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的起源

二、批判理论的起源

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和批判的社会理论立足于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一种是以笛卡尔的《方法谈》为基础，另一种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⁷⁾因此，批判理论是霍克海默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别名。

由笛卡尔创立并广泛运用于特定学科研究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论，依据产生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诸种问题组织着人们的经验。得之于各门学科的框架使得知识获得了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使得知识在任何特定的情形下都能为尽可能多的目的服务。因此，如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一样，笛卡尔心目中的知识实际上是实用科学。按照这样的知识观，科学问题的社会根源、科学运用于其中的现实情境以及科学欲以效力的诸种目的，都被科学看做外在于它自身的东西。相反，“批判的社会理论则把在其整体性中作为他们自身历史生活方式之生产者的人，作为它研究的对象”。作为科学之出发点的现实情境并不仅仅被看做原始的自然材料，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对象、知觉的类型、所提及的问题以及答案的意义，都与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⁸⁾

因此，马克思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原理，是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中，马克思论述了他的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关系。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与德国唯心主义具有某种契合之处”。从康德开始，唯心主义就强调关系中的动态成分，反对对事实的崇拜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调和主义。唯心主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只是把人的活动看做精神性的活动。“相反，在唯物主义的思想中，所谈及的基本活动是产生于社会之中的劳动，这种劳动所具有的阶级形式，在所有人类行为的形态上(包括物理)都打上了烙印。”因而把理性灌注到知识及其对象得以构成的过程中，或把这些过程隶属于意识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些活动都并非发生于一个纯粹的精神的世界，而是与为某种真正的生活方式所进行的斗争相伴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批评青年黑格尔派:“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⁹⁾霍克海默用同样的语气批评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传统意义上的理论研究被看做脱离其他科学和非科学的活动，它无须了解它实际上置身其中的那些历史目标和趋向。然而批判理论无论在其概念的形成还是发展的任何阶段上，都极为清醒地使自己把对人类活动的合理组织，看做应以展开和使其具有合法地位的任务。因为这种理论并不仅仅关注现存的生活方式或已经制定的目标，而且还关注人类及其所有的潜能。

由此看来，批判理论不仅仅是人类当下事业中显示其价值的一种研究假说，而且是使人类生命力自由展开的历史性努力的根本成分。无论批判理论与具体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多么广泛，该理论的目的绝非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它的目标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既然如此，就不能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社会理论即便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时也仍然把自己看做是一门哲学。因为它的内容在于把在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概念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在此至为重要的，与其说是那些保持不变的东西，毋宁说是现在正接近其末日的那个时期的历史运动。《资本论》……与纯粹的经济专著的区别并不在于它是以某种特定的哲学对象为出发点，而是出于它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之诸种趋向的观察;这种观察即便在最抽象的逻辑讨论和经济学讨论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¹⁰⁾。批判理论之哲学特性的揭示，不仅要通过它与政治经济学的比较，而且还要通过它与实践中的经济主义的比较。旧世界之所以衰败，是因为过时的经济组织原则，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文化崩溃。经济是灾难深重的首要原因，无论是理论的批判还是实践的批判，都必须使自身首先致力于经济学。可是，“仅仅依照经济去判断未来的社会形式，却是一种机械的思维，而不是辩证的思维”。既然精神生产是整个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历史的变迁就不可能不触动文化诸领域及其关系，假如在当前社会，是经济状况主宰着人，经济状况是人借以推动变革的杠杆，那么“在未来，人们必定能面对自然的必然性而决定他们的所有关系。……这同样适用于政治将对经济取得新的独立性的过渡时期。只有在那一时期完结后，政治问题才会被划归为纯粹的管理问题”⁽¹¹⁾。在这一点达到之前，整个情况都可能变化，因此即便过渡的特性也依然是尚未确定的。

霍克海默认为，经济主义“并不在于它对经济过度重视，而是在于它给经济提供的范围过于狭窄”⁽¹²⁾。经济主义所说的“经济”，通常仅指物质生活资料即生活消费品的生产，而马克思所谈论的却是“人类生活的再生产”。因此，“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一个作为整体的社会”。经济主义对社会变革的考察同样过于狭窄。霍克海默则认为，描述一种能达到新的社会状态之变革的社会化思想，所包含的“不应仅仅是取之于政治经济学或法学的成分”。总之，批判理论“并非仅仅依据孤立的材料和概念来衡量每一历史阶段，而是根据每一历史阶段的原始和整体内涵、根据把这种内涵看做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来衡量每一历史阶段”⁽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