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诗学”论

第五节　“本文诗学”论

“本文诗学”这一提法，笔者已经进行过初步探讨。^[60]但由于笔者是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角度和重整诗学话语的目标来论证的，因而没有能够对本文诗学的内涵和理论价值进行深入的阐释。本文立足于本文诗学自身，从本文诗学的界定和理论渊源、本文诗学的基本特征、本文诗学的实践可能性和本文诗学与理性诗学的关系这几个方面深入阐释本文诗学的合理内涵。

一、本文诗学的界定及其理论渊源

“本文”概念，由于接受美学的兴起，变得格外重要，在相关语境中，甚至取代了“作品”概念。具体说来，“文学本文”就是作家通过艺术语言构建的具有独立思想与形象的艺术作品，自其诞生后，就具有独立的文化命运。一方面，作家通过“文学本文”的构建，形成了自己的艺术形象和思想，另一方面，作家的诗学思想与观念也天然地隐含其中。对于批评家而言，一方面必须通过“文学本文”解读作家的思想和艺术，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文学本文”重构作家的诗学，这种基于本文的诗学，可以称之为“本文诗学”。

就笔者所知，秦海鹰基于独立的设想，有“本文诗学”的提法及研究意图。更多的学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但其批评实践或文学史解释，在我们看来，完全符合“本文诗学”的解释目的，例如，卓有成就的陈寅恪、钱钟书、程千帆、杨义等。通过对大量的成功的文学解释的研究，我们发现，作家确有自己的“本文诗学”，但他/她完全融通在文学艺术本文中，并没有清醒的理论表述，甚至处于不自知状态，它期待读者和批评家的再发现；批评家则通过仔细研究“本文”，根据自己的体验、想象和诗学意图，构建出作家的“本文诗学”，甚至可以说，它既是作家的“本文诗学”，更是批评家的“本文诗学”。

创作者与批评者作为文学活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参与者，在大量的文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必定有自己的文学思想与诗学理想。当然，创作者的目的是构建“文学本文”。创作者往往也是批评者，当然，他不一定要写批评文章，因为没有对文学的理解与批评，就无法进行创作，创作只有在充分理解了“文学”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批评者也应尝试创作，通过本文深入理解创作者，自然，他不一定非得创作出优秀的文学本文。创作者与批评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关于文学的诗学思想，不过，前者是隐含着的，具体体现在文学创作之中，“本文”就是他的诗学自由表达；后者则通过归纳与反思，在理性证明中，能够找出文学本文的诗学共性，同时又能发现新的思想。

诗学的原初形态，实质上就是批评家立足于文学本文，从本文出发，将作家创作的文本中隐含的“本文诗学”进行理性化的归纳与呈现的结果。通过“文学本文”，建立诗学的基本立法，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这样的范例。当然，也必须认识到，没有荷马，没有悲剧家，就不可能有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同样，没有先秦两汉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当然，后起的传统以诗学思想史为依托，寻找诗学与人文学科的沟通，评价文学的功能价值，超越于具体的文学本文之上，最终形成了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独立思想立法。

目前的思想态势是，理解文学，可以产生诗学，不了解文学，也可能产生诗学，因为诗学不再强制性地要求解释者必须回到本文自身，它可以按照诗学思想史积累的全部资料来探索文学的自由可能。事实上，这也形成了“本文诗学”与“理性诗学”的对立。应该说，这两大传统各有价值，彼此不可替代，必须相互补充，但是，在文学理论研究中，越来越流行的做法是，只注重后一传统而日渐疏离前一传统。这一理论的后果是：理论家与作家日益分离，理论家不能很好地解释作家的创作，作家不能得到理论的启发。自然，这样的诗学倾向肯定违背了诗学的初衷，事实上，诗学的越俎代庖也越来越吃力不讨好，因为诗学的“跨越边界行动”显得没有家法，并导致了所谓的“文学消亡论”。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回归文学本文，重视创作者的文本经验，重建基于文本和创作的“本文诗学”。

基于以上的基本界定，“本文诗学”既可以理解为作家在本文创作中隐含表达的诗学，又可以理解为批评者基于本文自身而建构的诗学；“本文诗学”在作家那里，可能是自然的自由自觉的诗学思想意志，而在批评家那里则可能是富有成效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创造。“本文诗学”不是批评家凭空建立的诗学体系，而是对作家在本文中已经建立的隐含的诗学体系的理性归纳和逻辑呈现。“本文诗学”就是要求理论工作者从文学本文出发，在文学本文中寻找诗学自由思想的可能性。这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要求“从本文到理论”。

“本文诗学”作为作家在本文创作中隐含表达的诗学思想，是作家创作思路在文本中的隐形体现，我们能够看的清楚的只是文体的定型化之路，语言的丰富性呈现和文本结构的独具匠心，但是，除了这些形式上的因素以外，我们很难把握作家在文本中所要真实表达的思想含义，因为作家的诗学思想隐含在具体的文本之中，没有清晰明确的界定，也没有系统性，所以，在本文诗学中，作家自己的诗学思想，即使是作家本人，往往也难以把握，或把握不准，因为自从罗兰·巴特提出“作者死了”以后，接受美学也逐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接受者”身上，因而，对于作家在文本中所表达的“本文诗学思想”，不是我们所要重点把握的。我们在此，重点要分析的是：批评家应如何在具体的文本解释中重构作家的“本文诗学”。

在中外诗学思想史上，本文诗学这一诗学建构方式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前面提到，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和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这样的范例。亚里斯多德通过对古希腊文学的不完全归纳完成了西方文论史上的首部文学理论著作《诗学》，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是建立在先秦两汉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上。然而，西方文学自亚里斯多德开始走科学理性化的道路，其建构方式主要以先前的诗学思想史为依托，开始了诗学的理性化之路，走上了理性诗学的建构方式。而中国古典文论由于重视文本经验，其重要的著作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中衍生和归纳的，诸如钟嵘的《诗品》、其“滋味”说就是建立在具体的诗歌文本分析的基础上，严羽的《沧浪词话》中的“妙悟”说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的“境界”学说也都是建立在具体的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的。因而可以说，中国古典文论基本上属于“本文诗学”的建构方式。然而进入20世纪，情况又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逆转，西方文论自俄国形式主义始就开始重视文本的作用，英俄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都非常重视文本经验，并且在文本分析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中国现当代文论由于要完成“文论的现代性”转换则开始走上一条科学理性化的道路，开始重视文论的体系性建构，在理性主义思维范式的作用下文论建构开始远离了文学文本自身，中国古典文论重视文本经验的传统开始衰退，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越来越理性化、越来越体系化，并直接导致了文学理论的当前危机。王一川、赵宪章等当代学者对文论的这种理性化的趋向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要求在文论建构中重视文本的经验因素，并分别提出了立足于文本自身的“兴辞诗学”和“文本的形式分析”的文论建设思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本文诗学在中外诗学史上早已经存在，我们今天提出要在文学文本中探寻诗学思想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提法，只不过是重提而已，因为许多思想家已经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二、本文诗学的基本特征

虽然很多学者从具体的文学本文中提炼出了非常丰富的诗学思想，但是，这些诗学思想都是分散的、零碎的，没有人将其整合起来，更没有人提出“本文诗学”这个概念，或用“本文诗学”来概括这些从具体文本中提炼诗学思想的诗学建构方式。我们今天用“本文诗学”这个概念来统帅这种思想建构方式，就是要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特别是在理性诗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重提本文诗学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可以为诗学的发展增添诗性的活力，可以使诗学建构者更加重视对文学本文的读解，而不是停留在理论的玄学中自娱自乐。那么，本文诗学究竟具有哪些特征呢？“特征”是指一事物区别另一事物的具有自己本质内涵的个别标志，本文诗学的特征，就是指最能显示本文诗学内涵的个别标志，正是这些标志使本文诗学与理性诗学区分开来。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本文诗学究竟有哪些基本特征。

本文诗学作为作家在本文中隐含表达的诗学思想，它的特征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诗学的本文寄生性”特征。作家在创作中所表达的诗学思想都隐含在其创作的文本之中，我们在文本中，比较容易见到的就是文本的形式化因素，诸如文体是如何定型的、思想和语言是如何达成内在的契合的以及文本的结构是如何被作家巧妙安排的等等。但是，由于作家自己的诗学思想在文本中没有敞开，没有清晰明确的界定，因而，对作家的本文诗学就姑且不提，我们下面将主要论证作为批评家的重构的本文诗学究竟存在着哪些特征。

首先，从本源意义上说，“本文诗学”必须从本文出发，回到本文，发现本文，提升本文。这是本文诗学的最根本的特征，也就是说，所有的本文诗学，都必须是从具体的本文中提炼出来的，而不是从理论中逻辑推演出来的。

在本文诗学中，批评家并不是预先空想出一个先在的理论，以“天才”的身份来为本文确立某种先在的法则，而是以批评家的角色从事文本的分析和阐释，在对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提炼出关于文学的普遍性理论。这要求批评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文本还原的思想境界，而且还要具有理论家的勇气和气魄，在具体的文本阐释中既要立足文本，但又要超越文本，提升文本，在文本中发现作家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思想意义和理论主题，从而在本文中发现本文所蕴涵的思想主题、提升本文的思想内涵。当然，这里的本文就是“文学本文”，本文诗学就是从文学本文出发，最终达成对具有普遍性的诗学思想的发现。

但是，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本文诗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形式分析上，而是要深入到文本的深处，透过本文的形式要素探寻隐藏在本文中抽象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具体来说，批评家通过对本文的分析、论证和思考，去考察这些抽象、必然或普遍性是怎样由本文建构与消解的。这些抽象的、必然的、普遍性的思想是与本文不可分离的，是与本文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本文诗学一旦确立，离开了这个本文，仍然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特征。这也就要求本文诗学既要坚守具体的文本，又必须在文本中提炼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东西，这就需要在两者之间发现一种联系，这就是本文诗学的任务。

其次，从认知方法上看，本文诗学还具有批评化的倾向。本文诗学不是以理论化的姿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在批评家具体的本文批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读者对本文诗学的认知不是从理论的逻辑演绎中获得的，而是在批评家的具体评论中认知的。一般来说，理论诗学的建构往往有一个逻辑起点，根据某种体系的需要对逻辑起点进行推演，就可以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理论诗学架构。读者在对理论诗学的理解中只要把握了其逻辑起点就可以窥理论之全豹。而“本文诗学建构”则没有固定的逻辑起点，它是在批评家对具体的文本批评中发现的，因而，读者对本文诗学的认知必须以批评家的批评文本为对象，在对批评文本的解读中寻求批评家的思想路线，探寻批评家是如何分析本文、研究本文以及解构本文并在本文中发现本文诗学思想的。因而，读者对本文诗学的认知过程即是一次对本文的再批评过程。这里关键是一个“化”字，即批评家的本文诗学是如何转化成读者自己的本文诗学的。“化”的过程也是对本文诗学的再认知过程。

再次，从功能效果上来说，本文诗学沟通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的鸿沟，具有解释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文学理论是对文学自身的一种普遍性的表达方式，它关心的是从具体上升到普遍，焦点是普遍性；文学批评则被认为是对具体作品的一种个别性的表达方式，它从具体的理论出发对具体的作品进行阐释形成自己具有个性的文学表达方式，因而，它更关注的是个别性，它是文学理论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中的应用。这样，在文学理论的普遍性和文学批评的个别性之间就形成了一条鸿沟，文学理论的普遍性只具有逻辑上的有效性，而在解释具体的文学现象时就显得特别无能，它不能有效解释作家创作经验，也不能有效解释批评家的批评经验，而文学批评只具有对本文解释的有效性，不能形成具有普遍性的诗学理论。这样，在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之间就不能形成有效的互动。

我们提出“本文诗学”的目的，就是要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形成一座互通的桥梁：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探询出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理论，这样，本文诗学既具有理论化的特征，又具有批评化的色彩，从而沟通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之间的鸿沟。由于本文诗学是批评家在具体的文本中建构的，在这里，批评家有时就会临时充当起一个作家的角色，站在作家的角度对作家的创作经验进行阐释，因为批评家没有创作的经验是无法进行批评的，因而，它对作家的创作的解释较之文学理论对创作的解释就更加具有有效性。

最后，从构成方式上来说，本文诗学具有审美经验丰富性呈现的特征。第一，本文诗学在审美经验上具有历史经验传承性和口头诗学奠基性的特点。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人类最初的文学是口头创制的，口头创制的文学必须有着自己的创作律法，即如何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图用口头语言表达出来是口头创制者优先考虑的问题，这样记忆和想象就成为非常重要的创作律法，因为在口头创制中，前面所创制的内容必须记忆得很清晰，否则前后就会相互矛盾，在记忆的基础上，想象也很重要，否则就不能将自己的故事讲下去，就完成不了自己的口头创作。奠基于口头诗学基础上的本文诗学必须继承口头诗学的创作律法，这样，口头诗学与本文诗学的最初的奠基关系就转化成先在的“本文诗学”与后起的“本文诗学”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在口头诗学那里文学文本还没有得到最终的定型。口头诗学的文本定型化之路最终导致了口头创制的衰微并形成本文诗学巨大的“文本仓库”，但是，本文诗学与口头诗学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并没有断裂：记忆、想象、创作者思想意识的自由表达仍然是本文诗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只不过这时的记忆和想象有了本文的支撑从而体现出了自由的文体意识。本文诗学是建基在批评家对文本的分析的基础上，因而文本的定型化之路对本文诗学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本文诗学还意味着个人性创造的差异和主体间性的差异。因为批评家的生命价值立场的不同，不同的批评家对同一本文的阐释也就有着不同的视角，因而由之产生的本文诗学也是不同的，体现出批评家个人的创造性差异和批评家的主体间性的差异。本文诗学的建构是从文本中提炼出来的，它反抗理性诗学的普遍性立法而追求自己的立法，它没有固定的法则需要遵守，它呼唤每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批评家深入到文本的深处，去发现文本的独特奥秘，用自己独特的诗性的语言去揭示文本世界的架构，同创作者一同去体验生活生命的逸趣从而构成本文诗学的“唯一性特征”，因而，本文诗学总是体现出批评家的个性和创新性。

三、本文诗学的实践可能性

上面提到了本文诗学的基本特征，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作为一种立足于本文的诗学形态在诗学的理论建构中是否可行？也就是说，在具体的本文批评中能否发现具有普遍性的诗学思想呢？我们选择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体：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荷尔德林的“诗歌”，由此出发，我们来看看巴赫金和海德格尔是如何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荷尔德林的诗歌里提炼出诗学思想的。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的确是一个矛盾：按照传统的独白小说的理论，作品中主人公的思想就是作者自己的思想的传声筒，主人公的思想是作家赋给的，但是，在陀氏的小说中主人公的思想是否代表陀氏自己的思想是一个非常难解的谜。在巴赫金之前的一些评论家把陀氏的小说看作是哲理小说，因而，研究的关键点主要集中在作品的思想性上面，这就导致“人们常常几乎根本忘记了：妥斯陀耶夫斯基首先是一个艺术家（固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而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论家”^[61]。由于巴赫金把陀氏作为一个作家来研究，他在陀氏的小说文本中发现了“复调”的诗学思想。这种复调的诗学思想不是从理论中推论出来的，而是从陀氏的具体的小说的文本中提炼出来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本文诗学”的思路。那么，巴赫金是如何发现这种本文诗学思想的呢？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巴赫金首先批判了一些批评家站在“独白小说”的立场上对妥氏的小说进行解读，从而只重视妥氏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而没有能够透过文本的表面去发掘其深层的诗学内涵，所以无法揭示作家的创作本质。巴赫金认为，妥氏在艺术手法上最大的创新是他创作出了同以往独白小说完全不同的“复调小说”。他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的复调——这确实是妥斯陀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本特点。”^[62]所谓“复调”小说就是一种“全面对话”和“多声部性”的小说。在巴赫金看来，传统的独白小说作家借助书写的霸权将作品中的人物完全客观化和物化，对于作家来说，作品中的人物是自己思想的表达者，他们在作家的话语霸权下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领空，“他不是自由的人，他的思想被作者替代了，作者可以直截了当地代他思考；他的话语被作者打断了，作者代他说了，作者可以随意结束他的命运”^[63]，人类生活的对话性本质被这种书写霸权给阉割了。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由于其特有的“复调性”而与传统的“独白”小说区别开来，陀氏的小说不再是作家统摄下的整一世界，而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一个统一的事件中，作品中的人物不仅仅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他们还是能够表现自己思想的主体，因而作家与主人公处在一个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因而，复调小说的本质特征就是“对话性”，“对话性”贯穿于复调小说的始终。对话不仅仅是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以及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对话更是人的本质特征，“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底条件，生存的最底条件”^[64]。在这里，巴赫金将“自我”以外的一切都视为他者，谈话的对象是他者、审美的对象是他者、作家创作小说的人物也是他者，因而自我主体只有在与他者的对话中才能意味着个人的存在，才能意味着生命的真正的开始。对话体现出了对话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人们在对话中摒弃了一切特权和等级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存在关系，在对话关系中，对话者的声音都是以自己独立的存在而体现出来，对话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保证了对话各方的独立品格，只有平等才能防止话语霸权对对话的阉割。平等在这个意义上又意味着一种深刻的独立性，巴赫金在陀氏小说中所揭示的对话的平等性思想是人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而应当坚持的底线。对话另一个特征在于它的未完成性。由于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对话性的，而生活本身又是丰富多彩的，“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说出自己最终的见解”^[65]。在陀氏的小说中，所有的主人公都在反对他者对自己的独断论，他们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未完成性，深信自己的能力可以通过自己的内省得以发挥，这种对话的未完成性反对了传统独白小说的封闭性而促使作家本人在艺术上进行创新和改革，避免雷同化。

可以说，平等的、未完成的对话是“复调”诗学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巴赫金之所以重视对陀氏小说的分析其根本点就在于陀氏的小说抓住了人的对话的本质，写出人的真正的生活关系。可以看出，巴赫金是用心良苦的：他借助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文本，提出他的诗学基本理论——对话主义的复调诗学理论，这是一种典型的本文诗学理论，这种诗学思想不是巴赫金凭空推演出来的，而是根植于陀氏的小说文本之中，我们对巴赫金诗学理论的认知来自于他对妥氏小说的批评，我们在巴氏对陀氏小说文本的批评中见到了巴氏对话理论的博大精深，并且只有巴氏的复调诗学理论才能够深刻的解释陀氏的小说创作，陀氏的小说说到底是一种“多声部的合唱”，而不是作家自己自言自语的独白。

在巴赫金这里，对一位具体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分析，一套新的诗学话语（“复调诗学”理论）的建构，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分裂的痕迹。巴氏由此开辟了一条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通向”抽象理论建构的本文诗学之路。

上面从小说文体分析了巴赫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分析是怎样建构本文诗学的，下面我们从诗歌文体分析海德格尔是如何从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建构本文诗学的。

荷尔德林是海德格尔极为推崇的诗人，他称荷尔德林为诗人中的诗人，“我们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本质，而仅仅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涵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荷尔德林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乃是诗人的诗人”^[66]。荷尔德林的诗歌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思想与荷尔德林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的诗歌来阐释诗的本质，不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歌具有所有诗歌的普遍性的特征，而是由于荷尔德林的诗歌在没有思想的时代吹响了“思”的号角。海德格尔通过阅读和解释荷尔德林的诗歌，深入地理解了荷尔德林诗歌中所蕴涵的丰富性思想，与此同时，海德格尔重建了荷尔德林的本文诗学：即通过解释荷尔德林，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发现了存在论的思想，他对荷尔德林诗歌中故乡、母亲、炉火、钟声和贴近本源的强调，实际上就是在建构荷尔德林的本文诗学，即“亲在论诗学”。^[67]海德格尔重建荷尔德林的诗学，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在《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从荷尔德林的全部诗歌中找出了五个关键句，将诗人的思想系统化了，对这五个关键句的读解构成了海氏诗歌的核心，即从“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这一传统诗歌本质论出发，通过语言的中介和诸神的命名（第二和第三个中心句），在荷尔德林的第四个诗歌中心句中找到了海氏的存在论思想：即诗乃是存在之词语性创建，这样，在荷尔德林的诗歌中找到了诗的存在论秘密，最后一个中心句“人诗意的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则揭示了此在的根基：诗意的栖居。通过对这五个中心句的分析，海氏将荷尔德林的诗歌中诗的存在论本质揭示了出来。诗人是道说神圣者，诗人创建性的给存在命名从而使存在从遮蔽的状态中敞开出来，而诗的本质就在于诗意的证实存在的无蔽状态；二是通过对荷尔德林诗歌《还乡——致亲人》、《如当节日的时候》中故乡、还乡、炉火、母亲、钟声的意象的读解以及对荷尔德林天地人神共在四维空间的存在论解释，强调了这些思想对生命本质揭示的重要意义，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诗人的“亲在论诗学”思想。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学的重建，沟通了诗人与思者精神上的共感，可以说，荷尔德林的“诗”与海德格尔的“思”相互之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看不见任何分裂的痕迹，这也是一种典型的本文诗学思路。

通过巴赫金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分析和海德格尔对荷而德林诗歌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所提出的本文诗学的思想在理论是可行的，因为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的确可以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诗学思想。并且，本文诗学的建构，即可以从外在形式入手，如巴赫金对陀氏作品形式的分析所建构的“复调诗学”；也可以从内在的精神入手，如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歌思想的读解所建构的“亲在论诗学”思想。

四、本文诗学与理性诗学的互补

“理性诗学”是指对大量文学文本综合分析基础上从理论的高度和宏观的视野去阐释文学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一门学科，它是纯粹理性化的文学理论的称谓。新时期以来，“理性诗学”是我国诗学建构的主流方式，这有着它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文革”以前，文艺的指导方针都是“文艺从属于政治，从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政治标准第一”，因而这一时期的诗学明显带有“工具论”的色彩。即诗学要为政治服务，强调文艺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这种“工具论”诗学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其理论弊端是明显的：它们总是从哲学认识论的层面去解释文艺问题，具有“客体决定论”色彩，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它们很少在审美的层面上去考察文艺，从根本上遮蔽了文学的本性。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觉醒，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受到了质疑，文艺不再是政治的附庸而有着自身的独立性。因而为文艺寻找自身合法性的基础就成为诗学的当务之急。诗学就开始广泛地思考文学自身的特点和内在的发展规律。

诗学要担当起为文学立法的重任就必须首先考察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异同，要确立诗学自身的边界，要确立诗学的研究对象，这样，以文学的本质为中心的理性诗学建构就得以确立。因而对文学本质的阐释就成为诗学优先考察的问题，只有确立了文学的本质特性才能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诗学开始在诗学思想史中寻找资源为文学寻求一个可靠的疆界，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着自身的理论合法性，因为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必须在理论上找到自身存在的根据，这样从诗学思想史上寻找理论的合法性就成为诗学的首要选择。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理性诗学建构方式比从“文本到理论”的本文诗学建构方式要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从学理上给诗学的体系建构提供理论指导，具有逻辑的完善性和理性的自足性，并且可以确立文学学科的自身独立性，在当时诗学要独立就必须得建构体系从而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而从具体的文学本文中提出的诗学思想只具有唯一性和个性化的特点，它担当不了为诗学体系立论的重任。

理性诗学话语的最终形成基于对文学作品的深度反思，这种深度反思既包含文学历史的反思，又包含对文学作品和文学创作过程的精神价值反思，这种反思性的内容在逻辑思辩原则的支配下便具有了体系化的内容，在人类文学的发展史上，理性诗学为文学现象的立法对文艺理论学科的发展具有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标志着独立于作家作品的诗学体系的诞生。理性诗学虽然仍以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学现象为研究的对象，但它已经不像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那样去具体地分析和评价作家的作品，而是以逻辑思辩的法则对这些文学现象进行抽象演绎成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这种建立在文学史反思和哲学反思基础之上的理性诗学，具有独立的话语系统、逻辑构成方式和价值体系，这不仅是一个严密的知识性体系，即具有独立的诗学范畴、命题和法则，而且它还是一个包容广阔的价值学说体系。这种以逻辑归纳、分析与演绎作为诗学话语形式的理性诗学，相对忽视了创作者和批评者对文学自身的理解和认知，创作者和批评者的诗学意图在这种高度逻辑化理性化的诗学体系里没有得到相应的体现。

诗学的“理性化”趋向凸现了诗学理性立法的学科地位，但另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诗学之“诗性”，因为它追求一种普遍性的诗学立法，相对忽略了批评家和作家个人对诗学的理解和认知，而没有“诗性”的诗学就成为了无源之水。因而要想在理性诗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重新恢复诗学的生机和活力，就必须遵循古老的传统，寻找另外一种可能，即返回“本文诗学”，在具体的文学创作活动与批评活动中，寻找文学本文中隐形的诗学观念，将文学本文视为一种开放性的本源性的诗学。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文学本文”中去探询具有普遍性的诗学观念和诗学意图，去挖掘隐含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思想，为诗学的现代复兴寻求一种新的可能。

“本文诗学”的提出和重新发现对目前已经陷入困境的诗学研究将会注入一丝生机和活力。诗学的创新必须依靠文学事实本身，诗学并不是一门追求宏大话语的形而上学，而是立足于文学事实本身的经验学科和理论反思学科。本文诗学在理性诗学走向文化批评之时重新提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化批评”并不能拯救理性诗学的危机，相反，它以消费为目的，以表达身体的欲望和身体快感为价值的归依，以大众的消费文化为研究对象从而走向了对经典文学的背离，这不仅不能拯救诗学，而且会从根本上消解诗学的发展。本文诗学立足于文本自身，以具体的文本作为自己的理论皈依，这样的诗学才能实现诗学的“诗性”。对本文诗学的考察离不开具体的“文学本文”，本文诗学的提出不是出于对文学理性反思的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文学经验自身，即以更好的解释文学为自己的理论皈依。否则诗学的名字再好听也不能有效地解释文学。在文学批评家的评论下，文学本文的艺术原创性和思想的深度都得到了深刻揭示，文学批评关于文学本文的审美理解以及文学本文的思想价值要求构成了本文诗学的基本内涵，因为本文诗学是从具体的、感性的文学文本中提炼出来的，是针对具体文本所作出的评判。

那么，本文诗学的提出是不是要否定理性诗学呢？我们知道，理性诗学的建立是奠基在对文学现象反思的基础之上的，没有文学现象就不存在着对文学进行立法的理性诗学。在理性诗学的创制以前，创作者和欣赏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是基于自己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这时，文学与其他的精神科学没有必然的界限。理性诗学的创制形成了对文学自身深刻立法从而将文学与其他精神科学区分开来，在理性诗学的框架中，文学的本质、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文学发展、文学接受等都获得了自己本质性的规定。可以说，理性诗学是引导接受者深刻理解文学的审美科学立法。但是，由于它的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附于别的学科的思想建构的，其立法的自律性就难以形成。只要我们能够反观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可以发现本文诗学是理性诗学的源头，本文诗学所形成的理论观点是理性诗学立法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建立在本文诗学之上的理性诗学才能对文学自身形成深刻的洞见。可以说，本文诗学和理性诗学是诗学建构的两驾马车：只有关注文学本文的理性诗学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而本文诗学的建构也需要理性诗学的理论支持，它们两者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彼此冲突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并充分联系到近百年现代中国本文诗学的具体实践和成功的范式构建，我们认为，本文诗学不仅可以真正地回归文学自身，而且能够纠正当前文学盲目求新之弊端。也许真正从文学本文出发，创造性地发现现代中国作家或中外经典作家的文学创作中的原创性思想，我们不仅可以迎来文学理论的春天，而且可以真正激活文学创作，迎来文学创作的春天，这不正是诗学解释与文学创作的真正目的吗？

【注释】

[1]胡友峰：《“本文诗学”论》，《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

[2]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3]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

[4]钱中文、刘方喜、吴子林：《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5]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6]周宪：《“读图时代”的“图文”战争》，《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7]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8]王元骧：《文艺理论研究中审美主义与文化主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5期。

[9]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兼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0]童庆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学》，《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26日。

[11]艾布拉拇斯：《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12]王一川：《兴辞诗学片语》，山东友谊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3]苏宏斌：《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未来》，《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14]苏宏斌：《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学理论的未来》，《文艺研究》2005年第9期。

[15]具体阐释见胡友峰：《“本文诗学”论》，《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

[16]口头诗学实际上就是口头创作的理论，人类原初意义上的史诗例如《荷马史诗》就是人们口头创作的，这些口头诗歌是怎样创作的，口头诗人在创作这些诗歌时遵循怎样的创作原理就构成了原初意义上的口头诗学。参见（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7]我们尝试提出“本文诗学”的概念，一方面是为了就诗学的本源形态形成一种新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之间寻找一座可以沟通的桥梁，因为诗学的理论化不仅阻碍了诗学的发展，而且轻视了创作者诗学思想的本原意义。为了寻找诗学创新的理论格局，就必须在创作者的本源诗学体验和批评者的诗学归纳演绎之间寻找自由的思想交汇点。

[18]例如有的作家是从语言的角度理解本文的，因而本文对他构成了语言的诗学特性，有的作家是从人物关系的角度理解本文的，本文对他又构成了叙事学的诗学特质，从不同的视角理解文本就构成了文本的不同的诗学特质从而形成本文诗学的开放性。

[19]我们把诗学的当代形态称为理性诗学，它是纯粹理性化的文学理论的称谓，它是在对大量文学本文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从理论高度和宏观视野上去阐释文学的性质、特点和一般规律的一门学科。

[20]参见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在该文中陶先生对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文学创作的阶段说、文学类型特征说提出了质疑。

[21]例如，系统论的观点是从自然科学中借鉴的，主体论的观点来自康德哲学，生产论的观点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本体论的观点借助现代语言哲学理论和传统形而上学理论，文化诗学的观点则借助泰勒和巴赫金等的人类学哲学理论，对于理性诗学来说，这些理论都是来自于文学之外，诗学就成了这些新的理论的一种学科延伸。

[22]段吉方：《中国当代文艺学知识建构中的焦虑意识及其价值诉求》，《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23]例如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就是建立在古希腊丰富的文学事实的基础上，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建立在对魏晋以前中国文学史或者说中国诗体和散文体“文本”系统考察的基础上。就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论其重要理论也是建构在一定的文学现象的基础上，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性”和“陌生化”理论来源与其对诗歌的研究，英美新批评建基于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细读”之上。

[24]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4－70页。

[25]让－伊夫·塔迪埃：《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176页。

[26]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38页。

[27]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42页。

[28]同上，第43页。

[29]同上，第44页。

[30]同上，第45页。

[31]王一川：《理论的批评化》，《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32]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泛文化研究，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的快速跟进，它关注的后工业社会中消费主义倾向，它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消费社会、大众感性审美和大众的传媒研究上，“日常生活审美化”是其理论观点。另一种是文学领域的文化研究，它把文学放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范围内加以研究，以克服传统的审美研究的狭隘视阈，“文化诗学”是其理论观点。文学研究中的“审美主义”坚持文学的审美特性以保持文学的自律性，从而将文学与其他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它对文学的泛文化研究持批判的态度，认为文学研究要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和理论前提，任何抛弃文学作品的文学研究都不是真正学理意义上的文学研究。

[33]温儒敏：《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空洞化”现象》，《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在该文中，温先生对文化研究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带来的影响给予了深刻揭示，这就是带来了脱离文学本身的“空洞化”现象，他提出对完全脱离文学现象的文化研究要持警惕的态度。

[34]支宇：《“反本质主义”文艺学是否可能？》，《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6期。

[35]陶东风：《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36]同上。

[37]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38]同上，第21页。

[39]同上，第22页。

[40]其中导论为发表在2001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的《大学文艺学的学科反思》，附录为2002年发表在《浙江社会科学》上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该文在成为日后讨论“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的关键性文章。

[41]陶东风主编：《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第25页。

[42]章辉：《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与文学理论知识的生产》，《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

[43]张法：《走向前卫的文学理论时空位置》，《文艺争鸣》2007第11期。

[44]张法：《走向前卫的文学理论时空位置》，《文艺争鸣》2007第11期。

[45]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25页。

[46]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47]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页。

[48]这种后果在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导言中有着详细论述。

[49]胡友峰：《理性诗学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0]关于作家创作形态的本文诗学，在拙著《本文诗学：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一文中有着深入分析，见《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51]胡友峰：《理性诗学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52]胡友峰：《“本文诗学”论》，《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

[53]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54]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83－484页。

[55]钱钟书：《通感》，《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

[56]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60页。

[57]同上，第97页。

[58]维科：《新科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71－472页。

[59]具体分析详见胡友峰：《“本文诗学”论》，《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6期。

[60]参见胡友峰、付昌玲：《本文诗学：一种立足于作家创作的诗学形态》，《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胡友峰：《理性诗学的困境与本文诗学的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61]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版，第2页。

[62]同上，第4页。

[63]钱中文：《理论是可以常青的》，《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64]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第330页。

[65]同上，第77页。

[66]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36页。

[67]Jennifer Ann Gosetti-Ferencei：Heidegger，Holderlin and the Subject of Poetic Language：Toward a New Poetics of Dasein，Fordham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4，pp. 237－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