历史的、具体的。[35]老子讲,“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之;其次,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第17章》)这种“不知有之”的自然而然的境界当然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不具有现实性,而往往伴有幻想性质,所谓“至德之世”[36]即是如此。老庄对社会所作的批判作为对人类早期文明制度的最初反思,无疑是有意义的。其中蕴藏着强烈的关于人性、人道的丰富内容。但这种批判角度所涉及到的,也只是原始社会制度的瓦解和古朴民风的丧失,而不能看到正是在这种瓦解和丧失中,也伴随着人类那种新的文明制度的诞生和新时代民智的觉醒。老庄为自己幻想中的“至德之世”所蒙蔽,而看不到人类社会曲折向前发展的方向性及其光明前景。崔大华先生指出,老庄社会批判思想中表现出的这种局限性,其实是被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所局限的。老庄回顾过去,还没有比自然状态更多的历史经验,展望将来,也不能有超越阶级制度更远的历史眼光,他们只能站在自然主义立场上,用“无为”的理论批判这一切。他们没有必要分辨人和动物的区别,从而不能看到人类正是在摆脱自然状况的创造文明的活动中,创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完善了自己;不会认为文明是人性的本质内容。用“无为”的标准来衡量,人类从事生产、科学、艺术等创造文明的社会行为,与统治者支配、攫取、占有文明成果的社会行为的界限也是不清晰的。这样,老庄就在激烈批判、抨击统治集团盗取“仁义”、“好知”、贪“利器”、慕“技巧”的暴虐统治中,同时也给人一种否定人类的道德、智慧、技艺等社会文明的印象,使他们的“无为”社会批判思想附着了反人类、反文明的表征。[37]这一点,需要我们后人加以历史的、同情的理解。[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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