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语音中心主义

走出语音中心主义

顾明栋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扬州　225009;德州大学　人文艺术学院，美国)

【摘　要】西方的语言理论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表征，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而不是语言。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在场先于而且优于不在场，说出的言语是在场，书写的文字是不在场，因此，言语比文字重要，文字是言语的奴仆。这种认为文字附属于口语、口语优于文字的观点，就是语音中心主义。尽管中西方学者、知识分子以及政治家们可能并不了解或接受这些语言理论，但他们在汉语文字性质问题上的看法，与这些理论殊途同归，不谋而合，对认识汉语文字的性质以及制订语言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语音中心论的兴起分析其在历史上对汉语文字研究的影响，以及中西学者关于汉语文字的持久争论，可以揭示其如何影响了对汉语文字性质和特征的理解以及语言政策的制定，并进而为准确把握汉语的本质提供认识论方面的概念性思考。

【关键词】汉语文字　文字学　语言哲学　语音中心主义　逻格斯中心主义

在西方的语言研究中，存在一种“语音中心主义”( phono-centrism)的理论。这种语音中心论可追溯至柏拉图关于本质与现象二元观念的提出。就言语和文字的等级顺序而言，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认为思维和语言之间存在这样的功能关系:语言是思维的表现，文字是对于用声音发出的言语的记录。因此，文字是由声音决定的，只是语言的一种记录，而不是语言。亚里士多德认为言语先于文字，“口头言语是心灵之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头语言的符号”①　Aristotle，Categories and De Interpretatione，translated by J．L．Ackrill (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3) 16A3．。这一论断可被视为西方语音中心论的肇始。基于表音性在字母语言中的重要地位，西方学者对语言中语音的重视是根深蒂固且坚定不移的。在西方语言哲学中，所有的理论家都强调，无论是在口语还是在书面语中，音都优先于意。在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们认为语言中的符号就是“话音”，语言就是一种口语，这促使了被称为文字次要论的出现。从柏拉图到卢梭等哲学家以及一些现代思想家，都认为文字次于言语，因为后者和思维更接近。②　见Jacques Derrida，Of Grammotology ( Baltimore，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27．

因此，自柏拉图以降，西方的形而上学在探讨思想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时，构建了一种等级制度:语言表达思想，文字记录语言，语言通过声音传达出来，从而得出口语在本质上高于书面语和文字的结论。这种认为文字附属于口语、口语优于文字的观点被称为语音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是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核心问题，基督教《圣经》中广为人知的“太初有言”(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就是其典型表现。语音中心主义曾经备受雅克·德里达的批判。德里达以汉语的象形文字为依据，对古代思想家以及诸如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以及J．L．奥斯汀等现代思想家的口语优于文字的观点提出批评。①Derrida，Of Grammotology，pp．27－73，pp．101－40．他认为，文字有其自身价值，并非“口语的附属”，语音中心主义只是西方哲学中逻格斯中心主义( logocentrism)的一种体现。

语音中心主义为何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一种表现呢?因为逻格斯中心主义者认为，在场先于而且优于不在场。语音中心主义认为，说出的言语是在场，书写的文字是不在场，而言语比文字重要，因此，语音中心主义实质上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逻格斯中心主义在语言研究方面的一种形式。语音中心主义者认为，口语是交流的首要和基本方式，而书面语只是试图去捕捉言语，因而居于次要地位。尽管参与中国语言研究的大批中西方学者及政治家们，可能并不接受语音中心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甚至从未听说过语音中心主义一词，但他们在汉语文字性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逻格斯中心主义殊途同归，不谋而合，这对深刻认识汉语文字的性质以及制订语言政策常常产生负面的影响。本文拟从语音中心论的兴起以及汉语是不是象形表意文字入手，分析历史上语音中心论对汉语文字研究的影响，以及中西学者关于汉语文字性质的持久争论，揭示语音中心主义如何不顾汉语文字的规律，并影响中西方思想家和学者对汉语文字性质和特征的理解，目的是要为准确把握汉语的本质提供认识论方面的概念性思考。

现代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可谓开创现代语音中心主义的先驱，在其《语言学概论》一书中，他将语言科学建立在话语研究之上，并称:“语言和文字是两个泾渭分明的符号系统，第二个系统完全是为了再现第一个系统这一目的而存在的。”②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 New York: McGraw－Hill，1966) 23。过去，笔者一直认为索绪尔的语音中心论或是导致误解汉语文字的根源，但近来重读索绪尔的原著，笔者发现，十分具有嘲讽意味的是，这位开现代语音中心主义先河的语言学家却阐发了一些可以说是反语音中心主义的论点。比如，他把世界上的语言分成两大类: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③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p．26．并把汉语归为表意文字，这与后来那些反对把汉语视为表意文字的汉学家截然相反。更为有趣的是，他还对汉字的象形表意性持肯定态度。而且，索绪尔认为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得汉语文字对口语的替代使得意义更具确定性，这一论断基本上否定了文字是语言的附庸，并暗示了笔者在下文称之为汉字对口语的霸权。他甚至还指出，作为一种表意文字，汉字的视觉性把它与语音系统文字区分开来，④Ibid．这预示了汉字与汉语相互关联而又相互独立的观点。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与语音中心主义背道而驰的论点，在西方学者有关汉字性质问题的争论中几乎不被提及。在西方学者中的争论中，大多数汉学家堪称“语音中心主义派”，在语音中心主义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下，他们否认汉字是含有象形文字特征的表意文字，认为汉语具有与字母语言同样的本质与功能，是一种表音文字。以费诺罗萨和庞德为代表的一派堪称“反语音中心主义派”，他们把汉字的视觉性夸大成颇受汉学家们垢病的“图象本质说”⑤Ernest Fenollosa，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edited by Ezra Pound (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1968)．，把汉字视为反映自然的一幅幅简约的“思维图形”⑥Fenollosa，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p．8．。

就字母语言而言，语音中心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观点是否适用于以汉字为书写符号的汉语呢?在语音中心论盛行的背景下，一个自然会出现的问题是:汉字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呢?西风东渐之初，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刚接触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以及其他亚洲人时，发现他们尽管不懂汉语却能读懂用汉字写的书。这使得他们相信汉字使用的是一种视觉交流方式，换言之，它完全不必借助于文字和言语，直接通过视觉把思想传递至大脑。因此，他们相信，不同于欧洲的语音文字，汉语是表意文字。他们甚至认为汉字是通用的书写符号，可在全世界推广和使用，那样一来，人们就能够如同解读数字和代数符号一样阅读用表意性汉字写的书了。一些传教士甚至认为，应该把《圣经》翻译成汉语，这样，全世界的人即使不会说汉语，但只要懂得汉语表意符号就能看懂《圣经》，如此一来，把全世界的异教徒转变成基督教徒的艰巨任务就比较容易完成了。

把汉语视为可能的世界通用语，显然是富有创意但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认为汉字是观念—文字合一的观点却流传了下来。西方语音文字的目的在于模拟/记录语音，汉字则意欲通过意符来表述思想;因此，汉语的根基是表达意义的文字而非字母语言中的语音。这种观点源于中国，在西方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关于它的最早论述可追溯至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下面的话，代表了当时人们对汉字的普遍看法: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和黎凡特各诸侯国所使用的文字表达事物或概念，而非字或词;各国及各省的人虽然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能读懂彼此的文本，这是因为文字能被广泛接受，语言则不能;因此，他们拥有了大量的汉字，数量有词根那么多。①Francis Bacon，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ed．G．W．Kitchin ( London: J．M．Dent and Sons，1605) 136ff．

培根的观点被那些到过中国并直接接触过汉语的传教士进一步拓展。如法国传教士西卜特神甫( Father Cibot)，在《中国回忆录》( Mémo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第一卷中发表了一篇颇受争议的文章，他主张汉字具有表意性和象形性:“汉字由符号和图像组成，与声音无关，这样说其他语言的人也能够读懂。这些汉字形成一幅智性的、代数性的、形而上学的、或概念性的图画，用类比、关联和惯例来表达思想。”②　引文来自: Peter S．Du Ponceau，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 (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838) 8．这一观点从16世纪发展至今，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观点:与其他文字不同，汉字类似数学符号，直接表达思想，少数情况下模拟发音。这甚至还受到了一些知名语言学家的重视，如德国语言哲学家洪堡在1836年研究语言和智性发展的关系时，从哲学的角度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谨的分析:“各种重要的思想相互撞击使人不得不承认古汉语华丽而尊贵;同时，它又丢弃了那些毫无意义的附加成分，变得简单而壮丽;它似乎通过语言来传达纯思想。”③Wilhelm von Humboldt，Linguistic Variability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translated by George C．Buck and Frithjof．A．Raven ( Coral Cables，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 124．

但几乎是同一时期，美国哲学协会会长杜·邦瑟( Du Ponceau)在遭遇汉字表意论以后，先是表示怀疑，继而开始研究，最后从逻辑和语言学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并作出驳斥。④Peter S．Du Ponceau，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pp．1－123．1838年，他撰写成论文，题为《汉字的本质与特征研究》，并作为美国哲学学会历史及文学委员会文集的一个专集发表。他断言:汉语是概念－字符的前提是错误的，这是在对汉语了解不足的情况下提出的错误假设，表意文字不可能独立于言语而单独存在;同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一样，“汉字是语言的词语，目的在于唤起大脑中对词语的记忆;因此，它不能独立于声音之外单独存在，因为词语就是声音……汉语的音节也是词语，也代表声音”。⑤Peter S．Du Ponceau，A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Writing，Appendix A，p．110．依据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格斯中心主义，他提出了一个似乎不言自明的问题: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并以为仅凭借这一问题就能把汉字表意论彻底推翻。但是，语言的起源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这犹如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语言与文字孰先孰后，取决于人们认为构成文字的元素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远古人类的结绳记事、肢体语言、洞穴壁画和刻画符号视为早期书写符号的话，文字符号或许先于语言成为一个体系。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口头语和书面语在远古时期同时产生与发展，这可以通过推论得出。可以想象，当远古时代人类刚从动物进化成人的时候，欲表达思想，很可能是一边呀呀发声，一边用肢体比比划划，甚至还会用手指或树枝在地上画图。那呀呀发出的声音就是早期的言语，而肢体动作或画出的图像就是最原始的文字，因为两者都代表一定的意义。两者虽然都与意义相关，但不存在谁依附谁的问题。这在西方哲学家和文字学家维柯的《新科学》中得到证实，维柯认为语言和文字两者可能是同时产生与发展的，他甚至认为，原始的文字有可能早于口语。他指出，人类的初始语言没有发音，是由手势和象征符号组成的:“远古时期民族使用的初始语言一定与符号、手势或实物相伴而生，而这些符号、手势或实物与它们所表达的思想有着自然而然的联系。因此，希腊的逻格斯也指物体，希伯来语表示词语的词也指行为。”①Vico，from New Science，in Vincent Leitch et al，eds．，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second edition ( New York: Norton，2010) 332．他批评柏拉图错误地把宗教诗人在迷狂状态下说出的话语当成人类最早使用的天然语言，而认为那不过是巫师们根据物质有灵性的迷狂感受而发出的自以为来自神灵的语言。②Vico，from New Science，pp．322－333．总而言之，维柯的观点可以说是对杜·邦瑟提出的文字和语言孰先孰后的问题，作出了清晰的回答，也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批评:“很显然，他们错误的原因是，单纯地假设先出现言语，后产生文字。然而言语与文字是孪生的并且以同样的步调经过三种形式(即象形语言、象征语言、白话语言)向前发展。”③Vico，from New Science，p．320．他以自己在拉丁语中发现的证据作支撑，认为学者们可以在其他语言，如日尔曼语言和东方语言中做出超出人们想象的远古发现。并非巧合的是，在汉语与汉字起源问题上，一些中国学者也持有完全相同的观点。如郭沫若在研究新石器時代的西安半坡遗址陶器上的符号和殷墟的甲骨文时曾经指出，汉民族最早的文字可能有两大起源，一是产生于抽象的刻画符号，二是来源于象形文字，前者既可能是记录语音的符号，也可能是记录意义的符号，其起源要远早于象形文字，刻画符号的字形与字音、语义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而象形文字的起源要晚于刻画符号，其字形与语义往往具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字形往往反映出它所记录的词的本义。④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郭沫若的这番推论得出文字与语言的复杂关系，与维柯的理论大致相符。

根据西方的语音中心论，书写服从于言语，文字理所当然就成了口语的奴仆，“语音中心主义派”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笔者认为汉字并不服从于语音，相反，汉字倒是口语的主人，掌控着语言。了解汉语发展史的人们都会同意，书写服从于言语的观点不符合历史发展，事实恰恰相反:汉语口语自古以来一直服从于汉字，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关系即是如此。有人认为汉语书写和口语在其发展初期就已经分离了。即使我们承认汉语发展初期，如在政府规定统一使用汉语的秦汉朝或以前，汉语文字和汉语口语关联密切，亦仍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从那以后汉语就分裂成了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文言文和白话文系统。虽然两者都具有汉语的基本特征，但各不相同，就像主人和奴仆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一样。但与语音中心主义构想的文字与言语的关系不同的是，文言是主人，白话是仆人，文言统治、支配着白话，刚好把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主仆关系给颠倒了。

语言是不断发展的，现代英语和古英语就大相径庭，但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巨大差别不仅源于此，更多地是由汉字的特殊性决定的:相对于语音文字来说，汉字具有视觉表征性，以语义为基础而非语音。简单地说，两者的不同是由汉字的稳定性或意音性(既表意又表声)造成的。传统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主张汉语话语以汉字的字形为中心，而非以语法为中心。唐兰说:“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音声韵。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⑤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7页。因此，有人认为汉语没有语法，这虽不太准确却有理可循;严格地说，在以非汉语为母语的人看来汉语没有严密的语法，但在中国人看来汉语却有一套内在的语法体系，这一体系被本族语者有意或无意地内化吸收。语言学家徐通锵的“字本位”语言理论就通过分析汉字的结构去揭示汉语语法的内在逻辑，认为汉字的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汉语语法结构的理据。⑥　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但中国古代的确没有出现像西方的语法书，此说法可在中国历史记载中得以印证。中国古代的文字学研究著作甚丰，如《说文解字》等，但直至近代，马建忠才利用西方语法理论和方法编撰了第一部汉语语法书。

汉字的象形表意性使汉字不必依赖于汉语口语。历史发展证明，文言文和白话文大相径庭、相互独立却又相互关联。它们虽源于同根，但发展方向不同:文言文由思想向文字发展，而白话文由思想向口语发展。这种巨大差异使得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文言文仅是符号系统而不是健全完善的语言体系。著名汉学家葛兰言( Marcel Granet)就曾指出汉字书写系统不一定是一种语言，可能仅是一套记号体系。①　见Granet，“Quelques particcularités de la langue et de la pensée chinoise，”Etudes sociologiques sur la Chine ( Paris PUF，1920) 99．英语原文引自Christoph Harbsmeier，Language and Logic in Traditional Chin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41．颇有悖论意义的是，葛兰言虽然是用字母语言的概念去研究汉语文字，却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承认了汉字的表意本质以及汉字与口语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其他学者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即文言文是记号系统，与口语只有间接的联系。②Henry Rosemont，“On Representing Abstractions in Archaic Chinese，”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4 ( 1974) : 71－88．虽然这些观点明显是错误的，却从侧面证明了文言文和白话文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不是前者服从于后者，而是汉字控制口语，这正好颠覆了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核心观点，而促成这种颠覆的内在动因就是汉字的象形表意性。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任何语言符号都不是仅有声音或字形，而是由三个相互关联但可进行概念分析的元素组成，笔者称之为“三S”:语音( sound)、形体( shape)与意义( sense)。③见顾明栋:《西方的语言哲学理论是普适性的吗?》《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这一观点与国内外众多语言学家的看法相同，如徐通锵在《语言是什么》中就认为，语言的书写形式就是由音形义三位一体的语言结构单位。④　徐通锵:《语言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但笔者想强调的是，“不同的语言系统会着重强调其中一个或两个构成要素。西方字母语言重音、义，轻形体，而汉语则重形、义，轻语音”。⑤　见顾明栋:《西方的语言哲学理论是普适性的吗?》《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6期。赞同语音中心论的学者似乎没有区分出汉语和欧洲语言在表述功能上侧重点的不同。汉语主要的功能不是记录每一言每一语，而是充分地传达所要表达的思想。字母语言主要用来记录言语，因而依赖语音的媒介，从而有人认为这使得思维与言语隔了一层;相比而言，汉语旨在传达思想，所以与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由此，一些欧洲学者认为汉语更自然，更贴近上帝，因为汉语没有西方语言的一套繁琐的动词变位、前后缀、单复数、性别、语态和时态等词形变化，使用起来简单、自然。因此，“汉语最像天然语言”⑥John Webb，An Historical Essay Endeavouring a Probability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Empire of China is the Primitive Language ( London: N．Brook，1669) 192．。莱布尼兹则把汉语视为可能是上帝直接授于人类的语言。⑦Cf．Lundbaek，T．S．Bayer ( 1694－1738)，Pioneer Sinologist ( London: Curzon Press，1986) 97，83，103．他曾将汉语与西方语言相比较，认为汉字是一种更具理性的文字，因为人们可以根据文字对词语本身进行思考获得意义。比如，认识汉字的人看到一个带有动物偏旁的字，虽然不知其为何种动物，却可猜出是一个动物。相比而言，字母语言无法使人就文字本身进行思考，而非得经过言语的中介不可。

维柯认为世界上的语言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象形文字，⑧Vico，from New Science，p．319．这一点已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中国和埃及象形文字的发展史可以推断:所有的文字体系发展初期在本质上都具有象形表意性，这已被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研究所证明。埃及象形文字虽然主要表音，但仍然有象形表意的成分，不同于后来西方以字母为基本书写单位的表音文字，那些拼音文字彻底摒弃了象形表意成分。而在汉语书写体系中，象形表意一直是重要的书写因素，并没有沿着拼音文字的路径发展。有很多种理由可以解释汉语为何没有沿着拼音文字的方向发展。荀子曾说过古代很多人都在创造文字，但只有仓颉创造的流传下来。⑨　荀子:《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82页。这种观点有助于我们研究汉语为何沿着有别于拼音文字的方向发展，汉字又为何会同口语分离。古代中国有很多种语言和文字，人们通常会选择最健全、最方便的文字体系来书写语言。每种语言都含有不同的方言，在这种情况下，文字不可能表音，它只能表意。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统一汉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周朝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方言，秦统一后的文字就不能表音，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因此，文字首要传达的必须是意义。在这里，不是先有文字而后创造语言，而是通过文字传达包含着不同方言的语言体系的共同意义。在重表意功能的情形下，文字形成了对口语的霸权，成了中华传统大一统思想的语言支柱，颠覆了语音中心论。孟华对此有一段精当的描述:

汉字的表意性质使它作为一套独立的意义符号系统而存在，它凌驾于各方言之上，成为至高无上的文化统一力量。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属性，在汉字这里发生了颠覆:汉语的发展，首先要服从于汉字的需要，汉字成了目的，语言成了表意汉字的手段……汉字成了汉语的一部分甚至是决定性的部分。①　孟华:《符号表达原理》，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7页。

讨论至此，笔者希望强调两点:其一，汉字与汉语是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日语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远古时代，日本人和许多原始民族一样只有语言却没有文字，他们就借用汉字作为日语的书写系统。由于汉语与日语分属不同的语言体系，汉字并不能表示日语的发音，只能以传达日语的意义为主。后来，日本人利用汉字的偏旁创造了两套表示语音的假名书写系统才使得书写与口语相对应。其二，汉字与拼音文字的表达不太相同。在字母语言中，思想先通过声音而后由文字来传达，而在汉语中思想则先通过意义而后由声音来传达。这是汉语和字母语言表述方式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是由很多历史因素造成的，其中许多因素已经消失，可能永远也无法追溯。但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汉字更倾向于视觉化，主要是表意，其次才表音。这是汉字为何没有像大多数现代语言那样，沿着语音方向发展成为字母语言的根本原因。洪堡曾研究过多种语言，其中既有字母语言，也有非字母语言，他在研究这些语言的不同之处时，也讨论了汉语为何没有像当今世界上大多数语言那样发展成为字母语言这一问题。他从汉语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出发，驳斥了那些认为从字母语言研究中得出的语言学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汉语的看法，进而找出了汉语为何没有走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发展的道路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汉字重视觉表意，轻语音因素。②Humboldt，Linguistic Variability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 Coral Gables，FL: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1971) 211－2．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语言文字改革过程中，语音中心主义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巨大影响，本文着重探讨其负面影响。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语言文字改革过程中，由于语音中心主义的影响，语言问题常常演变成政治问题，语言研究的认识论甚至转化为意识形态。汉语改革始于晚清时期，③　关于中国语言改革如何开始的简要介绍，读者可参照“Advocates of Script Reform，”in Wm．Theodore DeBary and Richard Lufrano，eds，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vol．2，second edition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 302－08．自一开始，它就受到西方形而上学和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理论的强力影响。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接受了西方的语言观，从西方语言学视角开展汉语文字改革，并把语言问题上升为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

就常识而言，语言和意识形态是两个根本不同的范畴，但在中国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之下，语言和意识形态是如此紧密地相互交织，关于语言的争议常常转化为我们称为语言政治的问题。面对19世纪下半叶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冲击，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或者西方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所有中国文化的弱点完全归咎于汉语的特性。他们认为由于其独特的书写和语法体系，汉语缺乏有效的沟通能力，因而不能满足现代社会以及不断发展的科学和民主的需要。他们以西方字母语言为参照框架，要么公然宣称，要么明确承认:汉语，尤其是其文字体系，是一种开展交流、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劣等媒介。他们因此要求对汉语进行本质性的变革。④　参见Wm．T．de Bary and Richard Lufrano，eds．，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vol．2，pp．302－8．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发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其主要目标就是语言改革。这场文学革命成功地用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⑤　参见C．T．Hsia，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 3－5．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语言改革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引进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想是必要的。但是，正如有些中国学者所言，20世纪之初的白话文运动的功绩常常被过分夸大，而无视白话文运动受语音中心论影响而忽视汉字本质特征的不足及其长久的负面后果。①　参见尚杰:《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文学革命将汉语现代化的意图并不满足于用白话文替代古文;它号召对汉语的文字体系进行更激烈的变革，试图用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或者会意字，来模仿西方字母语言。这场旷日持久的书写改革始于19世纪下半叶，横亘整个20世纪。其影响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导致了笔者所称为的“语言政治”，无论是在现实政治的意义上还是在学术意义上皆有表现。

现实政治的意义可以从两个主要方面来把握。其一，一批激进的改革者和传统观念的攻击者，宣称汉语的文字体系正是中国历史进程的障碍。按照他们的观点，西方思想家和学者把中国看成一个“没有运动”和“抵制变革”的国家，究其根源，是由于汉字的特征。他们进一步认为，如果不对汉语书写进行大幅度改革，中国文化在帝国主义殖民的冲击下就会面临灭顶之灾。鲁迅忧心忡忡的警告就是这种对于中国文字的激进观点的一个缩影。鲁迅在一篇文章中以坚定的语气，把汉语文字贬低为“让人民变得无知的有效工具”和致命的疾病，并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如果汉语文字不亡，中国必亡。”②　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65～166页。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瞿秋白，也曾经发表过更加激烈的言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③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690页。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后来的中共领导人，也都强烈倡导用拉丁化的书写取代传统汉字书写。因此，在世纪之交，一场激进的汉语书写变革开展起来，并以1957年引入一种拉丁化的书写方式，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拼音系统而告结束。

汉语拼音改革试图取代汉字的文字体系，受到了有意无意的抵制，并最终基本上以完全失败告终，因为即使有政府的强力推进，这项改革活动最终也被彻底抛弃。笔者读小学时已是汉字拼音化走向末路的时候，虽有报纸如《中国少年报》曾一度不用汉字，完全使用拼音，但笔者记得根本难以卒读，没过多久，那些拼音印刷品就消失不见了。拉丁化改革的唯一好处，就是拼音体系成了中国人学习生字和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得力“拐杖”，成为编撰字典和图书馆藏目录的有效标记系统，以及一种计算机输入法。然而最后这一功能却并不怎么有效，因为鉴于汉字的典型特征，拼音输入法相较于其他输入法要慢得可怜。其结果是，有效的输入法仍然是依赖汉字的构成而开发的方法。拉丁化事实上的失败并没有减弱文字改革的热情。因此，一场简化汉字的改革又开展起来。1956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第一批230个简化汉字和30个类推偏旁。第二批简化汉字也随后公布，但不久之后就由于产生语义混乱而被取消。④　关于简化字引入的介绍，参见P．L．M．Serruys，Surve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eform and the Anti－illiteracy Movement in Communist China ( Berkeley，C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1962)．引入简化汉字之后，一场政治性的语言分歧也随之出现。在中国大陆，简化汉字被统一运用于除书法外的社会生活各领域，但在台湾和海外，仍旧使用传统的繁体字。这一书写上的分歧很快演变为政治分歧。后来历任台湾当局都抵制简化汉字，并指责大陆政府抛弃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语言政治至今仍在继续，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在网络上，一场关于汉语是不是一种可以比肩西方先进语言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双方各执一词，常常情绪激烈，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

笔者认为，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无论是“五四”的白话文运动，还是后来的汉字拼音化和汉字简化运动，都深受西方形而上学的语言学理论影响，前面已经引用了不少西方思想家和语言学家的论断，在此不妨再举一个影响深远的例子。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莱昂纳多·布隆菲尔德( Leonard Bloomfield)在其《语言》一书中，有一个几乎被视为至理名言的论断:“文字不是语言，而只是记录语言的方式之一。”⑤Bloomfield，Language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 21．布隆菲尔德还指出，书写的文字必须承载一种与语言形态“固定的关系”①Bloomfield，Language (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1933) 283．。这一定论对于拼音文字的西方语言无疑是正确的，但它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呢?这一定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字呢?至少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是如此。王力就认定:“文字是语言代表……文字不是语言。”②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9、44页。他因而反对文字表示概念说:“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③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力的论断对古文字学家过度重视字义、轻视字音的偏颇做法有一定意义，但把汉字看成完全是语言的代用品，似乎又落入语音中心主义的陷阱。其他著名的语言学家如吕叔湘、朱德熙等，也都对文字只是语言的复写一说有类似的看法。

把西方语音中心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给汉语文字的研究带来了一系列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和后果。可喜的是，到了20世纪后期，中国的语言学家们意识到了语音中心论的问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比如，徐通锵在其去世后出版的书中写道:“‘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这是根据印欧语的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总结出来的一种理论，有其一定的局限性。”④　徐通锵:《语言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7页。以申小龙为代表的文化语言学者也明确指出:“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⑤　申小龙:《汉字人文精神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页。从事汉字符号学研究的学者如孟华等也认为:“汉字与汉语不是记录与被记录的关系，而是相互指涉、相互影响的关系。”⑥　黄亚平、孟华:《汉字符号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04页。显然，他们都看出了以语音为中心的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种种局限性。

首先，语音中心主义的盛行遮蔽了拼音文字与汉语文字在思维类型和构词方式方面的差异，阻碍了中西学者对汉语文字性质和特征的准确把握，造成了中国目前在文字语言运用方面的种种尴尬现象。比如在大力推广实行口语与书面语统一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多年之后，口语与书面语又渐行渐远，书面语演变成了欧化严重、句子冗长、缺乏生气、且常常令人费解的“新文言”，甚至造成了中国语言哲学学者尚杰所说的悲剧性危机:“白话文运动在过分解决了汉语实用性问题的同时，又过分地失去了汉语的优雅性或文学性，汉语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⑦　尚杰:《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页。其二，语音中心主义催生了一种隐性的观点，那就是西方字母语言优越于使用汉字的汉语，字母语言文化优于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这一谬论的理论依据正是语音中心主义，可追溯至黑格尔对于汉语文字的贬低，以及卢梭把象形表意的文字划入野蛮人语言的做法。⑧　见卢梭:《论语言的起源——兼论旋律与音乐的模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27页。从“五四”以来至今，汉字是中国文化落后的主要根源之说从未绝迹，目前在互联网上仍然有一定的市场。这种隐性意识在一些崇尚西方的人士的言词中常常直白地表露出来，甚至影响了一些普通大众。比如，一些深受欧式语言影响的人写出的汉语文章，不仅完全没有汉语文字的简洁优雅，而且令人费解，流露出一种“洋文言”的腔调。我们虽然不应像法国人那样过分强调必须保持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但欧化严重的书面文字的确有点面目可憎，另外在报纸杂志上经常出现不需要外来语书写而嵌入西方拼音文字显得有点不伦不类，常常让不懂外语的人莫名其妙。再比如现在的网络上受语音中心主义的变体，即“我手写我口”的影响，一些年轻人常写出“神马(什么)都是浮云”之类反映方言口音的文字，不仅使人看不懂，而且会有损汉语的纯洁性。其三，它会催生出西方形式的语言政治，导致偏颇的语言政策，比如收效甚微的汉语拼音化运动，过分强调白话文运动的成就，以及引发了海峡两岸的繁简之争。在国际汉学界，它引发了一场始于20世纪三十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关于汉语本质的巨大争议。在那些围绕所谓的象形表意的语言政治争论中，汉语的本质特征不仅未能得到澄清，反而愈加含混不清。结果是汉语研究中的语音中心主义演变成为“语言汉学主义”，即:研究中国语言必须以西方语言学理论为基础，评价中国语言研究成果必以西方的语言标准为准绳，而不必考虑汉语汉字的演变历史、文化背景和支撑汉语汉字的思维逻辑。

简而言之，汉语研究的“语音中心主义”，与“反语音中心主义”分别建立在汉字表音论和汉字表意论之上。在中国，汉字表音论是弱势观点，而汉字表意论占优势，但在国外，情形正好相反。最近一次关于汉字本质的争议发生于2009年，结果仍然是汉字表音论占上风。①Edward Mcdonald，“Getting over the Wall of Discourse:‘Character Fetishization’in Chinese Studies，”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8．4 ( 2009) : 1189－1213．这些争论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许多西方学者采用了东方主义的研究途径。殖民主义时期一些西方人类学家曾用东方主义的方式研究殖民地语言、艺术、文化，不顾当地实际和文化传统，把他们的西方观点强加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在历来关于汉字本质的学术论战中，“语音中心主义派”与“反语音中心主义派”的两个阵营大动干戈，口诛笔伐，而中国学者却只能作壁上观，除了一些哲学家以外，西方学者基本上都漠视中国学者关于汉语有象形表意特征的观点。他们引用较多的往往只是中国的汉字拼音化和汉字简化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刚好符合“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因此，从数百年来西方研究汉语的努力来看，几乎可以说，汉语只是西方思想家在研究世界语言，尤其是欧洲语系本质时所采用的一种异国情调的陪衬或外来参照物，这一点正好符合笔者提出的汉学主义这一概念。②　见Ming Dong Gu，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Press，2013)．

时至今日，由于语音中心论的影响，关于汉语文字与西方语言并无多大差别、都是语音书写系统的观点，在西方汉学界仍占主流地位，在现当代汉学家中，支持并大力推广这一观点的学者有卜弼德( Peter Boodburg)、德范克( John DeFancis)、安戈( J．Marshall Unger)、鲍则岳( William Boltz)，以及一些较为年青的学者。作为一位颇有声望的汉学家，卜弼德坚持认为汉字与西方语言没有什么不同。③Peter Boodberg，“Some Proleptical Rem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rchaic Chines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 1937) : 332．德范克甚至断言:“汉字本质上完全可以说属于语音书写系统。”④DeFrancis，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p．111．这种汉字表音论早在1908年日本汉学家后藤朝态朗撰写的全世界第一部以现代语言学理论构建汉语语言学的著作《现代中国语学》中，就被明确提出，认为中国文字从象形表意开始，逐渐丧失“象形义字”性质，最后变成完全表音的文字。⑤　后藤朝态朗:《现代中国语学》，博文馆1908年出版。这一观点可以说是国内外认为汉字是表音文字的先声，而后藤得出这一结论显然是受到西方语音中心论的影响，尽管他反对以西方语言的标准评价汉语的优劣。由此，“语音中心主义”对国外学界的汉语研究之影响可见一斑。“反语音中心主义派”只是一些研究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如顾立雅( Herrlee Creel)、陈汉生( Chad Hansen)、安乐哲(Roger T．Ames)和罗思文( Henry Rosemont，Jr．)等人，他们承认汉字具有象形表意性，⑥Cree，l“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Ideography，”Toung Pao32 ( 1936) : 160; Chad Hansen，“Chinese Ideographs and Western Idea，”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2．2 ( 1993) : 375．但是他们在汉学圈中只是少数，并被嗤笑为同费诺罗萨和庞德一样的唐吉坷德式人物。笔者将两个阵营的主要学者并列在此，可以使人看出一个绝非偶然的现象。反对汉语是象形表意文字的学者大多是以文字学为主要研究范围的传统汉学家，而赞成汉语是象形表意文字的学者大多是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学者，如果我们再加上历史上认为汉语是象形表意文字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培根、莱布尼茨、洪堡、索绪尔、费诺罗萨、庞德、德里达等人，也许能为最终解决争论找到一定的启示。

笔者呼吁走出汉语研究的语音中心主义，并非否认语音对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也不是反对汉语文字中音素成分不断增加的趋势，而是旨在纠正笔者在若干文章中批评的汉学主义的治学方法，即使用西方人根据西方研究材料得出的理论，作为研究中国资料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关于汉民族文字的性质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在拓展了我们的视野的同时，也给我们戴上了无形的有色眼镜。现有的多种观点，无论是表音文字说、表意文字说、意音文字说，还是表词文字说、语素文字说和词文字说等等，都可以看到西方理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国家的语言改革和文字政策。

笔者经过多年考察关于汉语文字性质的争论后认为，欲正确理解汉语汉字的本质和特征，我们必须走出“语音中心主义”及其哲学基础——“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误区，从语言哲学( language philosophy)和文化符号学，而不仅仅只是从文字学( philology)和语音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汉语文字。从语言哲学的视角来看，“语音中心主义”本身就存在着多重问题:其一，根据逻格斯中心主义强调“在场”优于“不在场”的观点，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看待言语和文字与使用者的关系:言语说出以后声音随风飘去，说话人离开以后言语可以被看成是不在场，而书写者留下的文字则可以看作一种在场。其二，其将语音与字母混为一谈，不区别语音的书写形式和发音本身，实际上是混淆了语音与书写。其三，西方传统和中国一样，认为会书写的人才是受过教育的文化人，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字高于言语，因而推翻了“语音中心主义”的本体基础。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助于我们反思汉语文字的历史演变和本质特征。依据本文的探索，笔者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汉语经过一百多年的文字改革，语音的成分不断增加，但只要汉字不能变成二三十个表示发音的字母或语标，“语音中心论”就无法在汉语研究中像字母语言那样占统治地位，各种以“语音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方法，也注定难以逃脱其局限性。因此，笔者更看好国内学者王宁、尚杰、何九盈、申小龙、孟华、张玉金、王作新、臧克和、苏新春、潘文国、黄亚平等人从事的语言哲学、文化语言学和汉字符号学的研究，认为这是走出语音中心主义阴影、正确理解汉语文字性质的可行之路。虽然在广义的语言哲学领域语言与文字的起源问题难以定论，但汉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不是西方的“太初有言”，而是东方的“太初有字”。

［责任编辑　罗剑波］

GU Ming-dong

(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9，China)

Abstract: Western linguistic theory holds that language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inking and writing is only a copy of language，not a language per se．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is theory is the Western tradition's logo-centrism，which privileges presence over absence．Because spoken language is viewed as presence and writing as absence，speech is regarded as more important than writing，which is but a servant to language．This view of writing as an appendix to speech which is superior to writing is called“phono-centrism．”Although many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intellectuals，and statesmen may not know or accept this linguistic theory，their views on the na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 share the same orientation and exert a great impact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 and on the making of language policies．By analyzing the rise of phono-centr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lasting controversy over Chinese writing involv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we may be able to reveal how phono-centrism has influenced our understandings of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decision makings for language reforms，thereby providing conceptual reflections on how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real conditions of Chinese language．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and writing; phono-centrism; logo-centrism; language reform; language philosophy

［作者简介］　顾明栋，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人文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