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教学之维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

当代文学教学之维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学

郭剑敏^[1]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摘 要：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对既成的文学写作传统进行颠覆性革新的尝试和努力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最为宝贵的品质，这种颠覆性的写作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叛逆精神的重要体现，它为此后当代文学新格局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现实主义理性精神的复归与文学叛逆精神的彰显构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发展演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层面。其中，启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带有鲜明叛逆性质的文学革新思潮为当代文学写作注入了新的品质。

关键词：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叛逆；文学革新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中占有着十分重要地位，深入把握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精神品格对在教学中准确阐释这一时期文学的实质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整体上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呈现出十分强烈的叛逆色彩，这种叛逆性首先体现在以马原、残雪、余华等为代表的先锋小说的兴起。马原的《拉萨河的女神》（1984）、《冈底斯的诱惑》（1985）以及《死亡的诗意》（1988）等小说的发表，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浪潮的形成无疑有着重要的引领性作用。的确，马原的小说带来的是一场小说领域的叙事革命，但更为重要的是，先锋小说在这种叙事革命的启迪下，最终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作家个体对客体世界的感觉与表达方式。马原的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情节布局上的逻辑关联性以及完整性，故事的讲述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与传统小说创作中作家对所述故事走向有着全方位的控制权不同的是，在马原这里，创作主体对所述事件常常显得举棋不定、犹豫不决。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叙事表达出的是叙述主体与所述对象之间的疏离，正是这种疏离使得叙述者对所述事件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我们可以将先锋小说称之为一种怀疑式的叙事，它包括了对所述的一切事件及人物的动机、心理、起因、结果、时间、是非等的怀疑。也正是这种怀疑，使得先锋作家能够突破经验式写作的束缚，以一种极其自由的姿态进入到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中去寻找表达与书写的可能。带着对历史的深刻怀疑，苏童走进了一座民国时代的地主大院，在小说《妻妾成群》（1989）中，苏童将一切有关时代的烙印、传统道德的审视、人与社会的冲突置于故事的后台，突现在作品中的是在这一切被模糊化了的背景下的人的精神与心理受挤压后扭曲变形的过程。对封建伦理道德与婚姻制度的批判显然不是这部作品的创作指归，作家只是通过一个极为独到的审视角度，展现着历史存在的一种可能。这样，作家在讲述历史的时候却并不指向历史，一切都回归到了文本自身，回归到了艺术的层面。先锋小说作家表现出了对传统作品中表达意义模式的颠覆与反叛，他们更关心对故事形式的处理，更推崇运用虚构、想象等手段，进行叙事方法的实验。

残雪与余华的小说给我们带来的是有关人性的怀疑与审视。在《山上的小屋》（1985）、《苍老的浮云》（1986）等作品中，残雪以冷峻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令人生疑的冷酷的世界，在她的笔下有的只是坍塌的古宅、躺着的乞丐、绿头的苍蝇、黑色的烟灰以及朽坏的铁门，从而勾勒出一个丑陋、病态的世界。残雪所描绘的小说世界虽十分荒诞，却突现出了现实世界的某种不完美性，“这种书写方式，对于表达对恶的敏感与诅咒，对于呈示由恶而造成的惊慌、惶恐、缺乏安全感等精神病状，也不失为一种切实的操作。”残雪侧重对人性中卑陋、丑恶层面的开掘，引起了此后作家在创作中对于性、死亡、暴力等主题的关注。

余华作为一位先锋小说作家，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叙事风格的确立同样基于这种怀疑式的写作与理念。正如余华自己所言：“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寻找的结果使我不再忠诚所描绘事物的形态，我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在这样一种文学观念的指引下，余华进入自己那个充分自由的艺术想象空间，从而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充满迷幻、梦呓与种种不确定因素的神秘世界。

余华笔下的世界是阴冷的，他的作品充满了暴力、凶杀、死亡与血腥，对人性之恶一面的冷漠审视是余华多数作品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余华有意地去掉人类文明的装饰，赤裸裸地展现人在本能欲望的支配下，残忍本性的释放。余华对现实世界始终怀着一种警惕的心理，在他看来，人生活的世界是没有丝毫的安全保障的，充满了阴谋、险恶与欲望。余华小说最为引人注目之处是在于他对人性丑恶一面的审视与展现。正如评论家曾镇南在谈及余华的小说《现实一种》（1988）时所说：“理智和文明失控后人性的恶在这篇小说中以非常冷静的笔调，绝对是毫不讳饰地揭露出来了。作者称之为‘现实一种’。这‘现实一种’，首先表现为人性一种。如果我们不太顾忌触犯人类尊严的话，也可以说，这小说写的是人性中的兽性的一面，动物性的一面。它把人类的理智和文明牢牢抑压、控制、掩蔽着的茹毛饮血、弱肉强食的一面，在一种既是日常的又是非常的人类生活形态中揭露出来了。它越是写得瘆人，就越具有一种撕破人类尊严的可怕的力量。”余华以他深刻而冷静的笔在向人们展示理性丧失后，邪恶人性的狰狞面目，从而警告人们，不要放任自己的本能欲望，人要从最细微的邪恶产生之处加以警惕。

余华对暴力的关注与痴迷来自于他对人性本身的怀疑。余华坚信人性本恶，人在原始欲望的支配下，不可避免地要暴露出残忍的本性。“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让奴隶们互相残杀，奴隶主坐在一旁观看的情景已被现代文明驱逐到历史中去了。可是那种形式总让我感到是一出现代主义的悲剧。人类文明的递进，让我们明白了这种野蛮的行为是如何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如今拳击运动虽取而代之，但我们仍可以看到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即便是南方的斗蟋蟀，也可以让我们意识到暴力是如何深入人心。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为了装饰。”社会规范、道德法则只是强加于人的外在束缚，人一旦陷入非理性的状态，这一切都会显得不堪一击，罪恶便由此产生了。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人有着进攻本能与破坏本能，它与人类的文明进步相对抗。“文明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阶段，它是对野蛮时代的否定，但是文明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野蛮行为的消失。”余华以自己冷峻的目光审视着这世界野蛮、残忍的一面，他对人性之恶的解剖是不带丝毫伪饰的。他的作品充满暴力、凶杀与血腥，但却并不是要满足人们阅读中的感观刺激，而是把它当作一面镜子，让人们以此观照自己的本性、正视自己的灵魂。余华以自己的作品来提醒人们要警惕人的原始欲望与冲动，任何不加克制的行为，都会打破我们看似平和的生存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华的创作是超越现实的，他的作品更具有一种人本主义的意义。

二

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而言，王朔的意义正在于对传统文学作品、尤其是红色文艺作品所确立的正统价值理念的颠覆与反叛。作为一个写作者，王朔消解了文学的神圣性，同时也去除了作家作为社会大众精神导师与价值坐标的光环。不可否认，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在建构社会大众思想价值体系方面一直起着极其重要的引导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艺作品更是将这种思想指导职能推向了极至。王朔的独特便在于对这一切的放弃与反叛。他不仅在作品中对正统观念以及为人师的知识分子们进行嘲讽和戏谑，而且将一种混世、游戏的人生作为了自己津津乐道的书写内容。王朔的反叛相对于长期以来庄重的文学反倒有了一种求真的意味。从1984年开始，王朔以《空中小姐》作为开端，先后发表了《空中小姐》（1985）、《浮出海面》（1985）、《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1986）、《顽主》（1987）、《橡皮人》（1987）、《千万别把我当人》（1989）、《玩的就是心跳》（1989）等中、长篇小说。

不可否认，“文革”结束以后的反思潮流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倾诉与反省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人们对已往所标榜的价值理念与信仰体系的全面审视。历史的劫难带给人们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创伤，同时也包括了对曾经所信仰的崇高、伟大、神圣、有价值的东西的统统怀疑。王朔出现于这个精神断层的时代，他及时地抓住了这一心态，用不加修饰、天马行空的笔涂画出了一代人的迷茫、困顿的精神状态，并塑造了一批典型地反映着这种精神状貌的带有鲜明的反英雄色彩的“顽主”形象。王朔的作品满足了人们阅读上的渴望与期待，为人们的精神迷惘提供了一种补偿。“正如豁达宽厚有时是一种风度一样，玩世不恭、冷漠、慵懒、困倦有时也会成为一种风度。当理想的破灭和现实困顿使众多的人感到无路可走时，没落的情绪会像流感一样蔓延开来。于是玩世不恭之类的风度就可能上升为一种时代风尚。”玩世成为王朔为人们在这种特定的心态下安排的一种特有的行为方式，或者说解脱之法。当一个人无法面对自己已有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时，那么能够使自己再体会到一种满怀信心的方法，除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便只有将一切看得一钱不值，在嘲讽、冷漠身边的一切的同时，自身的优越感也便突现了出来。王朔用他的笔抓住了这一正在成为时尚的玩世风度，以调侃、诙谐的笔调勾勒出了他的顽主形象，轰动也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当然，除了时代情绪的原因之外，王朔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亦是促成其轰动的所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王朔小说的社会认识意义远远超越了他小说本身的价值。他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视角和一种最新的社会心态。”

王朔的叛逆体现在他大胆地挑战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以一种自称为无知者无畏的姿态来摒弃来自传统观念的种种束缚与重压，从而获得一种做人的自由与解脱。由此，王朔通过他的作品传递给读者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与方式，给予了人们一个化解重负的途径。与当代以来的红色文艺作品中所承载着的浓厚的英雄情结不同的是，王朔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系列卓尔不群、玩世不恭的“顽主”形象。要说“顽主”是王朔的首创也不尽其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陈建功在他的小说《鬈毛》中就刻画了这样一个玩世不恭、洒脱不羁的主人公来。同样是大都市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青年，同样是满口调侃味道的京味语言，几乎是王朔后来小说中人物的原版。在此之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寻找歌王》，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同样展现了一代青年人的困惑、迷茫与躁动不安。可以看出，作为文学层面的书写，这种叛逆性情绪与思想的表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家创作中已成为一种显在的趋向。

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艺作品中所塑造的具有崇高的道义情怀与集体主义精神的英雄形象不同的是，王朔笔下的“顽主”却是一群没有理想、没有社会责任感、无所事事、玩世不恭的“混世”青年。小说《顽主》中的于观、杨重、马青，《浮出海面》中的石岜，以及《橡皮人》中的“我”，无一不是无业游民。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以嘲讽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处在变革中的光怪陆离的社会景象。他们都极力回避一切因袭的束缚，对传统价值观、传统道德抱着极尽嘲讽、蔑视的态度。王朔笔下的“顽主”们大多活得轻松自在、不拘一格，他们在讽世的同时，也赤裸裸地敞开自我，不伪饰、不做作，在撕下世俗虚伪的面纱的同时，也袒露出了自己的真诚。处在精神断层的一代青年，传统的理想、崇高、神圣的东西被淡化甚至笑料化了。他们拒绝天真、纯朴，取而代之的是玩世不恭和我行我素。在背叛了因袭的传统的重担之后，他们寻找着最大限度的自由，展现出了自己最大的真诚，从而以此来寻回自我。“顽主”们对个性的追求是残酷的，可以说是以一种自毁自灭的方式来换取属于自己的个性。他们一方面嘲弄社会、他人；一方面也毫不留情地嘲讽自己。这种个性的张扬与展现，恰恰弥补了现代人精神追求上的空缺。可以说“顽主”是王朔提供给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的一个独特的文学形象，他们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展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王朔笔下“痞子”式的“顽主”形象，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的英雄化倾向相比，正好走向了反面，这恰恰形象地展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裂变与转向。

三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叛逆性还体现在以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作家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实践中。1987年，池莉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和方方的《风景》相继面世，标志着新写实小说开始登台亮相。1989年，《钟山》杂志举办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从而使这一创作潮流被正式命名。面向生存、还原生活、关注凡人凡事则是新写实小说的主要艺术特征。新写实小说在创作题材、叙事风格、美学观念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不同以往小说创作的文学倾向，它所进行的种种艺术创新，给当代文坛文学观念的嬗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可以看到，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倾向中，作家将真实地再现生活的原生形态、关注平凡人物的琐碎人生放置于首位，这显示了作家自觉地进行价值观念的调整与文学观念的嬗变的努力，从而也使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写实作家抛离了此前文学书写中对社会重大题材的关注，而将自己的笔触，消融于平民社会的零乱人生当中。当代作家第一次将如此乏味而单调的现实生活图景，有滋有味地反映在了文学作品中，这种关注视点的转移，也恰恰显示了新写实作家对此前文学作品走向的一种补充与矫正。“把视线移向普通中国人的现实处境，客观呈现当代平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是新写实的一个基本叙事目标。”

新写实的作家十分重视对生活原生态的描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努力让自己的主观情感不介入作品之中，尽量不在作品中表达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保持了一种绝对冷静与客观的叙述。新写实作家以平视型的眼光叙写着销蚀一切的凡人俗事，所描写的人物多是一些平平淡淡的、没有大波大折、大喜大悲、性格也难分善恶的普通人。同时，作家也不对自己所叙述的故事作任何道德评判。在对平庸生活琐琐碎碎的描述中，不知不觉地淹没了崇高、理想、激情、奋争及其他有价值意义的东西。如果以传统的文学观念来衡量的话，新写实小说缺少了一种直面人生的勇气，缺少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导向，但当我们纵向地回顾当代文学所走过的历程，不难看出新写实作家做出这种有意回避主体意识的真正用意。新写实作家反对那种直接高扬自己的理念和把表现作为最终目的的做法，同时，又赞赏传统现实主义的再现，肯定了现实主义精神这种民族共同心理，但他否定和反对再现中过分追求典型意义而导致故事情节的戏剧化等简单模式，尤其反对观念的直露。新写实小说也根绝了外倾的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将浪漫主义的无限憧憬化为乌有，将信仰的无限虔诚推向彻底的世俗求实，正因为如此，新写实小说彻底走向了世俗精神。侧重于对平民大众的生存百态的揭示，冷静客观地展现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状与精神困境成为新写实作家的叙事目标。

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全面地解构了当代红色文艺作品建构起来的意义系统，还原生活、关注普通人、直面世俗欲望与生存本身等，都显示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与新中国五六十年代文学的价值诉求彻底拉开了距离。世俗精神的张扬与着力书写，使得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极大的亲和力。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的红色文艺作品中对俗世欲望的极力贬低与否定在这里却成为文学书写的重心，这其中内在地体现出文学向人存在本身的回归与努力。同时，以往红色叙事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也在平民本位的书写立场的彰显下得到全面的消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叛逆性写作为当代文学提供了全新的写作经验。先锋小说看似在一味追求形式变革的道路上耗尽了自身的激情，但它却给此后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新的叙述与想象世界的方式。余华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完成的长篇小说《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尽管在形式上远离了先锋时代的写作，但他自如地将有关乡土中国的书写纳入到个人化视角的观照中，正是缘于此前写作经验的积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王朔到八零后的韩寒，对当代社会中心价值体系以及传统教化观念的背叛与反讽依然在延续，它积淀而成一种去中心、反权威的另类成长体验。新写实的世俗化姿态解构了当代文学对宏大叙事的追求与浪漫化的抒情模式，贴近与回归世俗生活本身成为当下文学书写的主潮。当然，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叛逆性写作不仅仅体现在小说创作当中，诗歌领域的朦胧诗及朦胧诗后新诗潮的崛起，戏剧领域以高行健为代表的先锋实验剧的探索，都传递出了彼时文学整体性变革的强烈诉求，可以说，正是叛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在想象方式、叙事方法、经验表达等方面从既定的文学框架模式中突围而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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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郭剑敏，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