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与社区背景

随着人们将讨论从社会宏观特征转向地方社区，社区居民在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可能性开始取决于一些情境性的因素，比如：当前引人注目的公共问题、居民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及信息和公共决策过程对居民的开放程度或受社区精英限制的程度等。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使人们难以为公众关注带来挑战性或争议性的问题。

有许多概念框架可用于描述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环境下，人们了解公共问题，和他人对此加以讨论，并且与相关机构和选举官员联系，以参与到决策过程之中。本文在此讨论的是批判理论的框架，它不是一种带有标准化特征的单一的思想体系，而是被许多作者用于社会分析的一种途径。批判理论主要关注经济体制的影响，特别是——怀着“人们能够了解其境况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的希望——聚焦于财富和权力的关系。我们难以对批判理论家的著作加以概括，因为这种理论体系的内部要素之间就存在着重大的区别。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出一种持续影响着社会理解的社会批评。这种社会批评的影响，要么通过人们将其运用到当今的社会问题之中得以显现，要么因为处在那些(包括马克思主义者)不赞同其观点或认为它已经过时、“已死”的人们的对立面而受人关注(Bottomore， 2002， p.76)。

当我们聚焦于马尔库塞的著作时，有三种理念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程序框架用来研究地方自治的问题：辩证的变革、批判性想象和自主决定。辩证的变革是这样一种理念：现在的条件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在质上变得不同。我们所认定为必然的或“既定的”目前的“现实”其实内在地“自相矛盾、与它们自身形成对立”(Marcuse，1941， p.147)，并且因此走向变革。这样，“社会变革在相对稳定的现实范围内就不再是一件特殊的事件，而是首要的现实本身——所有的不变[情境]都必须从中得到解释”(Marcuse&Neumann，[约1941-1942]1998， p.102)。

“批判的想象”这一术语是从马尔库塞论著中关于幻想、想象的用法中构建而成的，用以设想可能作为替代选择的推动变革的未来形势和行动。在这种形式中，它是在人们所希冀的未来和当前现实之间的“深渊”(abyss)上搭建桥梁的一种方法(Marcuse， 1968，p.154)。自主决定则是这样一种理念：人类力求把生活选择从高压统治下解放出来，它可以被表述为自由、解放、授权等等。但不论是何种特殊的具体形式，这种理念都是批判理论的核心部分(并且普遍存在于政治理论更为广泛的领域之中)。

这种由辩证的变革、批判性想象、以及自主决定所构成的过程框架，或许可以被用于公共服务和地方治理之中。在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核心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两种观念的分歧上：第一种观念是，政府的形成总体上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第二种观念是，政府实际上是要使那些通过使用暴力、财富、对信息和公共决策议程加以操控、或者通过其他形式的压制或影响将权力发挥到极致的人们获益。

虽然在地方政府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在地方政治和公共政策的创设中，一个重要的激励因素仍然是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来产生利润和积聚财富(Logan&Molotch， 1987；Peterson， 1981)。为公众利益服务还是为掌权者服务的矛盾，在地方性的利益地理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2001，p.83)承认，对主流社会科学家来说，集中关注与土地使用相关的财富积聚方式“可能听起来非常经济学化或流于还原论”，而且，研究城市生活需要涉及“比对城市本身这一人工制品的‘纯’研究更要多得多的东西”。不过，哈维认为：

马克思主义论点的核心，当然集中在探求事物的社会意义上。从城市是人工制品开始，我们可以逐步深入无数的社会关系(地主和金融家、建筑工人、技工和资本家之间，使用者和制造者之间，个人和国家之间，社区和投机商之间等等)，并且深入到制度安排框架内相互作用、冲突、联盟等超乎寻常的复杂性之中，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这一物质性景观的创建。(p.83)

这样，我们就发现，影响上百万人日常生活的城市环境的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而由那些受到激励来使用这种环境积聚财富的人们所决定。用约翰·洛根和哈维·莫罗奇(1987， p.12)的话来说：“人们梦想、计划、组织他们自己运用资产赚钱，就是其中的动因。通过这样的动因，财富积累在城市的层面上大行其是。”受到影响的城市环境因素非常多。其范围从宏观的人所共知的事情(高速公路的增多；城市的扩张；拥挤的公共交通；空气、水、以及噪音污染；供水问题；污染和废物处理；等等)，直到那些在日常的基本生活层面上影响人们(不论他们知道与否)的较为微观的事情——例如，对市区外观的影响、出游时间、危险程度、对政府服务的质量和责任的满意度或失望度。

可以从较为微观的事情中举一个例子：大多数人不了解与商业化街景的设计相关的操作过程，这听起来似乎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经过数十年发展的复杂的实践领域。它对安全行驶、视觉环境、商业吸引力、以及可能产生的(由居民和外来人员展现的)社区精神风貌产生着重要影响。设想一条典型的商业快车道，包括地上的公共路线、许多人行道、高大花哨的但常欠维修的指示牌以及无数的车道入口线(无数交通车不停地由此上下高速)。然后，想象有着同样商户的同一商业区，现在除了公用路线是处在地下的，还有街道边的树木、景观，大小和设计适中且维护很好的低于地面的指示牌，以及由几家商户共同使用的有限的几条行车道的入口。行驶更安全、视觉环境对行人和商业顾客的影响有着很大不同，并且公众对商业的看法以及整个社区都可能得到了改观。这些目标可以通过采用众所周知的且容易获取的规范的规划技术来达到。

然而，商户却常常抵制更有吸引力的街道设计，有时是因为价格(虽然被改进的街道设计的许多部分并不是特别贵，而且一些费用还可能是由基金组织提供的，以便为商人减少负担)，并且常常是因为他们想规避附加条款。这些条款可能迫使他们遵照由社区规定的设计标准。人们可能坚持他们竞争的“权利”，比如：宁可通过利用可获取的财富铺好每一小步路，而不是去建一些风景区；宁可创造几个街道的联接口，而不是提供一、两个联接口，并安装他们所能负担得起的最高、最大的霓虹电子标志牌。

这种态度似乎源于深深扎根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中基本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它不是财产或商业所有者所特有的，也不是就规范而言不正确的信念或不寻常的自利行为。相反，它是对人们所提出的关于个人与集体联系的特定理解中的变革所作回应的产物，是一种基于实践的历史知识和为人们接受的价值观。在这一理解中，期望人们抵制那些将会在当前或未来以强力促成变革的公共行动是合乎理性的，同时也可以保留他们对个性化社区的偏好——这种对个性化社区的偏好与人们一起规划其生活空间的理念形成了对照。

这种抵制可采用如下的形式进行：与被任命的计划委员会成员和当选的市议会议员讨论、聘请律师或私人部门的规划师反对公共规划人员的建议或行动；鼓励当选官员或高级行政官员制止或解雇那些提出他们不认可的举措的决策者，等等。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些被任命或被选举的地方领导者自己亲身参与从不动产中获利的行为，并且支持“反对就政策中的替代选择和潜在变革进行公共讨论”的立场。在某些地方，人们反对个人主义/市场导向，支持社区公共利益认同的倾向，在委员会和理事会中变得很明显，这使得规划者们有更大的自由去介绍变革的可能性(Box， 1998)。

专业规划师为使公众知晓改变街景的规范性技术而付出的努力，或许会被人们看作对当选官员的权威的直接的、反抗性的威胁，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的街景设计能由公众自觉选择而不一定是个人行为的随机结果。如果了解了或许可用的规划技术，一些居民可能会使他们的利益与企业主和当选官员的利益相一致，因为现行文化中到处充斥着市场个人主义，但有些人可能希望对可替代选择加以讨论，或者支持那些希望这么做的人。如果因此引起讨论，那么这样的讨论将会变得激烈，因为变革的反对者会以集体主义议程为由，把职业规划者排斥为局外人。对决策者和其他公职人员来说，在变革实施时，因发起关于变革的讨论或执行新的规章而被解雇是很平常的事。正如查尔斯·霍克(Charles Hoch，1994， pp.1-2)写道的那样：“在我们自由民主的社会中，职业规划者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美国，规划者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制度和专业位置上，这种状况源于个人目的和普遍利益之间、专业的判断和市民偏好之间的张力”。

由于冷漠、缺乏信息，通过公关程序和压制对有争议问题的讨论、精英的思想灌输(比如通过“领袖”训练计划)以及掩盖了可替代知识的单向度社会的影响，在信息和决策公开即自主决定的背景下，这些公民的偏好与公共偏好几乎毫无相似之处。不过尽管如此，普通民众的利益与构建和使用公共部门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政治经济界的精英之间的分歧仍然不应该被夸大。

洛根和莫罗奇(1987)借助马克思主义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范畴对这样的区分进行了说明。交换价值是城市环境作为一种赢利场所时的经济价值，使用价值则是城市环境作为一种居住地的美学价值。这是一种有益的区别，但即使是完全知情和被授权可以改变社区事务的公众，也不会选择仅仅追求使用价值。保罗·彼得森(1981)阐述了他的经济观点：每一个人在地方区域里都处在同一条经济之舟上，拥有财富的成功人士将会使低于社会经济水平线的人受益。尽管这种“涓滴”(trickle-down)模式已被新保守主义者用来证明牺牲多数人利益来使富人受益的重新分配政策是正确的，但许多人都在社区良好的经济环境下受益，也是事实。的确，就算经济增长与其影响之间需要权衡——比如空气污染和交通拥挤，大多数人也不会欢迎可能威胁他们工作的经济停滞或萧条。如果运用财富和权力限制公共知识和公众参与决策的程度不是控制大多数人的少量精英的明确事务，那么它就变成了涉及信息如何获取、决策过程如何得以开放并接受那些选择参政的人介入其中的微妙局面。

在变革、批判性想象以及自主决定的批判理论框架里，公众的利益与那些对政府行为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的利益之间有潜在的冲突。除非大众有充分的信息和机会参与决策过程，否则他们不可能知道这种冲突的存在；即便如此，由于在单向度社会中的概念化先决条件的作用，人们或许也很难确定冲突的存在。然而，仍然存在很多这样的情况：其中的冲突相对明显，并且相当一部分居民宁愿对现状的替代选择加以审查，使改变成为可能。在这些情况下，人们可以运用批判想象来勾勒不同的社区前景。

勾勒不同的社区前景，就假定了公众参与由精英掌控的公共政策过程的可能性。对于有些社区居民，在特定情境下，这种可能性或许并不存在。我们不妨举一个城市再发展的例子。斯科特·库明斯和爱德蒙·斯奈德(Scott Cummings and Edmond Snider)发现，掌权者利用土地使用规则的工具，把穷人迁到任何对掌权者自身最有利的地方。正如他们所讲到的，“在美国城市中，政策法规的实施行为可以通过城区内土地使用所显现出来的阶级冲突得到最好的理解”(1988， p.156)。这样，当富人寻求居住地的进一步改善时，“穷人和工人阶级就被简单地迁移或安置于城市的另一区域，就像富人棋盘上的棋子一样”(p.178)。

我们也常常遇到另一种案例，它涉及与用来抵消系统扩展成本的建设许可相关的收费的使用。比如污物收集和处理、水处理和供应、公园和学校建设、主街道扩展等。收取这些费用，就是把未来发展必须的系统扩展成本从现在的居民和企业主那里，转移到开发商或新房和商业建筑的购买者那里(Logan&Molotch， 1987， pp.86-88；Nelson， 2000， p.391， pp.412-413)。然而，开发商和其他从发展中受益的人(土地所有者、房地产经纪、代理律师、银行家、建筑材料供应商等)可能会迫使获选官员和专业人员将系统收费保持在低位，避免对各社区间收费水平进行公开比较，或对目前居民为未来系统扩展所支付的实际费用加以分析。如果即使努力压制，这种信息还是为公众所知，那么有人就会作出供给学派的辩解(supply-side argument)，说投资的增加会使所有人受益，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机会也会增多。他们努力避免对拥挤、污染，以及要求增加街道、学校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容纳能力所需费用进行讨论，除非这些讨论是由那些关心增长的公民所提出的。

尽管有这些对公众信息加以操纵的例子，人们仍然有机会实施自治。回到前面提到的街区景观的例子，如果知情的社区居民认识到当前的实践与他们所共同期望的未来之间存在冲突，他们设想未来可能怎样并采取措施影响公共规制行为，那么他们就已经启动了自主决定的进程。一段时间后，这不仅会促成一种大不同于以前的社区形象，而且还会出现一种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治理。这可能意味着社区事务不会总是处在和平或一致的状态之下。正如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 2000， p.104)写道的那样：“运行良好的民主政体要求民主的政治立场作出有活力的冲击”。这种冲击以“构成政治立场的不可判定性的维度与对抗的根深蒂固性为特征”(p.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