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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诗学》诗学理论的传统

时间:2022-08-0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电影诗学》是大卫·波德维尔出版于2008年的理论著作,它其实是波德维尔近30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的汇编,由国内学者张锦于2010年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全书包括三个部分:电影诗学等理论问题、叙事研究以及风格研究,可以说是集波德维尔近30年来理论研究之精华。

《电影诗学》是大卫·波德维尔出版于2008年的理论著作,它其实是波德维尔近30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的汇编,由国内学者张锦于2010年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全书包括三个部分:电影诗学等理论问题、叙事研究以及风格研究,可以说是集波德维尔近30年来理论研究之精华。

论著的开篇,波德维尔便开宗明义地提出“电影诗学”的概念,并且指出他的这本文集“不仅仅是批评性和历史性”的,同时也是理论性的,但不是作为万能解释的理论构想,而是通过分析一些与电影具体相关的问题,打造概念群(即架构理论),并近距离观察(分析电影)以及研究时间与空间的偶然性(调查历史)。同时,在波德维尔称之为“中等层面”的问题上,“引起一些更大问题的联动,比如:大众文化能被艺术革新的程度;或者我们的思想与叙事交互的方式等。我们还会注意到更小的事情,例如演员的眼睛运动。”[1]

在《电影诗学》的第一章,波德维尔指出,文学批评的繁荣兴起于二战以后,以1948年斯坦利·埃德加·海曼的《武装起来的洞察力》及1949年韦勒克和沃伦撰写的《文学理论》为起点。两本书都强调文学研究要培育出各种独特的“方法”:内在的和外在的,本文的和语境的等等,文学领域特别是学院派开始强调“批评的实践”,找出一个文本(诗、小说或戏剧),让它成为各种批评方法竞相试验的“对象”。

很快电影理论认同了文学“批评”的同宗,1976年《电影与方法》问世,电影开始笼统地将文学关于方法本身的人文学科概念接受过来,电影研究的“方法”被归结为“阐释学派”(interpretive school)。其方法特征是要求作者精通一个由特定理论概念提供的语义场,然后解释电影中适合语义场的某些特征。作者接下来就引用电影,引用相关“理论”,以及在语义场与电影之间创建相互关联的连接等方法,建立起将一部电影的特征与理论观点相联系的论证过程,从而完成对电影的研究与批评。这种研究方法构成了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一系列“宏大理论”的研究方法的基础并在30年间确立了其“经典”的地位。

但是波德维尔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诗学”概念:他强调自己不是在构建一个不同的批评学派,因此“诗学”不用教条式定义的方法;没有语义场,没有文本特征阐释流程的内核,也没有特定的修辞策略。

他指出“诗学”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从此便有了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诗学”、托多罗夫的“散文诗学”,还有建筑诗学,当然还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提出的“电影诗学”。

“诗学”源于希腊语单词“Poiesis”,意思是“能动的创造”,因此任何媒介的诗学都是研究已完成的作品的,而已完成的作品是作为一个构建过程的结果。诗学领域包括两方面的探究:任何再现媒介中已完成的作品被创建出来的基本原则、技巧成分,以及来源于这些原则的效果。

他认为,一项诗学的研究课题可能首先是“分析的”,研究一系列作品或一件作品中的策略,比如十四行诗的韵律;也可能是“理论的”,呈现作品的一种类型或种类的诸多条件,比如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的说明,热奈特对时间关系如何能在叙事中得到再现的排序定位图;还可以是“历史的”,研究一个或者多个时期中的艺术作品是如何采取特定的形式的。他指出,一般诗学的研究课题都会涉及所有上述的三个角度,但其中总有一个居于主导。在波德维尔自己的诗学研究中,他总是更多地选择对电影进行“历史诗学”的研究,分析其形式与风格的形成、持续和更新。他同时指出从另一个维度上看待“诗学”的课题,它要么是描述性的,勾画“创造”的原则,不作选择项;要么是“诊断性”的,倾向于进行某些选择。

为了进一步准确定义“诗学”这一研究领域的特点,波德维尔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文学的,文学家威斯坦·休·奥登在《罪恶的牧师之家》中对经典侦探小说所作的简洁说明;另一个是关于电影的,来自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的经典论文《电影语言的演进》。他认为,威斯坦关注的是情节和主题,而巴赞专注风格;威斯坦是“理论性”的,而巴赞是“历史性”的,阐述了一种具备更多历史特性的通向诗学的路径。波德维尔进一步认为,惯例是“诗学”的核心,一项诗学实践通常将众多惯例(conventions)作为它的对象,而传统诗学在任何媒介领域都可以对研究对象作出三种区分:主题学、宏观形态和风格论。

诗学的第一个领域是主题学。主题学将题材和主题界定为建构过程的组成要素,研究者可以研究母题(motifs)、图像志(iconography)以及作为素材、建构原则和建构原则效果的主题(themes)。从广义上说,主题学传达人们对电影的思考,它最接近方法主导的批评,但是由于诗学的传统中存在着“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争论,在阐释方法中是无法体现的。波德维尔认为:“一种电影的历史诗学很可能是被形式与风格传统所改造的特定素材。”[2]比如,20世纪20至30年代苏联电影要求表现“革命意识”的兴起,电影家们如爱森斯坦会把这一主题在电影中加以表现,这一例子说明通过研究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中的共识,可以将电影同其他媒介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诗学的第二个领域是宏观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是叙事的理论和分析,波德维尔认为这是电影中一个基本的建构性原则,因此他在《电影诗学》后面的章节中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叙事的形式;另外还包括其他构成原则,比如按照电影修辞或者电影类型分类排列的目录等等。

风格论是诗学的第三个领域,研究媒介作为建构过程要素的材料与式样化模式。巴赞的“演进”就是风格研究的范本,而波德维尔也毫不掩饰对“风格”的偏爱,将“风格”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他在这部《电影诗学》和其他的著作中展开了大量关于“风格”的论述,包括场面调度、景别、构图、剪辑、摄影机运动等视觉的式样化模式,以及电影中“声音”对风格的影响。我们有理由推测,波德维尔对“电影诗学”概念的提出和注解,是他侧重于从“形式”与“风格”两个方面来研究有关电影本体的具体问题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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