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诞生

1844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会面，对现代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共同观点，使他们走到一起，他们合作的第一部专著就是《神圣家族》，批判鲍威尔及其伙伴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同年11月，即在《神圣家族》完成以后，马克思写下了《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案》，立意批判传统的国家理论。恩格斯则在1844年8月至11月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关于《神圣家族》的哲学地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讲得很清楚。“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53]因此，《神圣家族》的真正地位在于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它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样，从劳动经济学出发，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它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54]；“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55]。马克思高度评价恩格斯24岁时所写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报告：“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56]列宁也认为：“否认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都没有出现过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逼真。”^[57]恩格斯把书献给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并深情地说：“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这样做了。我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我感到高兴和骄傲。”^[58]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9]显然，没有对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关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利益的研究中，走向了自己思想的成熟。

1845年2月，马克思遭巴黎当局的驱逐，被迫迁往布鲁塞尔，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了整个世界观的飞跃。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60]。在这里，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进行了11个方面的批判，涉及世界观的11个重要方面，其中最核心的观念是实践观的确立，即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历史过程的基础是什么？是精神还是实践？正是这最本质方面的突破，使马克思完全改变了对世界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对人的看法，对精神的看法，从而实现世界观的飞跃。这一飞跃的实现，从最真实和切近的基础讲，正是来源于对物质利益的思考，来源于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追问，来源于对劳动在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位的重新认识，来源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继承，来源于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抱负和决心。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成为马克思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根源。

随着实践观的形成，随着世界观上对费尔巴哈的超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形成，而当时的思想界“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61]。因此，彻底划清与德国思想界的界限，系统地清理已形成的思想已成必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也正是以此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有三个突破。

（一）确立了物质生产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62]为了强调实践，马克思把这种唯物主义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整个《资本论》正是以此为内核发展起来的。按马克思的原定计划，《资本论》分为六册，即“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63]虽然马克思只完成了其中的一部，但他的总目标是指向整个世界的。也就是说，整个现代社会，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资本论》所揭示的正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它的基础和内核正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辩证的、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64]

（二）第二个突破是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能动性根源。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因此，如何能动地说明历史活动的根源，就成为旧唯物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唯心主义把意识看作客观事物的造物主，旧唯物主义把意识看作对客体的直观反映，它们都离开人的存在谈意识，因而不能真正理解人的能动性根源。也就是说，人的意识最切近基础除了客体这一根源以外，更重要的根源是人的主体存在本身，正是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决定人的实践。因此，全部问题在历史观上就转化为历史观的出发点问题，是从抽象的自然或抽象的精神出发，还是从“现实的人”出发？马克思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65]；“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66]。他们是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

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由于有生命的个体存在。因此，“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67]。显然，马克思在这里非常强调人的存在，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看作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然后再进一步把劳动看作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这就为实践活动的展开奠定了生存论基础。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揭示了人的需要的历史发生。“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68]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不仅包含劳动，而且包含需要的满足和新的需要的产生。由于新的需要构成新的活动的内在动因，历史才可能真正能动地发展。

除了物质生产，马克思还强调了人的自身再生产。“一开始就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69]也就是说，一开始纳入历史发展过程的，除了物质生产和物质需要，还有人的自身再生产和人的自身再生产需要，这是人之为“现实的人”的第三个基本条件，没有自身再生产需要的人是不存在的。

在谈了以上三点后，马克思特别从方法论上指出：“不应把历史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看做是三个方面……三个因素。从历史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70]因此，任何割裂三者关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任何一个“现实的人”他都必须要进行这三方面的活动，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是这样，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点，就不是现实的人，这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能动性根源的既唯物又辩证的思考。这看起来是每一个常人所能理解的基本事实，然而却从根本上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及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它揭示了人类实践的必然性以及再实践的能动根源。也就是说，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把人看作是进行两种生产，具有两种需求，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历史进步的能动性根源，才能真正解开人类历史之谜。

在进行了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后，马克思紧接着指出了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第四个方面，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以及第五方面，人的精神生产。因此，精神、意识不是独立自存的，它本质上对人的存在，即前四方面活动的反映，夸大它的作用，正是唯心主义的根源。

从经济学角度讲，马克思提出现实的人的观点，为批判国民经济学提供了根本的立场和方法论。“国民经济学把劳动者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只是看作仅仅具有最必要肉体需要的牲畜”^[71]，国民经济学根本不懂“现实的人”。

（三）第一次从分工的角度探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分配入手研究现代社会，由于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因而更深刻的研究应该属于生产，分工则是从生产角度对社会的更深入研究，正是这一研究，引发了马克思系统的社会结构理论和历史过程理论。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72]，“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73]。由此，马克思提出了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第一个社会演进理论：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所有制。

分工是私有制产生的原因：“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74]，“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75]。

分工也是国家和阶级产生的根源。因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76]，“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77]。

分工也是异化的根源：“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78]

分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根源。由于分工的专业化以及由分工而产生的合力，“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79]。因此，“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80]。

由于“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81]，因而只有从分工出发才能理解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82]，“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了……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83]。

不难发现，《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奠定了《共产党宣言》的全部哲学基础，而它的深刻根源则在于经济学的研究，在于对无产阶级利益的关心。

反过来，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对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起了根本的指导作用。1845年至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写了7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7月至8月，又写了6本关于配第、魁奈经济理论的曼彻斯特笔记，而普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则引发了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