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批判理论与对技术的理论批判

二、技术批判理论与对技术的理论批判

技术专制和非人化的倾向，人面对日益严重的价值危机和主体文化选择的困惑更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主义和技术异化的严厉批判，从不同的方面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严峻的现实。面对现代技术的超强异化所带来的文化个性和主体性的丧失，弗洛姆深刻地指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所以，工具理性化的技术主义，给人类带来的不仅是“享受”和便捷，同时也使人类日益陷入到价值取向的彷徨和文化选择的困境之中。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曾在《单向度的人》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19]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在马尔库塞看来，当代社会的“病态”在于人已经成为了“单向度人”。在他看来，发达工业社会依靠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依靠自动化的实现，不仅使肮脏而激烈的肉体劳动减少，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消费品，使人们的需要得到扩大和满足，产生了一种幸福感。其实人们对物质需要的满足，不是真正需求的满足，而是对虚假需求的满足。发达的工业社会正通过制造人的本能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虚假的统一”来左右人们的意识，支配人们的生活，使人们与现存秩序一体化。于是，人被社会驯化操纵了，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自变力，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与操纵的内在反抗性、否定性，丧失了对社会的鉴别和批判能力。这样，一体化导致了单向度，人成了“工业文明的奴隶”，成为麻木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操纵或控制。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和人的尊严的丧失。

在如何使用新技术，从而把自然从技术征服下解放出来这方面，马尔库塞认为，在一个全新社会、政治、人道和美学条件下，一种“替代”新技术与科学是可能的。这些新技术将冲破现存技术统治，使自然和人获得解放。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寄希望于科技与哲学艺术的结合上。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具有批判功能，艺术而不是文化等任何其他方面维护着人类解放与幸福形象。在此，马尔库塞强调艺术在技术统治时代的价值与意义。随着科技转变，将会出现像怀特海所设想的新理性即理性功能促进了生活艺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哲学与艺术实现完美的结合。

哈贝马斯则将技术提升到意识形态层面理解，他对马尔库塞关于技术与科学在今天也取得了合法的政治能力的功能的基本命题表示认同。他指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并日益取得合法统治地位。”^[20]但哈贝马斯设计了一条不同于马尔库塞的社会进步道路，哈贝马斯从人类交往与日常生活世界方面为技术人道化提出了有益启迪。哈贝马斯批判解释学认为，技术理性泛滥导致科技意识形态化，使人类正常交往陷入危机，而应消除意识形态化，就必须全面弘扬人类理性，创造一种和谐、无宰制交往情境，彼此能平等地、真诚地交往和对话，从而达到相互理解，为此，不是如马尔库塞所言，致力于发展一种与现在不同的民主技术，而是应该限制技术理性的范围，恢复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理性的地位与功能。哈贝马斯认为，人作为社会存在，是具有交互主体性的个人。人的形而上本质存在也就是这种社会存在，其表征是交往行为，而交往行为的伦理本质在于承诺价值。“哈贝马斯关于技术（劳动）对实践（相互作用）的霸权也不是那么不同于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的弥漫。不过在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之间仍有一个基本差别。这就是后者把技术理性视作一种本质上是统治的东西，而哈贝马斯认为，只要把它置于合适的位置，亦即将它置于劳动与科学的领域里，技术就不会出什么错。”^[21]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人的美国技术哲学家安德鲁·芬伯格秉承了其老师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精神，把其研究进一步在技术批判理论上聚焦。在他看来马尔库塞的技术观是一种“实体论”技术观，而哈贝马斯是“工具论”技术观。他结合了两者思想，认为技术观既不同于中性工具，也不是自主的。芬伯格通过技术编码理论和二级工具化理论体现其技术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