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

13　传播学批判学派

导言

本章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崛起做全面了解，重点掌握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以及批判学派的研究领域，理解传播学两大学派之间的差异。

本章重点

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　批判学派的研究领域

传播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兴起于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中叶，兴盛于20世纪中后期。今天的传播学在北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已成为最热门的研究课题。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学者们的方法论和学术立场不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在当代学说纷呈、流派林立的传播学界，有两大最有威望、最有势力的学派:一个是以美国为龙头的经验学派或者称之为传统学派;另一个是以西欧为中心的批判学派。

13．1　经验学派

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一词，在广义上指的是主要以经验性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流派。在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尤其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主流传播学。

13．1．1　经验性方法

所谓经验性方法，是一种运用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来对社会现象或社会行为进行实证考察的方法，它出现于19世纪后期，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经验性方法论有三个基本前提，即认为:①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具有自身的客观性，这些客观性可以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加以揭示;②人类有能力开发或设计出揭示社会现象之客观性的科学方法;③任何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和假设，都能够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得到证明或否定。因此，经验性方法论与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立场是联系在一起的。

经验性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是:①研究程序应具有客观性和可重复性，用于调查和分析的方法和技术不能随意变更，以便为其他学者提供验证的手段;②社会科学家的首要目标，是收集和提供关于理论假设的无可争议的科学数据和材料;③通过公开的学术讨论，建构关于社会现象的一般理论模式或“定理”。经验性研究方法反对从观念到观念地对社会现象做纯主观抽象的说明，强调切实可靠的经验材料或客观数据的重要性，主张从环境或外部条件的变量出发来揭示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的原因和客观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验性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方法。

13．1．2　经验性方法的局限性

经验性方法并不是研究社会现象的唯一方法，它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第一，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无限复杂，而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是有限的，在有限的实验材料中推出的结论用于无限的社会实践，难免会有误差。第二，在目前的情况下，经验性研究所依赖的程序或技术主要是问卷调查或控制实验。就前者而言，仅仅具有“概率论意义上的科学性”，并不具备自然科学的精确和严谨;就后者而言，虽然一部分变量或条件在实验环境中得到操作、分析和处理，但在有限的实验控制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往往说明不了丰富多彩和复杂的社会现实。第三，经验性研究所依赖的主要是个人或小群体层面上的经验材料，仅仅停留在微观层面，对宏观的社会历史过程以及社会结构方面缺乏考察。第四，尽管经验性方法论者主张用“纯客观”的态度来研究社会现象，但这一点在现实当中很难做到。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社会价值和意识形态，这使得他们的学术立场或多或少都具有特定的倾向性，所谓用“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考察社会，只能是一种幻想。

13．1．3　经验学派的缺陷

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经验学派除了在方法论上坚持经验性实证研究立场以外，还有以下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二是多元主义的社会观。

实用主义认为“真理就是效用”，而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解决实际问题。实用主义哲学通过皮尔士、杜威、米德等人的学术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传播学研究。经验学派的主要学者——拉斯韦尔和他的宣传研究、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传播流”研究、霍夫兰等人的“说服”实验、卡兹等人的“创新与普及”研究，无不带有明确的实用目的。他们的着眼点在于考察传播过程的结构与功能，传播对人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传播来达成个人或群体的目标，这使得传播效果问题一直是经验学派关注的核心和焦点。

经验学派也被称为管理学派，这与他们的多元主义社会观是分不开的。经验学派否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支配的社会，而认为是一个由多元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制衡的社会，因此，传播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不是变革现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通过改进传播机制来实现社会管理。经验学派的这种多元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批判的立场上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传播，也不可能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至多，他们只能出于维护现存制度的目的，从“管理”的角度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由于经验学派的方法论和学术立场的倾向性，他们有意无意地忽视和回避了传播学研究的许多重大课题，如信息生产和传播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信息传播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传播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等。这些问题，正是传播学的另一主要学派——批判学派研究的重点。

13．2　批判学派的崛起

批判学派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学术立场上都与经验学派有着很大的区别。如果说经验学派关注的是如何传播，那么批判学派关注的就是为谁传播，重心在于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对媒介背后的控制力量进行无情的批判。和经验学派相比，双方在社会观和传播观上依然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分歧。

13．2．1　批判学派的由来

批判学派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孕育，60年代之后逐渐崛起。它的学术渊源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战世界大战前后，马克思主义阵营开始分化，分为东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大阵营。东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现实上探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国家体制，建立适合各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从理论上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其理论中心转移已经从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移到了诸如心理、社会、文化、艺术等精神领域，并把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认为支撑现代社会的既非经济，也非政治，而是人类文化总体的辩证活动。即西方马克思主义思索的核心问题，既不是经济，也不是政治，而是文化。卢卡奇被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哲学名著《历史与阶级意识》被推崇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法兰克福学派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大流派。

1923年，欧洲一部分学者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研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T．W．阿多诺等人。1930年，在霍克海默担任所长后，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霍克海默网罗了一批志同道合、学术渊博的人才如洛文塔尔、本雅明、弗洛姆、格罗斯曼等人，其中最重要的还要数后来同霍克海默一起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的马尔库塞和阿多诺。

在霍克海默网罗人才的同时，又在1932年创办社会研究所的专刊《社会研究杂志》。以此为阵地，这些对资本主义文明满怀厌恶和义愤的年轻思想家，用文字对现实展开全面的剖析和深刻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名望便日渐兴起。

在德国法西斯势力上台后，“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33年迁到日内瓦，1934年又迁到美国，与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战后于1949年重新迁回法兰克福，霍德海默、阿多诺由美国返回德国，在法兰克福恢复了社会研究所，成为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翼运动的理论据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尔库塞在美国和西方声名大噪，成为青年学生的精神领袖，被奉为新左派的精神导师。激情昂扬的青年学生到处刷写他的语录，向全世界声称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把他的思想变成现实。他几乎一下子成为世界性人物，人们甚至把他和马克思、毛泽东三人并称为“三M”。正是由于马尔库塞和60年代后期席卷西方世界的激进运动的这种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才引起普遍的重视，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才广为人知。马尔库塞自然也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最著名人物。

13．2．2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

学术思想上，法兰克福学派以其“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并认为“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属于判然相别、截然对立的两套思想体系。

1937年，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为法兰克福学派奠定思想根基的论文，题目是《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在该文中，霍克海默指出，批判理论是同传统理论相对的，这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传统理论把自己置于现存社会之中，旨在帮助社会的再生产过程，而批判理论则把自己放在既定秩序之外，旨在颠覆这个再生产过程。传统理论总是从既定的事实出发，通过实证性的研究，得出同现存社会秩序相调和的顺从化结论;而批判理论首先是破坏一切既定秩序，证明他们是同人的本质相背离的，所以，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姿态而出现，而传统理论是以肯定的面目而盛行。

比如，传统理论把资本主义的传播体制当成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事实全部接受下来，然后对它开展实证性的、经验型的研究，以期发现它的运行规律，然后指导媒介展开更有效的传播。至于这种体制是否有问题，他们从不过问。与此相反，批判理论立足于现行体制之外，分析它的矛盾，剖析它的弊端，予以无情的批判，从而使人认清传播现实的不合理最终否定它。

所以，霍克海默说，批判理论首先表现为一种立场，其次才是特定的理论。传统学派是从维护现行体制的立场出发，批判学派是从否定现行体制的立场出发。有一句话这样说，“批判学派生来对废弃社会感兴趣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立场的迥异从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一次合作研究失败中可见一斑。根据阿多诺的回忆，他在1938年曾应拉扎斯菲尔德的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广播研究室担任音乐部门的负责人，在这里，他在两个方面感到“很不适应”。第一，研究室是由洛克菲勒财团赞助的，进行的各种研究都有为商业广播资本服务的实用目的，并且不允许批评美国现存的资本主义商业广播制度。第二，研究室所采用的经验性研究方法有很大问题，学者们仅仅对“数据”感兴趣，把数据看作“科学的本质”，社会理论只不过是“从数据的整理中抽象出来的东西”。在普林斯顿大学广播研究所期间，阿多诺依然坚持自己的批判态度和辩证的分析方法，因此引起了商业广播资本的不满。1939年秋，洛克菲勒财团停止了对该音乐研究项目的资助，阿多诺也因此离开了这个研究室。

阿多诺的这段经历，曾得到了拉扎斯菲尔德的证实。1941年，拉氏在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传播学中的管理研究和批判研究》的文章，首次提出了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分歧与对立。根据拉氏的观点，所谓“管理研究”也就是经验性研究，它们虽然是在一些公共机构的赞助下进行的，但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推销商品或推行政府的政策，也是为了解决具有燃眉之急的经济或社会问题，如研究广播对政治纷争及其缓和的影响等，就具有这种意义。另一方面，他认为“批判研究”则不同，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是为了研究现代社会的一般趋势以及人的基本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具体来说，批判学者认为“促销文化(promotional culture)”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倾向，他们着重分析大众传媒是怎样表现和强化这一倾向的，关心的焦点是资本主义垄断媒介是如何剥夺了人的尊严和自由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讨恢复这些被剥夺的人的基本价值的方法和途径。

作为经验学派旗手的拉扎斯菲尔德敏锐地意识到，两个学派的根本分歧恐怕不是方法论之争，相反，他在当时就预见到了辩证分析法和经验研究法具有统合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分歧的关键在于社会观的对立，事实也正是如此。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都关心传播的社会控制作用:经验学派的核心课题是“如何”控制或“在多大程度上”进行控制;而批判学派关心的焦点则是“谁在控制”“为什么存在着支配与控制”以及“为了谁的利益进行控制”。这种学术关心的不同，显然是由他们的社会观和意识形态立场所决定的。

13．2．3　批判学派的勃兴

20世纪60年代以后，批判学派在欧洲崛起。关于在欧洲崛起的原因，我国最早致力于研究批判学派的学者王志兴就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分析。

首先，批判学派植根于欧洲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深受欧洲传统的人文批判思潮的影响。欧洲的批判传统自古希腊以来绵延数千年，历史上就出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铸就了欧洲大陆学术思想浓郁的批判品格，这种文化传统必然渗透到了传播学研究领域。这与美国学术界鲜明的实用主义氛围完全不同。

其次，传播研究的批判学派是建立在欧洲独特的传播实践基础之上的。欧洲的历史传统十分强调公共利益，在欧洲大部分国家的传播体制中公共传媒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传统导致学术研究对商业传播体制怀有一种天然的警惕。美国则相反，商业性的私营传播体制占据了绝对主流的地位。

再次，批判学派的兴起还与西方文明整体发展出现的危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20世纪中后期，在实现了工业化并逐步迈向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出现了现代性晚期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和危机，诸如环境危机、精神危机、和平危机、能源危机、人权危机等一系列社会矛盾，引起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传播学的批判研究立足于欧洲的批判传统，把矛头对准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度商业化和垄断化的传播体制，对其中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对西方信息传播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分析与揭露。

批判学派也是传播学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出现新的流派，对传统学派进行质疑和批判，这也标志着一门学科的繁荣兴旺。

批判学派不仅带来新的空气，而且带来的是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它对以美国为基地的传统学派展开咄咄逼人的挑战。

13．3　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

批判学派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差异，批判学派中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

13．3．1　政治经济学派

政治经济学派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拆穿传媒领域诸多流行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这路研究以加拿大学者D．司迈斯为先驱，以1968年成立的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ch)最为著名，其中G．默多克、P．戈尔丁、J．哈洛伦等人的研究称为典范。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学者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他们接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他们通过观察经济机构、研究生产方式，揭示这些机构通过塑造媒介来满足其利益的目的。

早期对传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大约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与传播学的总体研究一致，它的发源地是现代传播活动最为活跃的北美。有学者认为，对政治经济学派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原因有三:①传播媒介从小规模的、家庭经营的企业发展成为20世纪的新型大工业;②国家政权作为传播过程中的生产者、分配者、消费者和控制者的日益参与;③传播大工业和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扩张所造成的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有美洲的斯麦兹、席勒、莫斯可、乔姆斯基，以及法国的马特拉、英国的加汉姆、默多克、戈尔丁等。

政治经济学派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例如，默多克和戈尔丁曾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初，71%的日报和74%的电视台、78%的电影、70%的书籍以及65%的唱片发行是由各行业中5家最大的企业控制的”，这种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依然在不断加剧。他们认为，这种高度的独占和集中正是垄断资本控制着文化生产和流通的明证，大众传媒的活动最终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政治经济学派学者主要从所有制关系和经济结构上来揭示资本主义大众传播的内在矛盾和制度的非合理性，对于传播内容本身没有给予更多的关注。

13．3．2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科或研究流派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即所谓的“伯明翰学派”。其代表人物有理查·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利斯图亚特·霍尔、D．莫利。伯明翰学派的影响后来扩展至其他国家，尤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影响巨大。在这些国家的代表人物有约翰·费斯克、托尼·本内特、约翰·哈特利等。文化研究吸收了不同的方法和理论基础，发展为一场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路径，为现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研究提供新的概念、方法和思路，成为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

该学派继承了葛兰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阿尔都塞的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统治秩序，必须有维持、形成和创造社会“合意”的机制或“装置”。过去，这种装置主要是由学校、家庭和教会来充任的，在现代社会其重心则移向了大众传媒。

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

“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第二，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前者是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后者是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解释其意义的过程。第三，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meaning system)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媒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来说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赋予意义”。第四，尽管如此，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却不是完全被动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做出多种多样的理解。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霸权式解读”(preferred reading)，即按照媒介赋予的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协商式解读”(negotiated reading)，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对抗式解读”(oppositional reading)，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做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

“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学派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

13．3．3　意识形态“霸权”理论

“霸权”(hegemony)一词，原指国家的霸权或政治运动的主导权，由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A．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最早作为社会分析的一个主概念加以使用。

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充分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统治阶级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会利用霸权(即统治集团可以使用的各种社会控制模式)劝诱被统治阶级接受其道德、政治、文化价值。凭借霸权的实施，统治阶级就无须动用强制性的武力手段来维持统治秩序。霸权的关键不在于强迫大众屈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在于使其自愿服从、积极参与、自觉地同化到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中去。葛兰西提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政治社会，由政府、军队和司法部门构成的国家机构，行使暴力性质的强制功能;市民社会，由非强制性、相对自主的教会、行会和学校、大众传媒等机构组成，替统治阶级行使非强制性的“霸权”职能。

批判学派的学者继承了葛兰西的这个观点，把“霸权”看成支配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社会主导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能力，而实现“霸权”的手段不是通过直接的高压政策，而是通过决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向，使被支配阶级对现有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认同或从属意识。换句话说，批判学者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支配阶级不再主要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利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制度就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霸权装置”之一。大众传媒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宣传和广告活动，把支配阶级的特殊利益描述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其目的是操作形成“同意”或“社会合意”。但这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合意”，因为它掩盖了阶级支配的实质。一些批判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大众传媒的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化”，把它表现为“正常的”“无可争议的”“人性的”产物，而把对立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描述为“怪僻的”“无意义的”或“不可想象的”东西。他们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一个宗旨，就是揭露这种“虚假的合意”，唤起受众的觉醒，推动社会变革。

13．3．4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这一提法最早出现在艺术领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流行，起初是指对美学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动。80年代这一术语进入哲学领域，主要指的是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同时也表示对现代性的一种总体性的批判和对“元叙事”(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的不信任立场。后现代的内涵非常模糊，根本特征是不确定性、模糊性、弥散性、多元性、游戏性等。其代表人物有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

后现代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社会即现代主义的范式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后现代”已经或正在诞生。学者们表现出对科学价值的怀疑，认为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生态环境的大面积破坏等问题，与科学技术带来的伟大成就一同构成了“现代”的一体两面。詹姆逊指出，现代主义的病状是隔离、孤独、疯狂和自我毁灭，而后现代主义的病状则是零散化、缺乏自我。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就是从语言符号到图像符号的转移，视觉文化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主导形式。总之，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呈现出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和无深度的特征，“后现代主义”是对这些特征的概括。

后现代主义的传播批判理论主要在于对传播进行后现代思想分析。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出发，后现代的传播批判理论强调对现代传统理论根基的颠覆、元叙事的合法消失、一般准则的崩溃以及价值的多元化等。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论点是，现代性培育了很多神话或元叙事，并由它们所维系。这些神话使人能把那些可能会被当成不合逻辑的行为合理化。而大众媒介则为宣传现代元叙事提供了重要手段。在许多由媒介传播的神话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发展的必然性。每一个科学发现、每一项技术革新，都被看作是在通往光明美好的未来之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如果能够理性地控制发展过程，世界终将走向和平与繁荣。但是，后现代理论认为，如果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将受到的长期影响，没有充分了解人类自身的局限性，这些目标将是非常危险的，这些强有力的元叙事为大规模战争、种族灭绝和其他诸多暴行提供了借口和合法的理由。后现代认为，处于现代主义迅速瓦解的中心恰恰是媒介。我们依赖媒介中的刺激因素来建构和理解日常生活经验，这种依赖程度几乎等于将我们完全置于媒介的影响之下。现在已经出现了恶性循环:媒介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信息，逐渐毁掉了我们维持现实统一经验的能力;随着这些能力的破坏，我们对媒介的使用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反过来鼓励媒介提供更具破坏性的内容。比起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等理论，后现代主义的传播批判理论更为激进。

13．3．5　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改良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激进主义和悲观主义态度，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哈贝马斯主张用交往理性来取代工具理性，从而建立理性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基础性地位。

(1)交往行为理论以一个说话者和至少一个听者构成的互为主体关系为基础的言语行为和交往行为为出发点。用交往理性代替了工具理性。

(2)公共领域论最早的“公共领域”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的广场集会。现代意义的公共领域则诞生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内部，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一种理性的、批判性的公共辩论，主要场所是各种沙龙、咖啡馆、剧场等。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具有脱离国家控制和市场操作的相对独立性，是介于私人与国家之间的政治活动空间。在此领域，公民可以自由表达和沟通，也可以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公共领域是传媒运作的空间之一，大众媒介是发挥公共领域作用的重要一环。然而，现代大众传媒的普及所导致的公共领域中近代的最后一次转型，却带来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再封建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媒的渗透使得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渐趋融合。其后果之一，就是传媒的民主功能下降。现代大众媒体日益为意识形态所操纵，为资产阶级利益所控制，政治利益理性取代了大众话语。同时，传媒的不断商业化使得公共领域被广告所“劫持”。这一切使得公共领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13．4　批判学派的研究领域

批判学派的研究领域大致可分为三个研讨方向:第一是意识形态;第二是政治经济;第三是文化。显而易见，他们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做文章。不论哪种探讨，都是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看问题，都试图用批判的观点来解剖传播现象，基本倾向都是鄙视、怀疑、否定既定现实的。

13．4．1　传播与意识形态

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物化”，“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个人必然的直接现实”，其集中表现就是商品拜物教。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是指统治阶级不仅信赖暴力维持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还必须具有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从而使被统治阶级在心理上、意识上、观念上都顺从于现状，满足于现状。

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代表弗洛姆认为，在西方工业社会里，人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受到一种“幻想”即“意识形态”的束缚。意识形态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制造并传播种种幻想的神话，从而把人们淹没于其中;二是把现实的真相压入无意识领域，阻止人们去觉察事实的真相。

弗洛姆认为任何来自生活的实际经验或体验上升到意识的层面之前，都必须经过“社会过滤器”(social filter)的筛选与过滤。社会过滤器分为三个层面，一是语言，二是逻辑，三是社会禁忌。

那么，在批判学派眼里，传播与意识形态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传播与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大众传媒日复一日传播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不可避免地反映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立场和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构筑意识形态的天罗地网，使人迷失于其中，丧失了主体意识，盲目地顺从于现状，而不去思考这现状是否合理。

经验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多元的社会群体和个人构成，不存在阶级对立，这些受众群体形成“广泛的社会合意”，即社会成员对某些社会价值和规范的共同意向，最终决定社会的发展和走向。大众传媒无非是“社会合意”的反映和表现。

但批判学派认为，多元社会完全是一个虚伪的骗局。这在霍尔1982年发表的《意识形态的再发现》中得以阐述。霍尔指出，多元社会观掩盖了发达国家“经济资本和政治权力的集中垄断，以及由此造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平等”。所谓的“广泛的社会合意”，只是一种人为的虚构，是由大众传媒编织出的一个美丽神话，而大众传媒并不是“社会合意的反映者”，只是“社会合意的创造者”。霍尔认为，大众传媒具有赋予意义的功能，但这种赋予意义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背后有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传媒并不是消极地传达新闻和信息，而是积极地从事某种有意识的灌输活动。实际上，它是把统治阶级的利益当作“社会合意”来提示。

关于批判学派的“传播与意识形态研究”，英国批判学者N．加纳姆归纳出五个主要观点:①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②这种影响力主要通过媒介所特有的“议程设置功能”得以发挥出来;③大众传播媒介所设定的“议程”是一种高度人工合成物，它经过传播者的新闻价值标准过滤筛选，一般采取支持现存制度的立场;④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依存于其“非党派性”和“中立”的招牌，这种招牌给人以可信赖感，从而使传媒设定的议题能对受众产生巨大影响;⑤资产阶级媒介在立场和价值观方面基本是与人民对立的，但同时他们也在制度和本阶级的压力下从事着“议题”的选择与传播。

13．4．2　传播与垄断控制

“控制”的命题，可以说是批判学派的一条主线，贯穿于不同类型的批判研究中，不论是意识形态研究还是政治经济学探讨，也不论是社会文化或是其他层面的探讨。

批判学派公开承认自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关心的问题是“谁”在传播，“为何”传播，关心的是传播者。经验学派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传播，如何取得最佳“效果”，关心的是受众。

经验学派认为，媒介的活动在其内部受制于专业管理人员，在其外部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其间不存在什么垄断与控制的问题，只有相似的受众对信息无限多样的需求，而媒介旨在满足这种需求，因此，媒介不可能为特定的阶级服务，它的对象只能是社会中的全体受众。媒介想要获取利润，必须取悦于受众。也就是说，受众才是传媒的控制者。

经验学派把“消费者主权”奉为王牌，他们宣称，获取利润是媒介的首要目的，为此就得争取尽可能多的受众，满足他们多种多样的需要。对生产“信息”这种商品的大众传播企业来说，消费信息的“受众”自然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即顾客是上帝。如果说传播中存在控制因素的话，那也主要来自于受众一方，而不是传播者一方。

默多克和戈尔丁的“政治经济学流派”在这方面建树颇多，影响很大。其依据是马克思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论断。默多克的《大众企业与传播产业的控制》一文致力于分析西方媒介的所有制结构，从而揭示其中垄断与控制的实质。他针对经验学派的“所有权分散论”“管理革命论”做了分析批判。“所有分散论”不过是用表面现象掩盖问题的实质。资本主义企业采用股份制，似乎造成企业所有权的分散。实际上，由于小股东只有零星股票，真正控制企业的还是那些拥有大宗股票的大股东。所有权的分散不但没有削弱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反而使之更加扩大和加强了。默多克还批判了“管理革命论”。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并不拥有公司的管理阶层取代资本家走上了管理岗位，也就是出现了职业经理人。默多克认为，资本家虽然退出了企业的日常管理，但他们通过董事会控制企业，而职业经理人虽然操纵着企业的正常运转，但他们依然受雇于资本家，他们不可能控制企业。因此，还是资本家在控制着企业。

经验学派企图用“消费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消解“控制”这一重要命题，对此批判学派从媒介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广告而非来自于一般受众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认为对传播起决定作用的是广告主的意志，而所谓受众主权乃形同虚设。

总之，批判学派的核心观点是，从事文化产品生产的媒介与从事着物质产品生产的企业一样，在维护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起着重要作用，传播并不是一种满足受众需要的自发行为，而是一种受到操纵、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自觉活动，归根结底受制于经济基础。

13．4．3　传播与大众文化

要想理解批判学派对于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剖析，必须先理解一个概念——异化。

异化是比较复杂的哲学概念，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理解，把握这个概念也就把握批判学派的精髓。异化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蜕变为脱离生产者，而且同生产者相对的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生产者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完全丧失，遭到本来由自己创造而现在却成为异己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奴役。比方说，上帝本来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可一旦创造出来，它便脱离了创造者——人，从而成为一种高高在上、威力无穷的力量反过来统治人，使创造者像奴隶一样拜伏在他的脚下，将自己的命运心甘情愿地托付给这个由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去支配。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异化现象。

总之，本来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本应该给你的生活带来方便与快乐，但实际上却束缚了你的自由，奴役了你的身心。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随着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现代人越来越成为贪得无厌、永无止境的消费狂。消费本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如今却成为目的本身。至于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等，统统被当作空洞虚幻的东西扔到九霄云外。总之，异化是指人的本质的丧失，人的主体的消亡，人的性灵的沉沦。

弄清楚了异化的概念，我们再来看批判学派对于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剖析。

提到大众文化，许多人把它理解为大众化的文化，或者是文化的大众化。这其实都是严重的误解。大众文化既不是大众创造的，也不是大众真正需要的。从形式上看，大众文化包括流行歌曲、畅销书、名为“娱乐”的电影、乏味无聊的电视剧、体育大赛、时装表演以及所谓的歌星、影星、球星之类制造出来的偶像。从本质上看，大众文化与整个社会的异化秩序相一致，构成异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不再标志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而仅仅体现为对利润的追求和对个性的泯灭。不管大众文化的形式如何花样翻新，它们都带有“批量生产”的痕迹，同类产品缺乏差异，就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东西，永远都是同一的、无差别的、缺乏个性的。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便舍弃了“大众文化”的提法，代之以“文化工业”这个术语。以文艺为例，像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等，都不同程度地变成了一种“制作”而非“创造”。大众文化的批量生产，标准化、机械化制作，本质上和物质产品的生产没什么两样。它首先关心的是经济效益，即收视率、收听率、上座率。一句话，就是“流行”。只要流行，即使腐尸也其香若兰，即使厉鬼也艳若桃花。大众文化的本质属性，不过是商品生产和消费体系的产物。大众文化不仅使发达工业社会的异化状况永恒化、合理化，其本身也是压抑人、欺骗人、操控人的社会镣铐，越是让人“自由”地拥有，人也就越是丧失自由。

批判学派的核心观点就是探讨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大众媒介是怎样制作、怎样传播大众文化以及为什么要制作、传播的问题。其观点是，由于媒介的兴盛，由于廉价报纸、流行杂志、畅销书、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带、录像带以及网络的风行，大众文化才得以甚嚣尘上;媒介一方面对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它不仅在政治上担当意识形态的操纵工具，也在文化上扮演异化潮流的吹鼓手。拿电视来说，电视功能就是把人们的心灵变成一片荒漠，而人们还把电视当作生活中离不开的东西。电视本来是科技进步的产物，而现在电视却成了操纵人类的工具。流行音乐以及整个大众文化都是以机械性的节奏、标准化的模式在耗费人的生命能量，使人在被动的接受中痴呆化。

批判学派从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大众文化三个方面对传播进行了批判，立意高远，眼界开阔。但都不能触及传播的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有点流于夸夸其谈。他们的理论多少带有不合时宜的浪漫主义情调甚至乌托邦色彩，他们的思想都不时流露着清高自负的贵族气质，表现出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孤傲色彩。这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致命缺陷。

批判学派的目的在于批判，而不是建设。砸烂一个旧世界，至于新世界从何而来，就不是他们关心的了。阿多诺的一句名言，可以说很形象地表达了他们那种出于救世而归于悲观的共同感受，那就是:“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外就毫无希望了。”

13．5　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差异比较

批判学派的“批判”可以说有两个指向:一是对奴隶人、操纵人、控制人的传播现象进行批判性的揭露和分析，二是对商业化、实用化、经验化的传统理论进行否定性的抨击和扬弃。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看，两大学派分歧也不妨说是作为西方文明摇篮的欧洲，同没有多少历史根底的美国在学术思想上的较量。

当今传播学领域的两大学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形成了两大阵营，双方存在的差异导致了两派之间的对垒。这两派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3．5．1　态度取向的差异

两大派别所有的差异、分歧和矛盾，都源于立场和主观态度的不同。经验学派的种种研究，都对既定的传播现状持肯定的态度。经验学派表现出的正是这么一种单面化的倾向，纯然地接受现实，盲目地肯定现实，将自身完全融入现实之中。他们对现状视为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事实，并以接受这一事实为前提来从事研究。对经验学派来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接受现行的传播体制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自然。他们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现状，通过研究发现进一步提高和改善工作，从而维护和巩固现有的传播体制。

批判学派始终对既定的传播秩序持否定态度。充斥当今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无不对受众起着模式化的作用，这种模式无形中已成为权威，有力地操纵着人的意识和行为。在批判学派看来，首要的问题是对现状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断然的否定。他们认为现行的传播体制是压抑人、奴役人、欺骗人的玩意，与人的本质需要格格不入。但批判以后怎么办，否定之后何处去，他们或许并没有十分清楚的认识和主张，这是批判学派的“阿喀琉斯的脚踵”的致命部位，也是一切批判理论的共同缺陷。

总之，经验学派是肯定现状、服务现状，而批判学派是批判现状、否定现状。不同立场，是两大学派所有的分歧根本之所在。

13．5．2　关注焦点的差异

经验学派关注的是“媒介如何传播才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关注的是受众和传播效果;而批判学派关注的是“谁在传播”“谁在控制传播”“为何传播”等问题，关注的是传播者，而对那种着眼于受众个人反应的微观调查向来不屑一顾，对那种实际上为现行体制献计献策的效果研究更是视如草芥。

13．5．3　研究方法的差异

经验学派的研究方法以“科学性”见长。根据一项理论假设去寻找有关的实际数据，然后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证明或否定事先的理论假设。即提出命题→定量分析→得出结论。这是一种实证性的方法。这套路数同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法，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经验学派对传播者的问题，对媒介所有权与控制权的问题，也就避而不谈，对大众传播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对大众媒介与异化现实的关系，更是讳莫如深。

批判学派对实证研究的哲学认识论持怀疑、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这种貌似科学的研究方法，只不过是掩饰其意识形态背景的烟幕，这是由实证方法的本质所注定的。批判学派把实证研究看成琐碎的、见木不见林的雕虫小技，他们采用的是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他们认为，用总体的目光审视传播，才能洞见其内在的历史关联。他们把传播现象置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而不是孤立地进行解剖。批判学派这一“总体性”特征，使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多哲学思辨的色彩。

因此，两派在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差异表现在:经验学派是科学实证的;批判学派是哲学思辨的。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的门户成见虽然很深，但也开始出现取长补短、相互借鉴的趋势或苗头。近年来，辩证分析和经验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已开始为不少批判学者所接受。例如，“文化研究”学者D．莫利进行的关于电视文化的研究，就系统地采用了经验调查的方法，被称为“批判的经验性研究”。

【思考题】

1．什么是传播学经验学派?谈谈经验性方法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2．批判学派中包含了哪些主要流派或理论?

3．“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4．批判学派在“传播与意识形态”问题上有哪些主要观点?

5．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

【参考书目】

［1］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