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视域中的社会历史发展

一、社会批判视域中的社会历史发展

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固然涉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但重点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而对现代社会的解剖正是通过社会批判得以实现的，或者说，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是通过其社会批判理论来加以具体阐发的。离开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方法，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其社会发展理论。

社会发展研究与社会批判之所以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原因就在于二者是相互贯通、彼此依存的：一方面，没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方法。要说社会批判，在马克思之前早已有之，为什么各种各样的社会批判不是流于空泛，便是陷于空想，始终不能真实地揭露现实并用以改造现实？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社会批判缺少科学的历史观基础。没有科学的历史观，就不可能有评价社会历史的正确方法，也就不可能有合理的批判方法。另一方面，没有合理的社会批判，也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是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需要分析和揭示。由于社会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纷繁复杂的，既有直接显露本质的现象，又有掩盖和模糊本质的现象，因而要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必须对各种社会现象加以批判考察，从中把握其真实的内在的联系及其发展趋势。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深入持久的批判，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揭露，才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进而对一般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新的阐释。可以说，没有社会批判，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

就其实际思想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批判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可以发现，他的许多论著的标题或副标题都带有“批判”二字，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4)、《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845—1846)、《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7)、《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1885、1894)、《哥达纲领批判》(1875)，等等。虽然有些论著的名称并没有直接冠以“批判”的字眼，但其内容大都贯穿着批判的思想。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在这些批判性论著中得以阐发和体现。为了深刻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对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作一简单勾勒。

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的产生虽然与德国哲学批判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源于当时德国的社会发展现状。出于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人类解放的追求，马克思青年时期就对当时的普鲁士政治制度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并确立了鲜明的自由立场。为此，马克思一开始进行哲学研究时就对康德和费希特的理论感兴趣，因为康德、费希特的理论体现了反专制的思想，渗透着对自由意识的重视和推崇。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逐渐感到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空虚，看到法哲学研究中传统方法的内在缺陷，原因是这种哲学把“应有”与“现有”对立起来。对康德、费希特哲学缺陷的清醒认识，促使马克思将批判、研究的视野开始转向现实事物本身，转向黑格尔哲学。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并把研究重点转向社会现实。马克思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自由理性出发进行理论批判。按照他当时的观点，国家、法律应是理性和自由的体现，应是普遍利益的代表，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国家、法律完全是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占上风的总是私人利益。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马克思用自由理性的观点对普鲁士的宗教、法律以及国家制度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从中阐述了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深刻观点，如发展与理性、发展与制度、发展与自由、发展与利益等基本观点。

《莱茵报》时期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促使马克思重新研究历史并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发现根本不是什么国家、法律决定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而是市民社会和私有财产决定国家、法律。市民社会作为私人领域，是人生活的真实社会，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而政治国家不过是人们真实生活的彼岸，是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来的”^[1]，因而相对于市民社会来说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想象中的存在。由于政治国家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因而人的生活、人的发展必然遭到严重扭曲，整个社会也就变成了一种非人化的社会。

正因为人的本质的异化或二重化源于政治国家本身的异化，因而解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裂便成为实现人的解放的主要任务。在《德法年鉴》中，马克思充分表达了对社会进行政治批判的强烈要求，认为“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2]；在揭露宗教本质之后，“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3]这样，就从哲学批判、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马克思首先正确地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提出必须由“政治解放”转向“人类解放”；而后提出人类解放必须诉诸于实际斗争，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而要完成这一重要使命，只能是无产阶级。这就具体指明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

政治批判虽然是重要的，但要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关键是要铲除产生政治异化以及其他异化的社会根源。为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即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经济学批判的最大成果就是异化劳动理论的阐发。通过异化劳动的分析，马克思全面阐述了有关人的本质、人的存在方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深刻论述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共产主义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此时所谈的社会发展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的理论即共产主义理论，就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而得以阐发的。

如果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于批判分析的劳动还是多少带有理想化色彩的抽象劳动，那么，在《神圣家族》中所讲的劳动则是现实的生产劳动。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看作历史发展的基础，并把自我意识所具有的批判看作历史发展动力的严重缺陷，马克思把物质生产作为历史的发源地，认为只有在物质生产中才能了解历史、变革历史。由此出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及其根源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并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给以正确的评价。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走向成熟的代表作。科学实践观的确立，不仅使社会批判有了更为犀利的武器，而且使社会历史的分析说明有了更为可靠的基础。由于马克思此时已经通过研究走向了历史深处，因而不仅对当时的“意识形态”以及各种思辨哲学的揭露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也是彻底的。在此之前，“异化”概念常常成为马克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工具，但异化本身并未得到透彻的说明。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异化的产生和发展则第一次得到了正确的解答，“历史之谜”也得到了彻底的破解，唯物史观由此创立。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理论研究的重点是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主要是通过其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来展开的。要使这种解剖真正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必须在理论分析上加以基础性的批判考察，以廓清认识上、方法上的迷雾。为此，马克思主要针对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他经济学，在解剖和分析中突出了这样一些批判：

一是前提的批判。“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4]由于把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当作前提来看待，因而很难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深刻的解剖和说明，必须对其前提问题首先加以批判性的审查。通过前提性的批判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与动力。

二是结论的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得出的各种结论，总是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马克思对此提出强烈质疑，认为哲学作为批判反思的工具，“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哲学非常懂得生活，它知道，自己的结论无论对天堂的或人间的贪求享受和利己主义，都不会纵容姑息。”^[5]这种批判精神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众多结论的考察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结论的批判，实际上就破除了资本主义的神话，从而阐明了社会历史的真实发展。

三是方法的批判。古典经济学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分析是比较客观的，但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上则又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6]同这种方法相反，马克思自始至终将资本主义社会放到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来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研究，具体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有生有灭的历史发展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进行的方法论批判和理论批判当然远不止这些方面，而是有其非常丰富的内容。即使本身不属于批判的内容，但在具体的阐述过程中或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方式中，也体现着明显的批判特色，无怪乎马克思把《资本论》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上面简要的勾勒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正是通过对各种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才驱除了历史认识上的各种假象和迷雾，破解了社会生活中提出的众多难题，从而走向了历史深处。可以说，没有对思辨哲学、虚假意识形态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就不可能找到社会生活的基础与本质，弄清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创立唯物史观；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包括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等)的批判，就不可能剖析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机体，透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规律。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基本上就是通过社会批判阐发的，或者说就是批判的结果。批判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对于发现和证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意义就在于：

第一，发现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而马克思的辩证法一开始就“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7]，因为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其暂时性方面去理解。正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不想为现存事物提供简单辩护，而是要按照事物存在的本来面目来反映事物，因而必然要直面社会生活，真实地揭露矛盾、分析矛盾，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将社会发展揭示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对于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发展有无客观规律性的问题，也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史观与各种抽象历史哲学的界限。

第二，找到了社会“原始的方程式”。通过对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批判考察，不仅发现了资本剥削的“秘密”，而且进一步发现了社会发展中像自然科学经验数据一样的“原始的方程式”。这种“方程式”不仅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以前存在过的历史，而且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未来的先兆、运动，以及它的行将被扬弃之点。^[8]何谓“原始的方程式”？简要说来，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或者说是一种内在的关系结构。这种联系或关系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于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规律。找到了这种方程式，也就从根本上抓住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或主线。

第三，提供了打开社会奥秘的钥匙。早在巴黎时期，马克思就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以及国民经济学的批判，确立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基础地位。^[9]此后，马克思一直坚持用劳动的观点来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理论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基本线索。马克思正是以劳动二重性为枢纽，揭开了剩余价值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所以，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10]

社会批判的结果，不光是阐明了社会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原则，而且阐发了有关社会发展的许多具体观点，使社会发展理论更为具体化、系统化。像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商品经济重要作用的理解，在考察资本主义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过程中对分工、协作以及生产力发展内在机制的分析，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研究中对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评析，在解剖“现代社会”这一机体中对现代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及各种具体问题的探讨等，都丰富和深化了原有的社会发展理论，使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新的认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