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与调整时期的民族教育

一、“大跃进”与调整时期的民族教育

1957～1958年春，根据中共贵州省委和各级党委的安排，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都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随着“反右”扩大化，贵州的教育包括民族教育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958年“大跃进”的开始，严重扰乱了贵州教育包括民族教育的正常发展秩序。介于此，贵州于1959年开始对教育进行了短期调整，使得贵州的教育包括民族教育在曲折中有所前进。

在“整风运动”中，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和贵州农业学院最先开展了“整风运动”，参加“整风运动”的人数共5792人。运动中，贵阳医学院有73人、贵阳师范学院有189人、贵州农业学院44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错误处理。另外，据贵州省委1958年9月20日印发的《贵州省委关于整顿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报告》，全省有公办、民办教职员46 906人，经过“整风运动”，被错划为“右派”的1943人，占4.14％；“坏分子”或“坏分子兼右派”1645人，占3.45％；“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兼右派”509人，占3.3％。三者合计为5140人，占教职员总数的10.95％。这些“右派分子”其中被判刑3人，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565人，监督劳动370人，撤职留用351人，撤销职务另行分配工作15人，降职、降级、降薪175人，免予处分71人，另有1人自杀。对“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也作出了相应的处理。除教职工外，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部分学生也被错划为“右派”，被错误处理。^[31]另外还有一部分“中右”分子（约占教职工总数的20％左右）受到了严厉批评。

随着“反右”的扩大化，又有一批教职工以反对怀疑“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教育革命的罪名再次受到批判，名曰“拔白旗”。“反右”扩大化和“拔白旗”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一大批知识分子被错误处理，离开了学校。其中有许多人都是博学多才之士，是学校教育的主干和科研的带头人，这是教育工作的一大损失。“反右”斗争之后，“左”倾思想更为严重，到了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的地步。随后，“大跃进”的浪潮超过了“反右”斗争的呼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实现预期目标。总路线提出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这一时期的教育战线受到猛烈冲击，为了适应“大跃进”运动的需要，学校也必须要进行改革，一起以“跃进”为主线。

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的许多错误，就是这种“反右”的极“左”思想和“大跃进”的严重后果。1958年的教育革命，是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提出，为了实现这一方针，教育必须由党来领导。^[32]于是，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全国开展以勤工助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中心的教育革命。贵州教育战线也在全国形势中开始“大跃进”，很多职业技术学校迅速发展，学校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大量办工厂、农场，而与此同时工厂和农场也普遍办学校，一时间各级各类学校一哄而起，致使教育发展速度过快，超过了财政的负担能力，师资力量及其他办学条件也不相适应，而且对学制和课程的改革也存在问题，大大降低了办学质量，出现了“数量教育”和“形式教育”。为了进一步搞好这场教育革命，贵州掀起了大办农业中学和工业中学的高潮。1958年9月，贵阳市从市属中学抽调1000余名学生，到贵阳郊区水田乡（当时列为贵州省重要钢铁工业基地）开办了半工半读的贵阳水田钢铁中学。当月统计，全省共办农村职业中学1729所。1958年7月还开办了贵州省第一所技工学校——贵州省劳动局技工学校。1960年技工学校发展到39所。除兴办半工（耕）半读学校外，各级各类学校还大力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如贵阳市属中学1958年共办小工厂132个，小农场12个，全市14 000名中学生参加工厂、农场劳动。此外，学校还与校外工厂挂钩，组织学生到校外劳动。在这一段时间里，为了投入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去，很多学校都停了课。同时，主观意愿上为了加快教育的发展，1958年8月开始，中学进行大规模的教学改革，试行二年制文理科分科教学的实验。1959年1～2月，贵州省教育厅和贵阳市教育局联合组织“学制改革调查工作组”，对试行二年制文理分科实验的贵阳一中、三中、五中和花溪中学进行调查，并将贵阳五中与惠水县三年制的民族中学、贵阳一中校内的高中一年级两个实验班与三年制的高二两个班、高三两个班作了对比测验。调查结果，学生的学习成绩文科班的语文，理科班的数学一般比较好，可以达到教学计划提出的毕业后在主要学科上达到高中三年制毕业水平的要求。后来采取了“重点试验，适当推广”的方针，决定在全省38所完全中学进行了高中文理科分科二年制的实验。^[33]这些课程和学制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的教育发展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弊端。客观来讲，当时的教育“大革命大改革”，取得一定的作用和成效，但由于片面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忽视教育发展规律，忽视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忽视劳逸结合，用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执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生劳动过多，造成了教学质量下降。在这场教育革命中，民族教育作为整个贵州教育的一部分，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在“大跃进”时期，我国的教育系统也出现了“大跃进”，各级各类教育大发展。全省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3所猛增到1958年的35所，专科班2个，在校学生由3642人增加到6939人，教职工由1267人增加到2498人。全省中等专业学校由1957年的12所发展到1960年的43所，在校学生由7318人发展到15 722人。全省普通中学由1957年的152所发展到1960年的537所，在校学生由62 381人增加到164 982人。全省小学由1957年的13 539所发展到1960年的16 751所，在校学生由1957年的1 541 151人增加到2 123 157人。全省幼儿园由1957年111所发展到1960年的7811所，幼儿由11 427人增加到288 305人。^[34]1958年9月23日，在“浮夸风”的影响下，省教育厅、省扫除文盲协会联合发出通知，宣称经过短期突击，全省440多万人摆脱了文盲状态，占青壮年文盲中的87.43％，全省各县已基本上扫除文盲。同年11月，省教育厅和省扫除文盲协会对扫盲工作验收时，却发现扫盲工作十分粗糙。类似的教育“浮夸风”现象还比较多，各种评价标准失序，各类指标严重失真。贵州的民族教育在“大跃进”期间，数量上也出现了短暂的猛增现象。1958年全省各级各类专设少数民族学校数由1957年的822所增加到1795所，其中民族小学由1957年的804所增至1758所，在校少数民族学生达560 778人；民族中学由1957年的14所增加至33所，在校少数民族学生达23 404人。这些数据一方面反映了民族教育在不断发展，与此同时，这种发展速度和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矛盾，对于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存在很多弊端。

1958年的教育“大跃进”，超越了当时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新建学校出现了很多问题。1959年5月2日，中共贵州省委批转省教育厅《关于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我们对教育大发展后带来的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巩固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去，以致农村扫盲后又有30％的人复盲，不少红专学校流于形式，有些新建的学校存在一些问题，如学生程度参差不齐，缺乏必要的师资、校舍和设备等”“仅去年9月至今年3月，仅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就流动了1.3万余人。”针对上述情况，贵州省“一面整顿巩固提高，一面发展”的方针。根据这一精神，1959年起，开始对教育进行过一些局部的整顿，1961年和1962年，又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两次大调整。首先是对教育革命中过分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情况进行调整，1959年开始作了局部纠正。1959年3月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妥善安排学校的教学和生产劳动，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并坚决制止乱向学校布置生产任务和乱拉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同时，还就学校过分建立的情况进行了整顿。1959年对新建的高等学校进行调整，保留新建的15所，加上原有的3所，共18所，1960年，又压缩到5所，在校学生压缩到10 347人。1962年，中等专业学校被裁并为7所，学生减少到4380人；普通中学调整为204所，在校学生减少到77 790人；小学调整为10 056所，在校学生减少到871 185人；幼儿园调整为165所，幼儿较少到14 772人。到1962年9月底，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共精减职工6311人。^[35]教育事业的调整，按社会发展情况来协调学校建设，这既减轻了国家财力的负担，也能提高教学质量。

在这个教育调整过程中，由于始终受到一些“左”的思想所影响，1958年以后的几年里，开始出现了忽视民族特点，取消民族教育的倾向。1959年，贵州民族学院合并到贵州大学；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在经济上的特殊照顾一再减少，并停办了部分民族学校。这次对教育的大调整，对于改变混乱的教育局面有很大好处，但在调整归并学校的时候，民族学校过多减并，对民族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一个较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