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基础

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唯物史观作了进一步的概括：“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171]这是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就是说，只有从两种生产理论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人类的最基本矛盾，正是在这里，恩格斯明确拓展了“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内涵，指出两种生产，亦即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构成历史发展基本动因，从而也就间接批评了物质生产一元论。

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原生阶段的社会制度，最初并不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血族关系——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内在关系决定的，物质生产在当时只处于从属地位。社会制度最终由物质生产决定是在私有制产生以后，尤其在资本主义，它构成现代社会的坚实基础。正像恩格斯所说：“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煞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172]库诺夫的所谓唯物主义一元论实际上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认为，妇女之所以在母系氏族中居于领导地位，是因为妇女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比男子大，其实正相反，妇女在母系氏族中的地位不是妇女在物质生产中的作用比男子大，而是妇女在自身再生产中的作用比男子大，这是一个孩子只认其母不认其父的时代，人们只能按母亲来确认亲属关系。正像马克思在古代社会笔记中所指出的：“最古的：过着杂交的原始群生活；没有家庭；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种作用。亲属制度以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为基础，这些亲属制度又是它们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存在过的证据。”^[173]因此，片面夸大物质生产一元论的作用，最终导向的只能是形而上学，而不是历史辩证法。

很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精神生产的作用越来越大，它超过物质生产的作用而成为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因此，无论从发展的角度还是历史的角度，物质生产的作用，包括任何一种生产的作用都不可能绝对化，绝对化了就走向片面，但每一历史阶段又必然有一种生产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只有从事实出发，我们才不会教条。

社会生活是全面的，它是五种生产的统一，除了物质生产，还有人的自身再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再生产。把全面的社会生产归结为物质生产一种，还有一个坏处，就是见物不见人，从而在客观上间接承认了资本主义一切非人道行为的合理性。实际上，物质生产只是实现人的自身再生产的手段，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自身再生产才退居次要地位，确切地讲，是工人的自身再生产退居次要地位，它完全从属于生产而成为纯粹的生产要素。从这方面讲，“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而现代世界则是“鄙俗的”，“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世界则“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174]。在五种生产中，物质生产与人的自身再生产处于更基础的地位。

对于人类来说，为了生活，人必须劳动，因而物质生产构成人类历史的基础，但是人不是为物质生产而物质生产，其根本目的依然是为了人自身，从这个意义讲，人类自身再生产是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是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本目的，它构成整个社会生活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源泉，是人类一切活动的起点和终点。离开了它，既不能说明现在，也不能说明历史。历史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其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全面发展的理论，其中，“现实的人”及其生产与再生产构成它最直接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