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的社会批判思想

第一节　崔寔的社会批判思想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平安(今河北涿县)人。生年不详，约公元170年病卒。

据《后汉书·崔寔传》载:崔寔“少沉静，好典籍”。桓帝初，诏公卿郡国举至孝独行之士，崔寔“以郡举，征诣公车，病不对策，除为郎。明于政体，吏才有余，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名曰《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仲长统对《政论》的评论是:“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是见，《政论》一书有多么重要的思想价值。

崔寔的父亲崔瑗，为官清正而有政绩。崔瑗为汲县令，“在事数言便宜，为人开稻田数百顷。视事七年，百姓歌”。“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无担石储，当世清之。”崔瑗临终前对儿子崔寔的遗嘱是:“夫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于天，还骨于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归乡里。其赗赠之物，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遗命，遂留葬洛阳。崔寔葬父之后，家中“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寔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余。及仕官，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敛”。《后汉书》作者范晔对崔氏这样评论道:

崔氏世有美才，兼以沉沦典籍，遂为儒家文林。骃、瑗虽先尽心于贵戚，而能终之以居正，则其归旨异夫进趣者乎!……寔之《政论》，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1]

崔寔《政论》，全书已佚。《隋书·经籍志·政论》五卷，宋以后不见著录，现有《后汉书》所存片断及《群书治要》辑本一卷。据此对崔寔的思想作分析评述。

崔寔生当东汉衰世，朝政混乱，上下懈怠，风俗凋敝，人心涣散，而当政者却不思中兴之策，对这种弊端，崔寔有清醒的认识，并作了深刻的分析，进而提出了救世之术。他说: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凋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理哉?期于补绽决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取时君所能行，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施，不强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闻也。昔孝武皇帝策书曰:“三代不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民，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争异务也。……然疾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玮所闻，简忽所见，策不见珍，计不见信。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者，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乌足与论国家之大事哉!

崔寔指出，汉朝建国三百五十多年了，政令已经不起作用，上下完全松懈，风俗十分败坏，人民极为奸巧，百姓骚动不安，期望找到救世的良策。救世济时的方法，不一定是蹈袭尧、舜的遗策才算最理想的。只要能把破的补好，邪的扶正，依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照着当时的君主做得到的去做，使社会达到安定的局面，也就是很好了。所以圣人能够权衡轻重，按照时势来订立制度，步骤的不同，是因形势的差别，绝不强迫人们去做那些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不能放弃当世最迫切最重要的事务，去模仿做那些古代所传闻的。因为时代不同，形势各异，各种政治制度，法律法令，社会礼节，都要因时制宜，适时调节，合乎实际，方可成功。俗人受旧章和古制的约束，不懂得因时制宜的道理，把听到的传闻旧说视为宝贝，忽略亲眼看到的现实情况，不肯采纳好的政策，不肯取信好的计谋。人若是不知好的是好的，也就不知道坏的是坏的，怎么能够与这种人讨论决策国家的大事呢!

崔寔在分析朝廷“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用非其人，好坏不分，奸贤不辨，官吏污浊，朝政昏乱，官逼民反的形势的同时，明确地指出:

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

东汉王朝，已是最为衰败的末世，积弊丛生，天灾频仍，人祸横行，朝纲毁坏，法制废弛，如同驾车的人失去了马的缰绳，而马又挣脱了嘴里的嚼子，四匹牡马拉着车子横奔乱跑，无人能阻挡、驾御。

崔寔针对东汉王朝末世的积弊，失政的具体形势、情况，在进行严厉批判的同时，提出了救弊、扶危之政策。

崔寔认为，东汉末世的危机，在于失政、失策，而失政、失策的主要表现是不任贤能，不安民众，故使朝政松弛，纪纲破坏，民怨甚多，上下不安。为此，他提出了治国之策、中兴之要是任贤、安民两大要务。

崔寔说: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士，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

圣明帝王、开国之君，为了建立政治制度，法律规章，思想意识，道德秩序，都需要依靠明哲之士出谋划策，献智献力，故能建立功业，留名史册。继体之君、中兴之主，要想使国家政治稳定，上下协调，人民安乐，中兴复国，就更需要依赖“贤哲之谋”了。特别是东汉王朝已步入末世、衰世，积弊丛生，积重难返，无贤哲之谋根本无法解救国家积弊，化解各种矛盾，所以更要“赖贤哲之谋乎!”崔寔此论，有感而发。

崔寔认识到:每个朝代开国之君，都有一定的作为，国家经过一段繁荣稳定之后，就逐渐产生弊端而不安。如果当政者没有清醒的认识，而及时改革更张，而“率由旧章”，使弊病发展，最终则会使朝代灭亡，陷入可悲的结局。所以崔寔说:

凡天下之所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政寝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下郁伊于下，悲夫!

用现代的话说，天下之所以会不太平，就是因为太平久了，风俗逐渐败坏了，却不觉悟，政治逐渐腐朽了，却不改革，习惯了混乱的状态，看不到危险的局势，只知贪图安逸，却什么都不知道;或者只顾满足自己的物欲，却不理朝政;或不听取良好的劝谏，却喜欢说谎话的人，厌恶说真话的人;或站在歧路口上犹豫不决，不知往哪里走;或宠信的大臣什么都不说，都不做，只顾保住自己的官位;或疏远的小臣，说的话不当回事。所以造成上面朝纲废弛，下面贤才困穷，真是可悲啊!

究其原因，是那些守业继体的君主，继承了上代衰败的统绪，好像坐在一辆破烂不堪的车上，应该找能工巧匠来修理一下，把断裂的接好，把松缓的楔紧，该补的补，该换的换，这样才可以变旧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如果不加修理，继续乘坐这个破车，还当做好车来用，终有一天会拉断分裂，土崩瓦解，无法收拾。崔寔指出，这种能工巧匠，就像殷朝武丁找到的傅说，周宣王找到的申甫一样，他们才是真正的“巧工”，只有这样的“巧工”，才能修理“弊车”——治理好国家。

由此出发，崔寔引申到当今的东汉王朝。他认为，当时的东汉王朝，就是一辆“弊车”，急需傅说、申甫这样的“巧工”来修理，而当权的统治者却没有认识到颓势、危局。“夫风俗者国之脉诊也，年谷如其肥肤。肥肤虽和而脉诊不和，诚未足为休。《书》曰:‘虽休勿休。’况不休而可休乎!”本来脉搏与肌肉已失去了正常，已不是健康的身体。即使是好了也不要认为已全好，更何况把不好的竟然认为是很好的呢!这显然是对当政统治者的警告，东汉王朝应当认识当时的社会积弊，国家的政治危机，而尽快用贤才而革新，修理朝政。

崔寔指出，历来一般的君主都标榜选贤、任贤，莫不愿意得到像孔子、孟子那样的人来辅佐自己，可是当他们得到了贤才，却未必重视、重用。孔子、孟子的才能、长处，当时列国的君主并不是不知道，但是他们仍旧被人轻视，不受任用，以致到处困厄流浪，心力憔悴，受人讥笑，被人诬陷。为什么会这样呢?崔寔明确道出其中的原因:

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时，不诡行以邀名，耻乡原之誉，绝比周之党，必待题其面曰“鲁仲尼”、“邹孟轲”，不可得也。而世主凡君，明不能别异量之士，而适足受谮润之愬，前君既失之于古，后君又蹈之于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于当时而见思于后人。以往揆来，亦何容易!向使贤不肖相去，如泰山之与蚁垤，策谋得失相觉，如日月之与萤火，虽顽嚣之人犹能察焉。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厘，而祸福差以千里，故圣君明主其犹慎之。

因为淳美完善的贤人，决不肯走邪门歪道去献媚取宠，用奇怪恶劣的行径来骗取名声，也不愿做一个无原则的伪君子，勾结朋党骗取称誉，要他们脸上写出“鲁国孔丘”、“邹国孟轲”的字样，是万万不可能的。那些平凡的君主，根本没有辨别贤才的见识，只听信奸人的诬陷诽谤。过去的君主已经走错了的路，后来的君主沿着老路继续走，所以高人的贤才，在当时总是受到压抑，直到死后才被人思念。以过去推测将来，要想改变是不容易的。如果贤人与奸人的区别如同泰山与土堆那样显著，策谋的正确与错误如同日月与萤火那样清楚，就是极愚蠢的人也能分辨明白。然而，贤人与奸人确实很难辨别，而且是常常颠倒纷乱，初看好像只差毫厘，实施之后所产生的祸福却相差千里，所以圣明君主对此应当小心谨慎方可。崔寔这些忠告、警告，对于“承百王之敝”的东汉王朝，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东汉王朝，已经不可救药，只有灭亡之路一条了。

崔寔认为，东汉之弊，既在不用贤，又在不爱民。正因为不用贤才治国，才使朝政昏乱，官吏腐朽，民事荒芜，民怨极大，仇满天下，从而造成国不为国，君不爱民的乱局。

崔寔深刻地认识到，国之所以为国，在于有民，故提出“国以民为基”的论断。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他明确地指出:

夫民，善之则畜，恶之则仇。仇满天下，可不惧哉!是以有国有家者，甚畏其民。既畏其怨，又畏其罚。故养之如伤病，爱之如赤子，兢兢业业，惧以始终。

有国有家者，必须以民为本，爱民养民，敬民畏民。因为民为国之本、之基，水可载舟，亦能覆舟，“养之则畜，恶之则仇”。如果当政者不爱民、养民、畜民，而恶民、害民、仇民，结果造成“仇满天下”，则只有覆灭的下场了。

然而，当朝的统治者及其各级官吏，对待民众却不是爱之、养之、善之，而是恶之、害之、仇之，言而无信，不讲官德，违反常理，坑害百姓，欺骗人民，贪官污吏甚于强盗。有感于此，有见于此，崔寔淋漓尽致地揭露、批判道:

今官之接民，甚多违理，苟解面前，不顾先哲，作使百工及从民市，辄设计加以诱来之，器成之后，更不与直。老弱冻饿，痛号道路，守关告哀，终不见省，历年累岁，乃才给之。又云“逋直请十与三”，此逋直岂物主之罪邪?不自咎责，反复减之，冤抑酷痛，足感和气，既尔，复平弊败之物与之。至有车舆、故谒者冠，卖之则莫取，复之则不可。其余杂物，略皆此辈。是以百姓创艾，咸以官为忌讳，遁逃鼠窜，莫肯应募，因乃捕之，劫以威势。心苟不乐，则器械行沽，虚费财用，不周于事。故曰“上为下效然后谓之教”，上下相效殆如此，将何以防之!罚则不恕，不罚则不治。是以风移于诈，俗易于欺，狱讼繁多，民好残伪。为政如此，未睹其利。斯皆起于典藏之吏不明为国之体，苟割胫以肥头，不知胫弱亦将颠仆也。《礼》讥“聚敛之臣”，《诗》曰:“贪人败类。”盖伤之也。

这是说，现在的官吏对待人民，很多事都违反情理，只图眼前私利，不顾先哲的教训，如使用百工和向人民买东西，常常用欺骗的手法，引诱他们前来，到器物制成和东西买到之后，却不付钱，致使他们家中老小饥寒冻馁，满路号哭。守在门外苦苦哀求，却没人理睬，一直过了数年才付钱，并说“这是旧欠，要打三折”。这是什么理由，难道这旧欠是债主之罪吗?当官的不责备自己，却克扣百姓，从而造成冤枉痛苦的惨状感天动地，铸成灾难。而且已经打了三折，还不发给现钱，只给一些破旧的物品作代价，诸如皇帝或大官用过的破车子、旧帽子，百姓拿去之后，出卖没人要，用之为犯法。其他杂物，大都如此。因此，百姓极为痛苦，不敢再与官吏打交道，官府叫他们去，就逃避流窜，不肯应募。官府只好派人搜捕，威胁逼迫。百姓心里不高兴，制成的器物十分粗劣，不能使用，白费钱财，一点用处都没有。古人说:“上面人做的事情有可以叫下面人仿效的叫做教。”如今上面叫下面仿效的是这样，又怎么能防备下面不干坏事呢!如果罚他们是不公平，不罚则民不能治。所以风俗变成诈伪、欺骗，刑罚因而繁多，人民变得凶横狡诈。如此行政，没有好处。这些都是由主管财务的官吏胡作非为，不顾国体，只知割了腿上的肉补脑袋，却不知腿软弱了就会摔倒。《礼记·大学》讽刺:“聚敛财富的官吏不如强盗。”《诗经》说:“贪腐的人会带坏同类。”现在官吏的这种种情况太可悲了。

崔寔针对当时官吏的恶劣行径，提出做官为政应当爱民、养民，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合理地满足各种生活需求，再施以教化，这样天下就太平了。他说:

昔明王之统黎元，盖济其欲而为之节度者也。凡人情之所通好，则恕己而足之。因民有乐生之性，故分禄以顾其士，制庐井以养其萌，然后上下交足，厥心乃静。人非食不活，衣食足，然后可教以礼义，威以刑罚，苟其不足，兹亲不能畜其子，况君能检其臣乎!故古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明君治理国家，统治人民，都是要满足人民适度的生活欲望。一般人都有共同的爱好，从自己想到别人，使大家都得到满足。因为人都有追求快乐的本性，所以要有俸禄去养官吏，建造房屋开凿水井去养人民，上下满足，人心安定。人不吃饭不能生活，丰衣足食才可以用礼义教化，用刑罚惩戒他们。如果衣食不足，连慈爱的父母都不能养活子女，君主怎么能检束臣民呢?所以古书上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当今的君主对待百官和人民，却恰恰与此相反，官吏俸禄很少，养活不了父母和妻子，怎么能管理好百姓呢!百姓贫穷，无法生活，怎么能讲礼节，守法度呢!崔寔认为，由于当今朝廷“甚失养民之道”，所以虽然诏令屡下，法令繁多，却是“劳思而无功，华繁而实寡”。人民与朝廷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当然只有起来造反而寻求生路了。

崔寔面对末世、乱世的颓势，认为要想“济时拯世”，单用道德礼义是解决不了社会积弊的，他继承和综合了先秦以来的法治思想，主张治乱世必要“重赏深罚”。他说:

量力度德，《春秋》之义。今既不能纯八代，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自非上德，严之则理，宽之则乱。……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如密。

这是说，治理乱世，当然要考虑力量的大小和威德的高低。春秋是乱世，东汉也是乱世，所以《春秋》的治世法度在东汉是适宜的。治乱世，当然不能纯粹用三皇五帝八代的德政教化治理国家，“故宜参以霸政”，采取“重赏深罚”的政策，以“明著法术”治理国家。如汉宣帝就“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所以采取“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而使国家得治，天下太平。而汉元帝即位后，“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而成为“汉室基祸之主”。两者比较，“政道得失，于斯可监”。孔子当年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则是“诚达权救敝之理也”，这是孔子能与世推移，深明治道的结果。“而俗士苦不知变”，食古不化，固守道德之治，以为守上古“结绳之约”，就可以“复理乱秦之绪”，真是痴人说梦。

崔寔说:

夫能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

治国如同养身，身无病在调养，身有疾在用药，治大病下猛药;国无病在德教，国无治则用法，国家乱必用严法。刑罚是治乱世的药石，所以处乱世必用严刑峻法。德教只适用于治世。国家昏乱之时，必须“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否则，会愈来愈乱，最终灭亡。

崔寔在主张“重赏深罚”、“严刑峻法”的同时，又反对“滥赦”、“大赦”。他认为，“大赦”是开国帝王“讨乱除残”的一项法律措施，意在“诛其鲸鲵，赦其臣民”。惩处罪大恶极的元凶，赦免普通臣民的罪过，体现新君感化之意，使犯罪者知道感恩，受到感化，不再犯罪。如果像东汉当时屡颁赦令，滥赦罪犯，却是助长犯罪，使奸人得逞，愈赦愈犯。崔寔说:

顷间以来，岁且壹赦。百姓忸忕，轻为奸非，每迫春节，缴幸之会，犯恶尤多。近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谚曰:“一岁再赦，奴儿喑。”又况不轨之民，孰不肆意。遂以赦为常俗。

年年都颁布赦令，一年多次行赦，结果使一些人“赦以趋奸，奸以趋赦，转相驱踧，两不得息”。^[2]滥赦、数赦，不但达不到赦罪而感化教育犯人的目的，反而使奸人罪犯肆意妄为，不断作恶，危言更大。

崔寔面对东汉衰世的积弊、乱象、鄙俗，所提出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济世救世之术”，确实是切中时要，言辩而确，是“当世理乱”的良药，亦为后世明君贤臣所效法，故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