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的历史深度

二、社会批判的历史深度

应当说，通过社会批判来审视社会发展，并不完全是马克思理论研究独有的特征。在现代西方学界，大多数社会理论尤其是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理论都具有批判的特点。众多学派、思潮尽管对社会问题关注的重点和角度各有不同，但在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上，都突出了批判的方法。不过，同样是对现代社会的批判，马克思同这些理论在其批判的出发点、旨归、方法上却大为不同，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所达到的高度也不尽相同。所以，要揭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并从中把握其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立场、观点，应当对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批判理论加以比较分析。

如果说，当年康德曾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为“批判的时代”，那么，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为“批判的时代”。只不过康德时代的批判主要指向的是神学统治和独断论形而上学，而当今时代的批判主要指向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如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就是当代社会批判思潮的主要表现。

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但是其基本特点则是社会批判。在其不同发展阶段，批判、研究的重点也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焦点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问题和革命策略问题。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资本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条件，力图唤起人们的批判意识，并尝试制定新的斗争策略，由此来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20世纪中期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全面统治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类陷入严重的生存困境，因而如何摆脱人的生存困境、文化困境，寻求人的自由、解放，便成为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主题。正是这样的困境，成为众多学者批判分析的对象。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霍克海姆、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以萨特、梅洛—庞蒂以及列斐伏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继承了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传统和倾向，对现存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批判。这种批判思潮在60年代末以巴黎“五月风暴”为代表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反抗运动中得到了呼应和共鸣，许多批判理论被人们所接受并风靡一时。进入70年代后，随着学生运动的失败，以及“新社会运动”替代传统的工人和学生运动而成为左派主流政治，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总体性运动算是结束了，但作为个别理论家的活动还在继续进行，其批判的特点更是五光十色。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总体性运动结束之后，批判思潮开始向多样化发展。较有代表性的是后马克思批判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潮。后马克思批判思潮的学者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自认为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性遗产，如德鲁兹、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大致如此。这一思潮的主要理论特征是，既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但又不同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他们从某些方面(如文化、消费等)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而又小心谨慎地同马克思主义保持一定距离。在此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与后马克思思潮相比，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接近，仍然坚持马克思最基本的原则和观点，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后工业社会所无法超越的。面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他们拒绝承认其质的改变，而只是将其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或“全球资本主义”。像活跃于西方学术界的詹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科尔纳、波斯特等人就持的是这样的观点。他们固然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上各有侧重，但其基本倾向还是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如詹姆逊的文化批判、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科尔纳等人的后现代批判等，都反映了这一思潮的基本特征。

后现代主义是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又一股社会批判思潮。尽管后现代主义理论本身差异较大，但其共同的特点是将矛头直接指向现代社会。无论认为后现代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断裂，还是现代社会的延续，所持的共同立场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强烈批判。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与危机，均导源于现代性。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走向反面，它生产了一整套规戒性的观念、制度和话语，使其统治和控制合法化，从而使人们陷于它所设置的牢笼。福柯认为，理性的统治造成了知识的霸权，并使这种霸权成为新的统治形式。而要破解这种统治形式，就必须以多元性和差异性来拒斥现代性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德里达则是从解构主义立场出发来批判考察现代社会，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奴隶；要拯救现代社会，就必须祛除现代社会的“中心化”，即让社会远离传统的中心，实现人的解放。总之，后现代主义主要突出的是多元批判、语言批判以及意识形态批判，试图用这些批判来改造现代社会。

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方面，新近产生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像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等就是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市场社会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式提出之后，从80年代以来，逐渐盛行于世界许多国家。市场社会主义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内在缺陷而提出来的，旨在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盲目发展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提高经济发展的和谐程度和社会发展的公正程度，以便保证人们经济利益的正常实现。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看法尽管五花八门，但至少在以下几点是共通的：一是把市场视为实现社会主义、实现公平分配的手段；二是目的在于实现公平竞争、最优的效率和最公平的分配，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三是限制权力过分集中，阻止政权向官僚主义化发展，促进民主化发展进程；四是实现劳动者自治，防止劳动异化的发生。^[11]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西方“绿色运动”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面临的严重危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与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批判当代资本主义，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它不仅把导致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源归于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谴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其批判的锋芒是非常尖锐的。女权社会主义也是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种思潮，它以女权问题为中心，集中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不平等导致女权的不平等，强烈要求改变现有的经济社会关系，提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实现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并把妇女解放寄托于社会主义身上。

总的看来，当代各种批判思潮和批判理论都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批判对象，针对不同问题而展开批判分析的。在其批判考察的过程中，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所看到的症结、所作出的分析等，确实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情况和问题都是我们今天研究社会发展时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自然不能排斥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19世纪的水平上。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些批判思潮虽然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一样，都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出发并直接指向这种现实，但在其分析的方法和研究的重点上却相距甚远，以致得出的结论也大为不同。这些批判思潮大多限于现象批判，很少涉及根基性批判，因而无论是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语言批判、科学技术批判，还是市场批判、生态学批判、女权主义批判等，都是针对“副本”的批判，而非“原本”的批判，基本上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问题。即使是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在其批判中也程度不同地谈到资本主义各种制度问题，但它们并没有明确提出实际推翻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只是企求改变现有制度的现状，调整不合理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以保证生态问题和女权问题的合理解决。因此，这样的批判基本上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社会批判和社会发展研究是否需要制度分析？或者更直接地说，能否避开制度分析？严格来讲，这不是一个“要不要”的主观愿望问题，而是一个“行不行”的客观事实问题。假如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与社会制度毫无关系或关系不大，那么，批判、研究就根本用不着什么“避开”，而是完全没有必要涉及社会制度问题；如果现代社会的发展摆脱不了社会制度的实际制约和影响，那么，批判、研究是无论如何摆脱不了的。事实上，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或制度根源，没有根基性的批判，其他的批判不过是外围作战；没有根基性问题的解决，其他问题也很难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心理”方面所作的批判分析固然是有益的，但仅仅停留于这样的批判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就文化谈文化，事实上谈不出什么结果来。在马克思看来，“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12]他也同样指出：“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13]要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必须对这些现状由以产生的现实基础予以彻底颠覆。

与上述批判思潮不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始终体现的是一种深度批判。众多批判理论在致思取向上往往是从平面到平面，从文化到文化，从语言到语言，而马克思则是从社会的表层走向社会的深处，从各种异化现象深入到异化的本质，探察到异化的深刻根源。马克思之所以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从宗教哲学批判走向政治批判，又从政治批判走向经济批判，原因就在于看到资本主义所有异化现象均根源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只要这一制度存在，只要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解决，异化现象就有产生的土壤和存在的市场。当然，社会异化现象的产生和出现并不仅仅是私有制的结果，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内在矛盾无论如何是一个首要的、最为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不铲除这种根源，异化的消除和扬弃是难以实现的。正因如此，对异化的分析批判，必须指向社会制度批判。对于这一点，就连海德格尔也对马克思的方法给以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的体验而达到了一个本质性的、历史的维度，所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优越于其他历史学”。^[14]在这里，海德格尔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异化的分析和领悟具有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更为深刻的历史内涵。在这方面，一些经济学家也深有同感，对马克思的批判分析颇为看重。如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就坦诚直言：“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含了新古典分析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这是一个根本的贡献。”^[15]可以说，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具有的历史深蕴是它区别于其他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

为了深刻认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深蕴以及与其他学派的本质区别，这里有必要结合经济学研究中的讨论，澄清研究中常常遇到的这样几种模糊认识：

其一，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则是纯粹的经济学。言外之意，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和规范的经济学。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是需要弄清的：第一，研究资源配置是否一个纯经济、纯技术的问题？如果资源配置根本与资源占有、分配毫无关系，那么研究经济制度问题确实是多余的；如其不然，想回避也是回避不了的。马克思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研究资源配置时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要不要区分一般性的资源配置和特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不在这些问题上作出明确的回答，要谈论资源配置只能是似是而非。第二，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否仅仅是制度经济学？不容否认，马克思没有离开经济制度来抽象地谈论经济关系，但马克思的经济学也并不简单等同于制度经济学，其中包含着很多制度经济学所不能涵盖的重要内容，如分工理论、交换理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再生产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任何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都具有普遍适用性。无视这些理论的价值，并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其二，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生活的本质，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现象，因而马克思的经济学只适于说明资本主义的长期演化和发展趋向，而西方经济学在把握资本主义经济的日常生活现象方面，远远超过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这里主要涉及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如同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方法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区别也不在于要不要研究日常的经济现象，而在于如何研究经济现象。由于在实际生活中现象与本质并不完全一致，因而要对现象加以正确的认识，必须对其本质加以深刻揭示，并用本质来对现象作出科学解释。“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6]正因如此，真正科学的现象研究，不可能离开对本质问题的探讨。马克思曾以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的区别为例说明了这一点，认为从配第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生活现象时还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17]这就是说，庸俗经济学之所以庸俗，就在于满足于经济现象的描述和整理，不能从表面的联系中揭示出深层的本质联系，因而所作的解释必然是似是而非的。

要正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并科学地说明现象，关键是要正确地运用矛盾分析的批判考察方法。对此，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分析评价，认为“某些现代化理论家可能首先关心的是：‘有没有善于将剩余资本用于再投资的资本家？’而马克思关心的却是‘究竟是谁创造了这些剩余资本？’”^[18]这就是说，凡在一般理论家所关注的历史表象之处，马克思则看到了问题所在，并力图通过揭示现象的内在矛盾来揭示其本质关系。在经济学史上，一些庸俗经济学家虽然也看到了经济现象的内在矛盾，但他们不是正视矛盾、分析矛盾，而是力图“用空谈来回避事物本身的矛盾的规定性中包含的困难，并把困难说成是思考的产物或定义之争”。^[19]既然矛盾被看成是“思考的产物或定义之争”，那么矛盾的真实存在也就被否定、消解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消解矛盾的办法也是稀奇古怪的，如穆勒用来“消除矛盾的逻辑”是：要么是“强调对立的统一因素，而否定对立”，要么是“把对立的统一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20]至于蒲鲁东消除矛盾的方法就更是离奇了，他认为每个矛盾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只要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就可以达到消除矛盾的目的。与这些消除矛盾的方法相反，马克思不仅正视矛盾、揭露矛盾，而且从理论上科学地解释和说明矛盾，从而使现象的本质得到了正确揭示，而这种揭示又保证了现象的正确解释。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里，经济现象的分析与经济关系本质的探究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如一些经济学者所说，马克思只研究本质而不关注现象。离开经济现象，何从探讨经济关系的本质？

其三，认为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以至所有领域的研究中，都主张整体主义，而西方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理论则主张的是个体主义，正是这样的差别导致了两种理论的分野。这种看法不仅在经济学界，而且在哲学界也有较大的反响。如西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就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方法是整体主义，这种方法虽然对社会现象作了整体的描述和说明，但从现代科学的要求来看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仅仅在社会历史的宏观水平上，通过对群体利益的推理去解释历史现象是很不充分的，这种宏观解释不能说明为什么根据这种解释必然要发生的事情却没有发生，因而必须对这种宏观描述作从个人出发的微观分析的补充。正因如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把个人视为极其重要的分析单位，认为所有社会科学的解释都应可以还原为对个人行为的可能的说明，即所有社会现象都必须最终通过作为个人的特性，如动机的形成、价值观、感情、能力、洞察力及知识等来说明。^[21]这里主要涉及如何看待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关系问题。首先应当指出，把马克思的方法论简单归结为整体主义是片面的。马克思是否轻视个体的作用，缺乏对个体或个人的系统说明？只要看一看马克思早期的著作，尤其是看一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这一问题不难回答。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个人、个人活动讲历史，而只是反对从抽象的个人出发来谈论历史。其次，马克思所讲的个人并不是孤立的“鲁滨逊式”的个人，而是生活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受这些关系制约的个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作为剧中人，每个人都受到特定社会条件、社会制度的制约，其动机、行为、情感、价值观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些因素有关。离开了所处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很难讲清楚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所谓理性人、经济人的假设，在不同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中并不是都能成立的。个性总是打上时代的深刻印记，并随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不能把个体与整体截然对立起来，抽象地讲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