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热”与“池莉热”异同

“张爱玲热”与“池莉热”异同

湖北工业大学　胡波莲

一

张爱玲和池莉都是20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作家。池莉从1987年的《烦恼人生》开始，一炮走红，1995年《女友》杂志，将她列为最受喜爱的10位作家的榜首。江苏文艺出版社历时数年出版的《池莉文集》六大册，搜集了她1998年以前的几乎所有作品，一版再版，长销不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来来往往》两年卖了20多万册，《小姐你早》也有10多万的印数。2000年6月，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池莉的小说《口红》，立即成为市场新亮点，首印10万册，在两天时间里一售而空，出版社随后又组织加印。

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红极一时，解放后30多年，其作品在大陆销声匿迹，名字也不见任何文学史著述。80年代初开始受到“专业阅读”的关注，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张爱玲研究几乎造就了一个“热潮”，文学史家给予张爱玲越来越多的关注，评价也逐级升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张爱玲越来越为社会所知，就越来越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并和商业操作日益结合，张爱玲重新走红。1992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文集》，趁张爱玲去世消息传来，卖得红红火火，这套文集据说在市场投放足有10万套，加上以前各出版社的印量，张爱玲的读者估计近百万。1994年，有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力排众议重论大师”，为作家重排座次，金庸、张爱玲一跃上了榜，张爱玲位居第八。1995年9月，张爱玲去世，张爱玲又一次引起媒体瞩目，国内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均做出了异乎寻常的重点报道。张爱玲如此频繁地在大众视野中闪现，“符号化”的进程加快，由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水到渠成，弥漫了公众领域。

“张爱玲热”与“池莉热”背后深藏着八九十年代文化转型所带来的世风的浮躁以及文化进入消费领域被广泛消费的特点。80年代前期追求个性、自由和人的价值的那种感觉已经荡然无存；知识精英的声音已经从这个社会中清除出去，自行其是的大众娱乐文化完全依照商业准则，它的消费性质决定了它的纯粹娱乐功能，而流行既是其目的也是其存在方式。大众娱乐文化成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大批量生产文化产品，同时也大批量生产文化消费者。文化工业生产文化产品毫无计划可言，利润率增长的欲望吞并了文化秩序井然的进步图式。随着大众娱乐文化的进一步推进，那些所谓的先锋派艺术、严肃艺术，都难逃商品化的厄运。张爱玲和池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都成了消费社会中的消费品和牺牲品。然而，在商业炒作的“热潮”背后，却又隐藏着“张爱玲热”与“池莉热”本质的区别。也就是说，这两种“热潮”即如此相同，又如此有别，需仔细分辨，不能鱼目混珠。

二

90年代的“张爱玲热”让人感到痛心和悲凉，这让人想起张爱玲的作品中演绎的一个个悲剧故事以及深蕴其中的一种悲凉风格。张爱玲在世时，有意识地远离人群的喧嚣，看淡了人世的奢华与浮名，然而，她没有想到的是，她在另一个世界看到了人们利用她在演一场场的闹剧，看到自己被拆解成利于流行和卖钱的支离碎片，除了感到痛心疾首，她可能只有默默地走开，远远地逃避，就像她生前的一次次逃离一样。

20世纪90年代消费社会的快餐文化使人们的阅读心态越来越浮躁，阅读期待越来越肤浅，大街小巷都充斥着休闲的文化，文学也只是一种用来休闲的消费品而已。张爱玲在这样的文化需求下，不断地被生产，不断地被剥去本来丰富的内涵，最后也沦为一种时尚的消遣品。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文本通俗背后那种超越与冷眼。张爱玲一边让自己在对俗世的惊奇中获得喜悦，一边又用天才眼光直透人世真相。她构筑的是一个琐屑平凡的世俗世界，这个世界既有浓烈的世俗趣味，又处处闪烁着一个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智者的灵性和聪慧。她在城市文明的繁华背后，看到人类文明的不堪一击。她热闹中冷讽，悲凉中打趣，不彻底的声色沉湎，不彻底的虚无苍凉，这就是独特的张爱玲。然而独特的张爱玲被现代消费者磨去了尖锐的棱角，千篇一律，就像被加工出来的批量商品。

与张爱玲不同的是，池莉是比较热衷于“热闹”场景的，她十分注意与读者的关系，借助大众传媒、借助流行文化，让读者熟悉自己，了解自己，留给读者亲切友好的形象。她的每一部新作问世，差不多都有传媒发表消息。她多次谈到好小说的标准就是好看，认为作品能够畅销，也是小说成功与否的评价标准之一。她的作品也或多或少有迎合读者的倾向。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作品，如《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口红》等一直处于畅销书的前列，有些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直接进入大众文化消费的市场，出版商和制片商大捞益处，池莉本人也像影视明星一样，成了大众热点。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池莉是个追名逐利的庸俗之人，但作为一个有明确立场和自省精神的作家，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今的文化现实，与大众传媒保持一定的距离。

“与其他新写实作家相比，池莉小说创作的路数并不算宽广，也没什么新颖的艺术手法令人格外关注，她的创作真正能打动人的是与平民百姓、芸芸众生的亲和力，是他们日常的生活写照和琐屑的生存体验。”“把被革命现实主义摒弃的日常生活画面重新展现出来，让人领会到现实固有的秩序极其对人的塑造，这是池莉对当代小说的贡献。”但只有写实，没有价值支撑，没有审美精神的提升，其文学价值必然是有限的。池莉曾这样表述过：“……我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中国文人的模式之中。中国文人是有模式的，他不像画家那样着意外形上的突出，长披发、大胡子什么的，他重在精神，自感是名士是精英，双脚离地向上升腾，所思所虑直指人类永恒归宿，现实感觉常常错位。我以为这便是成为匠人的精神基础，可我是绝对不愿意作匠人的。”池莉有意偏离“精英”或“精英”理念，把嘲弄的笔触指向“精英”理念及其人格化的代表——知识分子，但是在这背后潜藏的是物质化时代一种典型的小市民心态。在池莉的都市故事中，关于知识分子生活场景的叙述相对说来并不多见，但凡有知识分子出场，池莉多半要给以一些“贬低”，在池莉看来，当今那些生活在困窘中却还热衷于“思考人类终极性的问题”的知识分子就变得很可笑了：“他们一方面有先辈知识分子清高傲慢的禀赋，另一方面在物质生活上又如此窘迫，他们自己就形成了对自己的嘲笑。”她是从物质主义立场质询“精英”理念，是对小市民心态的完全认同，因而这种质询是空洞的、虚弱的。八九十年代文化转型给“池莉热”提供了最合宜的土壤，对市民心态的认同，使池莉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转型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更加商业化，个人欲望极度膨胀，当下文坛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化、市民化了，市民审美趣味已占据了当下文坛的广阔领域，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报刊和出版业走向。池莉的作品充分满足了市民审美的需求，位居畅销书的前列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爱玲热”除了大众传媒的中介作用，还在于其文本的丰富性，足以为读者的阐释提供多种可能。张爱玲所提供的文学想象与情感体验，与当下普遍的生存状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在20世纪80年代末突然陷入低谷，人们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更关注世俗的生活。张爱玲构筑的是一个琐屑平凡的世俗世界，人们像热衷于池莉琐屑平凡的小市民生活一样热衷于张爱玲的“饮食男女”故事，但张爱玲在对世俗生活近于原生态的描写中与悲凉境地之间建立了独特的张力，既赋予日常生活以亲切感和合理性，又揭示它的陌生感与荒诞性。她让我们看到平凡故事背后人生的无常与荒诞。《金锁记》写麻油店出身的曹七巧苦涩的婚姻及凄惨的一生，所写的不过是琐碎日常生活场景，但我们从曹七巧的一生中总能体会到一种彻骨的凄凉。我们在她平凡的故事背后窥见了张爱玲小说鞭辟入里的人性深度。曹七巧的一生不是平常人的一生，其中充满了人格的变异和生活的荒诞感，是张爱玲式对女性生存的悲悯和对人类习以为常的婚姻生活的冷讽。《倾城之恋》也是写平凡的婚恋故事。虽然故事的背景是战争，但那仅仅是一个背景而己，张爱玲紧紧抓住的仍是平凡人的人性。范柳原和白流苏在战前只是“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只有当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连生命也得不到保障时，他们才结为了一对平凡的夫妻。结局虽然圆满，故事虽然通俗，但其中驱不散的仍是一种苍凉意味，包含了作者对人生对爱情的质疑和悲剧性思考。这样的故事带给我们惊奇和陌生，带给我们沉重与悲凉，而不仅仅是通俗的消遣。她像池莉一样正视人生的一切琐碎欲望，但又不动声色地在消解它，而不是有滋有味地沉湎于其中。张爱玲是一个具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作家，笼罩于张爱玲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是无法消解的虚无与绝望。而池莉笔下只有小痛苦，没有大悲剧。

“张爱玲热”与“池莉热”的本质差异在于她们对公众媒体的姿态是迎合还是有意疏离，在于她们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和认知程度。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某一“热潮”的表面，而应去伪存真，保持清醒的认识。越是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文学越是不能媚俗。作家不应媚俗，读者也不能媚俗。这样，我们的文学才有希望。

主要参考文献

［1］池莉．最是妖娆醉人时．给你一轮新太阳．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2］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池莉．写作的意义．见：池莉文集（4）．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4］李骞，曾军．浩瀚时空和卑微生命的对照性书写——池莉访谈录．长江文艺，1998

［5］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