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批判的历史

如果我们撰写批判性历史，历史方法会变成怎样？克莱奥(Clio)，一名历史的沉思者，正处于十字路口上。[2]根据贝克霍弗(1995)的研究，历史学家所采用的语言学、解释学及修辞学的转向，“改变了一些词汇、引进了一些新主题和处理这些主题的方法”，使之融入历史学科。然而，“与人文科学中多方面的转变及矛盾问题所造成的关于传统历史著述与实践的基本假设所经受的挑战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p.25)。他继续说道：

虽然历史编纂学按照推测解决了其他学科中的理论问题，但在后现代、后结构主义者时代，这些依次而行的史料化却不能解决那些佯装从事历史研究的学科的理论问题。是什么使得历史编纂学方法有可能应对文学与修辞学理论家自己向描述历史的传统方法提出的严峻挑战呢？这是我们在当前历史实践中需要深思的问题。这一挑战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大多数人对新型文化历史和新型历史相对论怀有热情，但没有唯一确切的回答。

尽管没有确切的回答，但在公共行政学中仍有一些(重新)建构过去的超出伟大故事范围的少许例子，通过历史叙事、意识形态体系或主导叙事中特权知识的本质，使之受到质疑。对于教/写没有标准可言的历史的教师/学者而言，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理解批判历史的工作。在没有标准可言的历史中，“现在”所表现的是一个不稳定的静止方面，而不是一个自然进行的结果；“将来”也同样是不确定的。这一工作显示，提供引起、产生新认识的观点是可能的，它甚至可能使公共从业者或其他学者能够重新思考他们关于未来的“空想”。本文不能对此作充分探讨，但可举出一些相关的例子(对那些同样适当而未获引用的其他著述深表歉意)。

一个现代的例子，上文也提及过的，就是卡米拉·斯蒂福斯所写的《机关男人，社区女人：构建进步年代的公共行政学》(2000a)一书。书中，她叙述了关于环境是如何影响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美国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和实践的形成过程的故事。她讲述的故事涉及的是公共行政学的构建，它“在某种程度上怀疑本领域的理所当然的方法的性质，并将其放回历史情境中去，历史情境是这样一个研究框架：其中的科学、交往与性别同等重要，其政治维度已获理解”(p.2)。她通过解构当代公共行政学的进步时代结构，提出对公共行政学历史的批判，表明我们所选择的重要的和有意义的观念及实践是怎样“使那个社会中的特定方面开始得到迅速的解脱，并使其他方面陷入阴暗中”(p.3)。她继续说道：“就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知识分子而言，对于社会动力学中那些处在其周围的重要或有意义事物所作的选择，开始构成思维模式中的意向，并成为重要的流行的概念。在公众中流传的这些概念(不论好坏)，成为人们利用的工具，人们藉此解释他们生活的环境，并决定什么事情可以做或值得去做”。

摆脱历史解释主导范式的其他例子，包括斯蒂福斯与谢丽尔·西姆拉尔·金及其他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另一本书《民有政府：反政府时代的公共行政学》(1998)，书中收录了探究关于美国政府管理历史的选择性解释的论文，批判地分析了由创建年代的争论和后续事件形成的政治与经济的权力关系，并把它们与当代的挑战和未来的展望联系起来。在另一范例《公共行政学中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1997)一书中，麦克斯威(O. C. McSwite)回顾了在建国年代象征着确定的财富与权力的联邦主义者对于代表着普通市民的反联邦主义者的胜利，并探讨了这一胜利的影响。麦克斯威重新构建了反联邦主义者关于合作社会的梦想，提出与罗蒂修正的杜威哲学方法很相似的“协作的实用主义”(collaborative pragmatism)。它是一个联合的问题解决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对话不受那些认为自身方法即唯一方法的人们的基本预设和统治的影响，并且在实践中持续地导向更好的未来。最后，在《公共管理：引领美国社会进入21世纪》(1998)中，理查德·博克斯描绘了按照精英团体统治方式进行的地方公共事务的历史。尽管自美国殖民地年代起，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形式与实践都发生了变化，但其影响与控制仍然得以留存并将继续值得注意地规范和限制着公民与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活动。

在相关领域中，也可以找到揭示当代主流文化的历史假设的类似关注。罗伯特·津恩(Robert Zinn)的《美国民族史》(1999)一书，是根据那些在政治与经济上处于边缘化和被剥削、以及那些在多数历史中消失了的人的观点而撰写的。这部著作目前正由(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拍成“电视连续短剧”，这标志着对批判的历史分析在通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承认。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在《1776—1787年美国共和政体的创建》(1969)一书中，费尽心思地用文献证明了平民大众与那些在建国年代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之间的关系，把这个时代的政治描述成是这些群体间的斗争。在《民主与资本主义：财产、社区及现代社会思想的矛盾》(1986)一书中，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指出，美国历史可以理解为一系列有钱人与其他人之间的迁就融合。这种迁就融合允许充分的个人自由在最低限度内保持普遍的上升。鲍尔斯和金迪斯认为，美国在一段时间内便能逃脱个人权利与在欧洲经历的资本主义财产积累之间的张力，是因为美国有充足的土地供殖民所用。教学中的历史经常将社会冲突的思想限定在大规模的诸如世界大战之类的国际事件中，但在《公民战争：19世纪美国城市的民主与公共生活》(1997)一书中，历史学家玛丽·瑞安(Mary Ryan)抓住了19世纪美国城市生活的喧嚣的特征。她考察了纽约、新奥尔良和旧金山关于种族、国籍、宗教、性别和财富问题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常常包含了骚动和暴民暴力。瑞安写道：“民主政治和关于政治组织联合生活的决策，要在通过市民指定、主张和给予自身及相互给予意义这一不懈的实践中才能得以产生”(1997， p.7)。这不是一个必然的进步程序或工具理性的胜利，金迪斯在对三个城市的发现所作的概述里有这样的评释：“在最简单的层面上，这部历史警示大家不要把过去看作是有些和谐的、高雅的、统一的将提供民主政治单一模式的公共领域。相反地，它请求大家注意和欣赏那些说话尖锐的、喧哗的、粗鲁的、苛刻的和好争吵的市民。民主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而是一个反抗的政治”(p.311)。

在组织的层面上，有两个例子可用来阐明对社会条件与工作环境之间关系的批判性历史分析。一个例子是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和大卫·哈特(David Hart)合著的《组织化的美国》(1979)一书，他们在书中描述了19世纪到20世纪、从“个人命令”(individual imperative)到“组织命令”(organizational imperative)的变迁。这一变化的结果是，人们受到现代组织的控制。现代组织利用“通用的行为技术用先进的方法把个人与团体整合为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而有效地达成体制目标”(原文斜体)(p.4)。行为技术源于行为科学，并“被用来取得人们对管理指令的服从”(原文斜体)(p.4)。

罗伊·杰克斯(Roy Jacques)探究了关于雇用中社会与个人冲突的这一个人—组织的变迁。在《制造雇员：从19世纪到21世纪的管理知识》(1996)一书中，他开始“创造一个更全面的论坛，通过表明今天的问题受制于昨天的问题这一观点，来讨论明天的问题”(p. ix)。直到19世纪晚期，大多数人才在农场或商店为自己工作，并且工作与私人生活被统一在社区当中。随着现代组织的到来，工作从国家、家庭和社区中分离出来，并在个人自治、家庭和性别关系以及工作内容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这些例子中讨论到一些作者会把他们的理论方法确认为批判理论，另外一些则不会，但全部作者一致认为，应当超越对主导文化的标准陈述，以一种探索的、批判的意向去解释历史。对他们而言，一段问答式的过去把我们引向现在，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理由充分且静态的结果。每一位作者都相信，这种对批判的历史解释对于满怀希望的构建未来是必须的。

我们坚持这样的信念——如果不进行批判的历史解释，我们不可能“重写现在”。正如我们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所略述的那样，在公共行政学和其他领域，包括历史领域，都有一些关于批判的历史解释的例子。我们力劝公共管理的从业人员和学者代替我们，认真地进行批判的历史解释——坚持马尔库塞(1964)称为“大拒绝”的东西。至少在某些时刻和某些地点，拒绝让一个人的工作继续扮演体制捍卫者的角色。不管可能多么困难，如果没有这一类的实践和学术研究，我们都不可能“重写现在”——可能的只是在一旁校订已经为我们写好了的教科书。

[1]与谢里尔·西姆拉尔·金(Cheryl Simrell King)合著，载于《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 2000年第4期(12月)，卷22，第751—771页。版权属于公共行政理论网络，获准转载。

[2]“十字路口上的克莱奥”的提法，源自贝克霍弗(1995，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