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中的教育大改革

第二节　“大跃进”中的教育大改革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其中涉及教育的内容有：“要努力发展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应以发展工科和理科为重点。”⁽⁴⁾这种精英教育模式，使我国科学教育以升学为主，高中阶段科学教育难度较大。但不容忽视的是，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以及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设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九年中的不断探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这为我国实行新一轮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然而，党在1958年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确定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确定的“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工作重点，使我国开始进入了“大跃进”时期。

1958年，生产大跃进充斥着我国的大江南北，科学界不断“往前赶”，提出要为祖国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工作者大军而努力，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使科学大跃进”。提倡科学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当左派，做红色的专家，必须左，必须红，这被认为是作为科学工作者以及科学发展的首要条件。1958年2月20日，上海市17位著名的科学家还联名提出倡议，这成为了我国科学界主张“又红又专”的倡议书。该倡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⁵⁾

在今日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我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深受鼓舞。我们有决心要做左派。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是左派，在科学研究中也是左派，在生活作风上也是左派……我们结合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特点，拟订了自己努力与奋斗的目标，来响应党的号召。

一、拥护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完全信任党的领导，在科学研究活动上也衷心接受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所制定的有关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科学规划。

二、坚定地积极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科学研究上也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理——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结合国家计划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发挥集体力量，开展联合合作；树立勤俭作风。

三、逐步同工农兵打成一片，首先树立正确的劳动观——重视体力劳动和尊重别人的劳动，加强群众观点——深入群众，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力量，进而和广大工人农民真正地在感情上打成一片。

四、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矛盾。凡事先考虑国家、社会，后考虑个人，先整体后局部。做到服从国家调配，不强调个人兴趣或理想，决不把研究成果视为个人私有，遵守国家在科学事业上的一切规章制度。习惯于民主集中制，既能坚持真理，又能及时纠正错误。

五、努力学习政治，积极钻研业务，不断要求进步，在政治上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立场，在思想上逐渐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业务上既富有干劲和革新精神，同时有踏实的作风。把政治上的收获贯彻到业务中去，把整风的精神、批评的风气带到学术活动中去。

我们的口号是：人人争取、各自规划、平时互助、年终评比、步步向左，力求红透。

这份倡议书被印发到全国各地，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整个科学界的工作者开座谈会，写决心书，贴大字报，定“红专计划”，全国上下充斥着要红，要“红透；要专，要专深”的呼声。

除了科学界的“大跃进”之外，1958年在“大跃进”形势下，9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拉开了我国“教育大革命”的序幕。这份指示的核心内容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现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和教育大发展。这种指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经过一些人偏激和错误的阐发，学校科学课程出现了严重的扭曲。认为中学课程脱离政治、脱离生产劳动、脱离中国实际，主张学校课程必须政治化、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实现群众运动化。而且认为中学课程存在着严重的“少、慢、差、费”的现象，因此中学学习年限必须缩短，提高难度，才能实现“教育的大跃进”。

在这样的号召之下，我国的科学教育出现了诸多不切实际的、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为了凸显“以生产为纲”的总方针，科学教育忽视了科学学科的基础知识，而是围绕大炼钢铁、当地生产需要等将大量的生产知识材料编入教科书中，使之加强与生产实际的联系。还大量增加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提出了“半工（农）半读”和“两种制度”，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干扰。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到：“一切中等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设立工厂或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实行半工半读。”“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该设立附属农场；没土地而邻郊区的学校，可到农业合作社参加生产劳动。”⁽⁶⁾应该说这是对中学课程设置如何适应当时我国国情问题的方向性探索，但这样的课程设置过分削弱了我国科学学科的基础知识，特别是受“学校要与社会大生产相结合，可以只劳动不读书”、“课程可以砍掉一半”等政治思想干扰下，科学教育陷入了极端的活动课程。当时弥漫全社会的那种重实用、轻理论，重任务、轻学科的思想和做法，阻碍了科学教育的发展，更是从根本上阻碍了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

（2）大量的政治语录编入科学教科书中，加强科学课程的“政治化”，将科学教育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教育的主要目标就是对中学生加强政治课的教学。1958年，福建省教育厅师范初教处编写的《教育学讲义》中提出：“教育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必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永远是为政治服务的。从有阶级以来，整个教育历史就是反映着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教育始终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表现着极其强烈的阶级性。”⁽⁷⁾到了1959年，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教育部又进一步加强了政治课教学，颁布了政治课教学大纲，而且还增加了教学时数。

（3）在“多、快、好、省”，“高、精、尖”，“赶超英美”的号召下，我国设想缩短学生学习年限，将12年的基础教育压缩到9～10年，而且还要达到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这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我国科学教育的现状，忽视了学生的认知水平，使得科学教育发展受到了阻碍。1956年，周恩来发出了“向科学大进军”的号召，指出：“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的而又是国家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补足起来，使12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⁸⁾

在周恩来的号召下，我国的科学教育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但在“大跃进”期间，这一号召被极度夸大，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在1958年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的发言：“以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文化革命，在15年或者更多的一些时间内，我国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成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人知书识理，个个都有比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⁹⁾

1960年，陆定一指出：“我国现行的学制是从国民党时期继承下来的。这个学制是从美国抄来的，是一个落后的学制。中小学的年限太长，教育普及和提高就困难。学制太长，程度又低，对于国家建设，对于学生，对于我们的后代，当然不利。”⁽¹⁰⁾“我们对新学制的初步设想，是全日制中小学的年限能够缩短到十年左右，程度能够提高到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一年级。我们为什么主张‘十年左右’呢？因为儿童从六、七岁入学，到十六、十七岁，是十年左右的时间。青年到十六、十七岁就是全劳动力了。十年左右的全日制教育，在农田基本建设大体完成和农业机械化实现后，是比较容易普及的，因为这很少占用全劳力。实行十年左右的一贯制教育，把教育的程度提高到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一年级，也是可以实现的。”⁽¹¹⁾

正是在这种不切实际的号召之下，许多省以“生产为纲”自编科学教材，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理化生教材“砍、换、补”，用生产实际知识替换原来课本中的理论知识，忽视了科学教育中基础理论知识的重要性。

这种“大跃进”的、“政治化”的科学课程设计，削弱了学校科学课程的基础知识，忽视了学生的认知规律和个性发展，使得我国科学教育质量不断下降，建国初较好的发展势头被完全遏制了。中学科学教育出现了诸多问题，政治化在科学教育中影响甚深。在那个政治狂潮疯狂的年代，我国科学界也不能幸免地卷入到政治运动中去。如中国科学院在1958年6月3—5日，进行“跃进誓师会”，提出了“苦战二十天，向院党代会献礼”。

随后又在7月1日举行院机关党代会期间，有43个单位向大会献礼971项，还声称其中的102项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据称：“非线性电子模拟计算机、宽频脉冲发生器等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10月4日，还举办了中国科学院国庆献礼祝捷大会，新华社报道称，在各单位献礼的2152项中，其中有66项超过了世界水平，167项达到了世界水平。⁽¹²⁾到了1959年建国十周年庆典上，献礼活动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这种不切实际的浮夸，完全违背了科学实事求是的精神，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而且在这一时期，为了达到所制定的一系列高目标，过于重视科学的功利性，对“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粹科学精神不屑一顾，甚至还上升到政治层面。认为所谓的发展科学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有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明确目标，科学家在选择研究题目时，要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和个人专长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否定科学事业应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提倡为科学而科学，主张科学家可以不顾国家需要单凭个人兴趣来进行研究工作”⁽¹³⁾。

一时之间，对“为科学而科学”的批判不断涌现。1958年3月，在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聂荣臻明确提出了“科学必须为生产大跃进服务”的号召。他指出：“为了实现我国科学事业的大跃进，就一定要明确科学必须为生产服务这个根本方针；科学本身不是目的，为科学而科学是一种极错误的观点。科学是一定要为生产服务的。在今天就是要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如果不明确这一点，我国科学事业就会迷失方向。科学事业如果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就会失去巨大的动力，就会暗淡无光。”⁽¹⁴⁾正是在这样的号召下，在那样一个“激情万丈”的年代，我国众多的科学工作者纷纷投入到与工业、农业相关的研究工作中去，积极投身到大炼钢铁、电气化等行业中去。这种现象的产生，直接导致了大量的科研工作流入平庸和低俗，科学理性逐渐丧失。

而且这种过分追求理论联系实际，追求科学的功利性的行为，导致了对基础科学理论的忽视和偏离，使得我国众多科学工作者“所做的一切研究题目，几乎没有一个是和产业部门没有联系和关系的”。

由于“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不注重教育基本的发展规律，这给我国在建国后所取得的教育成就带来了严重损失。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我国部分学者也对“大跃进”时期的弊端提出了质疑。如当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重视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的社论，在文中强调：“我们不仅要看到今天，而且应该看到明天，不仅为建设社会主义打算，而且要为需要更高的科学理论水平的共产主义着想……因此我们除尽量运用现有的理论知识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外，还应该重视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应该说，这样的讨论，对于扭转过分重视科学的功利性的现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庐山会议”后，我国又马上陷入了“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的潮流中，这样的呼声再次被淹没。

1957年到1959年，在这三年间，我国科学发展经历了“反右派运动”、“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正常的自然科学秩序受到了严重干扰。为了扭转这一局面，也为了配合大跃进之后在60年代初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我国开始总结经验教训，进行一系列调整和改革工作。在1961年，中科院起草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其中提到：尊重和保护科学家，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思想问题和行动问题的界限，还对科学工作的特点、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等方面做了调整。这对恢复科学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为科技工作的拨乱反正起到了重要作用。1961年9月，《文汇报》还召集科学家反思“大跃进”时期出现的问题，并取得了共识：“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不能作狭隘的理解，科学发展对于生产发展有其相对的独立性。”⁽¹⁵⁾

科学事业的整顿，也势必带来我国科学教育的改变，这主要反映在1963年新颁布的中学理科各科教学大纲和新出版的理科教材之中。主要体现了以下几方面。

（1）我国开始反思该阶段科学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系统总结我国建国后十几年来的科学教科书的经验基础上，吸收苏、美、英、日等国的教材编写先进经验，我国开始着手编写一套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

（2）为了使学生掌握扎实的学科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其为今后的参加工农业生产活动和进一步学习做好准备，学校的科学课程内容开始扭转“大跃进”时期对生产实际的过分重视，以及对科学基础理论知识的不重视。在教学大纲中指出：联系实际的目的是为了学生更好地掌握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绝不是为了掌握生产技术的细节。为此，在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科学课程中所呈现的联系实际的内容，需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具体课程而有所区别。同时，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以“双基”为核心的科学课程内容设计，对我国今后的科学课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注重实验在科学学习中的重要性。这不仅体现在中学理科教学内容中实验数量的增加，而且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如观察和读数、正确记录数据等，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1963年所颁布的中学理科各科教学大纲，对于扭转“大跃进”时期我国科学教育所出现的诸多问题有着积极意义，但这种良好的势头很快就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湮灭。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春节讲话”，提出：“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学制、课程、考试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方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得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¹⁶⁾

在这一讲话影响下，学校课程再次进行改革，这种以政治干预教育的方法，而不是从学科本身探讨课程、内容、教学等问题，对我国科学教育产生的阻碍是巨大的。

1964年8月，毛泽东再次提到：“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牛、鸡、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麦、黍、稷。学生要读到二十几岁才能读完大学，学年太长了。课程太多。”应该说，毛泽东对于启发式学习的提倡是值得肯定的，但这段讲话，受到人们关注的只是前一部分，各地都出现了对课程内容乱砍乱删的现象。

表19-1　新中国成立前至“文化大革命”前小学科学类课程一览表

由表19-1可知，“文化大革命”前我国小学科学类课程的课时数呈直线下降趋势，到1963年已下降到1948年课时数的1/3，科学类课程在总学时数中所占的比例几乎下降到原来的1/4。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质量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

在科学教育工作者队伍方面，各地学校到车间、田头进行“现场教学”，请“三老”（老工人、老贫农、老红军）给学生上课。在1958年有关教师思想改造的运动中，一批积极钻研业务和学有专长的科学教师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排挤和打击，使广大教师没能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摧残。

“大跃进”之后，我国的科学教育进行了短期的整顿。教育部制定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统一规定在小学开设自然课，在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开设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同时教育部还起草了中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科教学大纲（草案），重申“双基”，反对过去“生产为纲”思想指导下以生产实践为目的的本末倒置的做法。除制定教学大纲外，在编辑自然科学教材方面，也注重把适合学生接受能力的现代科学基础知识传授给学生。同时为了适应科学教育改革的需要，克服教学设备不足和陈旧的困难，1961年5月，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的十年制科学教材的内容，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成13部教学影片。其中，物理片有《蒸汽机》、《蒸汽轮机》、《空气喷气发动机》、《磁石是什么》、《电学量度仪器》、《威尔逊云室》、《飞机为什么能飞行》和《飞机怎样飞行》8部；化学片有《硝酸工业制法》和《化学实验基本操作》2部；生物片有《人体的四种基本组织》1部，还有2部体育片。⁽¹⁷⁾

“大跃进”之后，为了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继续前进，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日制中小学教育管理制度，在继制定《全日制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之后，教育部又制定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在《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指出：全日制小学设置语文、算术、自然、历史、地理、生产常识、体育、音乐、图画、手工、劳动等课程。同时在《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中指出：全日制初级中学设置语文、数学、外国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等课程；在全日制高中也设立语文、数学、外国语、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中央提出，在总结过去编教材的经验基础上，重新编写一套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技能培养的、质量较好的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在此基础上，教育部起草了中学科学各科教学大纲（草案），并于1963年刊印。大纲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重申“双基”；扩大了科学教育的知识面，主张适当联系实际，其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各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反对过去“生产为纲”思想指导下以生产实践为目的的本末倒置的做法。同时在编辑自然科学教材方面，坚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把适合学生接受能力的现代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传授给学生。只可惜，这一教学大纲也因为“文革”的到来，没能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