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的独特方法

三、社会批判的独特方法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不乏有正面的阐述，但更多地是通过社会批判理论加以阐发的。特别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马克思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过程中加以阐发和深化的；理论批判的深度往往决定着社会历史认识的高度。社会批判为何能够执行社会历史理论的阐释功能呢？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社会批判的独特方法决定的。其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在社会批判所具有的这样几个“统一”之中：

一是肯定性与否定性的统一。在马克思的批判考察中，包括着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式：一是否定性的论述，如对资本主义剥削秘密的揭露，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生活的控诉，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社会关系的剖析等；一是肯定性的论述，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肯定性理解，如关于资本“伟大的文明”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对“现代社会”开创作用的说明，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对于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意义的阐释等。将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式交织在一起，似乎不伦不类，但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马克思所讲的批判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否定，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拒斥。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但他从没有因此否定资本主义的社会进步意义，没有对其采取彻底“解构式”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作用的必然结果，因而它在社会发展中自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因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中，并没有因其种种罪恶而对资本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没有割断历史来抽象地谈论未来社会的发展。这样的批判逻辑显然遵循的是历史发展本身的逻辑，其批判的结果也必然是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揭示，即对社会历史理论的深刻阐释。

谈到马克思的两种论述方式，应当注意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一种特有方法，即对经济现象从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双重视角予以考察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是由具体的物质内容和特定的社会形式组成的，前者反映的是经济活动的具体内容及其成果，后者反映的是这些活动依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及其组织形式。虽然二者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但分别加以分析的结果则是大为不同的。如就其物质内容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都是现代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具体表现，这些经济现象的出现，对于推动资源合理配置、促进生产率的提高，确实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因而其历史贡献是必须肯定的。就其社会形式而言，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有表现，是为适应剩余价值的追求、满足资本家的剥削欲望而出现的，是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以残酷剥削工人以至牺牲整个无产阶级为代价向前推进的。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2]这样的血腥现象无疑是要受到诅咒的。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经济现象具有这样的二重性，所以马克思在其理论分析中，既有肯定性的评价，又有否定性的论述，将这两种论述融为一体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考察就是这样。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是一般劳动过程，又是价值增值过程。作为一般劳动过程，它体现的是生产过程的物质内容，为了提高生产率，必然要发展生产力、推进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因而对增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快速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价值增值过程，它体现的是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是在雇佣劳动关系中进行的、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这样的生产具有残酷的剥削性质，因而是一种野蛮的、非人道的生产，其社会性质显然是必须否定和扬弃的。因此，马克思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劳动过程(即一般劳动过程)抱以极大的兴趣，认真研究了分工、协作、管理、组织以及资源合理配置在生产发展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机制，充分肯定了现代生产的重大变革作用和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又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野蛮性质和非人道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彻底扫除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种种灵光。

二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建构就深藏于社会批判之中。建构与批判何以形成这样一种关系呢？这主要是由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决定的。马克思哲学从来不是什么体系哲学、经院哲学，而是活生生的实践哲学、生活哲学。它以研究和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现人类解放为己任，强烈“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23]，主张哲学必须走向现实生活。因此，马克思从来没有像以往的哲学家那样，要刻意创立一种什么哲学体系，而恰恰是要破除这样的体系哲学创立一种新的哲学。这种新的哲学的创立，“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24]正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不是体系哲学，而其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和批判的，所以他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研究方法同马克思的理论旨向是完全一致的，即马克思在其理论活动初期就申明的那样：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既然真正的哲学批判不能仅仅满足于抽象地否定旧世界，而是应该通过批判来建立一个新世界，因而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不仅是批判性的，而且是建构性的。像马克思对自己新理论的阐述，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共产主义学说等，都是在批判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正是在意识形态批判、“历史哲学”批判和古典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发现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解剖的过程中，通过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批判考察过程中，通过研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演化趋势，从而发现了“两个必然”，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可以说，离开了社会批判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是很难建构起来的。

批判与建构的统一，体现了历史辩证法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马克思所批判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殊，但这一特殊又程度不同地包含着人类社会的一般，这样，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具体问题的批判分析，可以获得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或共同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从而确立和建构起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理论。马克思就是从历史特殊性中探索出历史的普遍性，由此阐发出一系列新的社会历史观点。如在揭露批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异化现象的同时，看到商品经济对于人的普遍流动、人的能力的提高和整个人类的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抨击资本主义野蛮剥削、掠夺的同时，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给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在批判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而拼命扩张、开拓世界市场的同时，指出“世界历史”的建立对于冲破狭隘的、封闭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促进各个国家、民族的普遍交往和众多文明的普遍交流，加快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作用；在揭露资本的积累和发展以至剩余价值生产的同时，阐明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转变，从自然分工到社会分工再到企业内部分工以及国际分工转变，以及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国内市场向世界市场转变的历史必然性，等等。总之，正是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特殊性问题的研究，从中阐发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社会历史思想，从而达到新的理论建构。

三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统一。从思想史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在对各种错误学说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发展过来的。但是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仅是一部批判史，同时也是一部自我批判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批判的，这种批判当然也包括自我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理论看作是不变的“真理”，而是看作发展着的理论。尤其是关于社会历史的理论，必须是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而发展。在他们的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地对原有的观点、结论进行补充、修正乃至予以摒弃，因为这些观点、结论已经不适应形势的发展，不作相应的变动就会危及理论与实践。如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坦言《宣言》中的一些观点、论述“是不完全的”，有的“已经过时了”；如果要重写，“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25]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写成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当谈及1848年革命期间他和马克思对欧洲革命估计比较乐观的看法时，也坦诚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26]诸如这样的自查、自省、自纠，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自我批判的精神。正是借助这种自我批判精神，一些理论、观点所具有的局限性不断得到消解和超越，从而使其理论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自我批判促进自我超越，自我超越推动自我创新。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我批判除了自查、自省、自纠之外，还在于它敢于接受批评与挑战。其许多观点就是在这种接受和回应批评、挑战的过程中不断得以深化和发展的。敢于接受批评是理论向前发展的契机，是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一环。因此，在研究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审慎地对待那些具有异质性的东西。简单排斥异己的东西或轻易拒绝批评、挑战，就不能大胆正视和否定原有观念的不足与局限，就不能将理论推向前进。要使理论真正不断创新，应当注意研究理论发展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连接点，这种连结点也许就是理论上的突破点。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7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注释(3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11]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5页。

[14]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法兰克福1975年版，第27页。

[15]D.诺斯：《经济史和结构变迁》，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注释(32)。

[18]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4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页。

[21]参见段忠桥主编：《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202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