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之都的历史纵深度：

6　万象之都的历史纵深度：1949 香港社会整合^[1]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月儿弯弯的海港，夜色深深灯火闪亮，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

《东方之珠》的香港，曾经沧海桑田的变幻，更守住了海风涤荡后的不变的诺言。历史如巨浪滚滚向前，也挡不住香港这座城市无穷的魅力。哪怕在风云变幻的1949年，香港依然浪漫如许。

1949年，也即民国三十八年年初，冷雨带着冰风，在维多利亚港四处乱吹，让人好生冷意。这是香港多年未遇的寒冬，人们都未来得及准备御寒棉衣。但是，这是一个永不停止运转的城市，街头巷尾码头边，各种机构都还在照旧运转。银行、政府、学校、商业、工厂，与往年一样地闹哄哄，停在港口的轮船也汽鸣不止。一切依旧，北方的风还不是太急，但是人们的心情却好像有了变化。无论如何，生活还得继续，管它东西南北风！

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1949年彼时的她，依然还是一个英国的殖民飞地。周恩来1951年回忆：“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这源自于党内核心层对于香港定位的共识。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内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并曾任八路军驻香港代表，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向中央建议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2]

另一位八路军驻港代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向中央建议说：“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急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3]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他们两位党内港澳问题专家的意见非常赞赏，并最终在全中国解放前夕就规划了对于香港的“暂时维持现状不变”以“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不解放”战略决策定位。

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为了保护其超过3亿英镑价值的贸易及其他在华利益和不愿意失去香港这一苦心经营了100年的“远东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的香港的地位，走了一条与美国不同的道路。英国采取的是与美国对待“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所执“公开的敌视”有别的“现实主义”、“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在香港问题上，实行了“弹性”处理政策。为中英两国的政治交往、经济往来预留了“政治空间”。也因此，英国在中国内战中基本上保持了“不干涉”的“中立”政策，没有像美国那样“深深陷入中国事务的泥潭”，“失去与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的机会”。这也是导致英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政权发生“事实上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并正式承认新中国的资本主义大国，为日后和平解决香港问题奠定了丰厚的历史基础。

新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放任自由”与英国政府的“香港依赖”，正好成就了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因此，在这块主权旁落的飞地里，人们更多地追求衣食冷暖，稍稍怠慢了对政局的关注。这一年，既有北边大陆内地的翻天巨变，也有与香港的微妙往来。但就香港这个国际自由港而言，既没有政局的恐慌，也没有经济的紧张。相反，由于人口的回流和涌入，香港的市面，比往年多了几分热闹，更多了商业流通的活力。在日常生活的繁华中，从不失香港不朽贸易、商业之都的浩荡之气，也不缺世俗生活的市侩之风，还多了几分国际自由港的全球化热度。

香港，这个东西文化交汇之地，其实从来就不缺那种“狮子下山”的勇气、活力与东方之珠的魅力。

2009年，炎热的夏天，走入陌路川流的香港。从临海机场开始，一股别样的依山傍海的城市风景，开始把我带入了一种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张力感的漩涡之中。电视、电影画面那一个个熟悉的场景，都在眼前一一呈现，跨越维多利亚港，看到了这个经典的城市天际线，高楼林立在太平山下，中银国际与IFC摩天大楼，还有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描绘出一幅油画般的图像，这就是东方之珠的香港！坐地铁，乘火车，在花园般安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在报纸杂志堆里，我阅读了一个历久弥新的1949年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