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的语文教学

一、“大跃进”时期语文教学的偏向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总路线提出后随即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种“左”倾错误也对语文教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大跃进”时期的语文教学指导思想就存在着“左”的偏向。毛泽东同志在1958年一次讲话中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有的同志认为，语文教学也要“为政治服务”。因此，每教一篇课文就要解决学生一定的思想问题，将语文教学中的思想任务提到了不恰当的地步。从这个认识出发，一些同志提出，“既然我们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那么体现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政治论文，将是第一流的最好的课文”。有的同志甚至说，“所谓艺术性是有阶级性的”，否定文学作品中形式对于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在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中只强调“政治性”“思想性”“战斗性”等等而忽略语文知识的系统传授与训练。总之，当时“语文”被说成“是反映社会现实，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有力工具”，而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用总路线精神教育学生”，“兴无灭资”（均引自上海市教育局编《1958—1959学年度上海市普通中学语文教学纲要（草案）》及所附有关文章），在中学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中开始的语文教学科学化的探索，在“大跃进”时期成了批评的对象。

其次，“大跃进”时期的语文教学受“高指标”“浮夸风”等的影响，在教学要求上表现出了严重的盲目性。一方面是指导思想上片面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忽视语文知识教学，另一方面却又向学生提出不切实际的语文知识学习要求，而其实质，则仍是“左”倾冒进的反映。当时许多中小学校规定学生每周以至每天要掌握若干字、词，而不顾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有的学校要求学生每天写一首诗，要求初中学生的作文能“反映和促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在成人教育方面，“高指标”突出地表现在扫盲工作上，把扫盲当作突击性的政治运动来抓，有的地方提出三个月，甚至半个月就扫盲。如此等等，给广大师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整个语文教学造成了大的损失。

“大跃进”时期的语文教学，在某些方面也作过一些有益的摸索，例如如何使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如何加强实用文写作，如何改进课堂教学等。但这些摸索是很不充分的，而且由于思想上的“左”的偏向，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摸索到符合规律的东西。总结这一时期语文教学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掌握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具有深刻的意义。

二、“大跃进”时期的语文教材

前面说过，“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于1956年秋季开始在全国实施。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展以后，首先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同时也由于分科教学本身存在的缺点，分科教学从指导思想到教材编排都受到了严厉的抨击。抨击最集中的一点，则是文学课本“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社会主义现实”，汉语课本“片面强调系统性”，“脱离实际”。因此，在“大跃进”运动掀起之前，这两套课本在许多省市已先后停止使用。到1958年秋季，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就完全终止，课本也不再出版了。

（1）1958年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语文》课本。这套课本是在没有教学大纲的情况下为适应新学期开学需要仓促编成的，其面貌与《文学》课本截然不同。课本选文不多，每册仅十几课（包括阅读课文）。古典文学作品很少。“五四”以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作品除去鲁迅著作外基本不收。每册除几篇“汉语”“文学”分科之前语文课本选用过的当代作品之外，还有就是毛泽东著作以及反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歌颂“总路线”的作品，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增加了政论文，选入了新民歌。课文或按体裁，或按思想内容，或按作品时代（如古典文学作品）编为六个左右的“单元”。介绍字、词、句、篇等汉语知识的短文分编在各个单元之后，每册课本还附有介绍不同体裁应用文的知识短文，意图是“同讲读课文结合”。显而易见，这些方面都是以课本编写的实践来批判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

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更由于“左”倾思想在1958年下半年继续发展，一些同志认为上述《语文》课本的选文还不够突出政治。例如对语文课本选录古典文学作品的问题，上海市“初中语文课本阅读部分编写小组”认为：“学生读了‘月下独酌’‘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不但对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毫无帮助，相反，还在部分学生中间产生了对花弹泪，看月伤心，羡慕隐逸，欣赏狂傲，向往剥削阶级享乐生活等严重偏差。就是富有人民性的古典文学作品如《石壕吏》《卖炭翁》，学了也不可能比读几篇反映总路线精神工农业跃进的现代文学作品，会起更大的教育作用。”（引自上海“纲要”附文）他们认为，“青少年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很可以待之他日”（出处同上），中、小学语文课本基本上不必选入古典文学作品。持类似观点的同志，看来当时还有一些，如“山东省1958—1959年度语文补充篇目”（单册）共包括54课课文，其中没有一篇古典文学作品。（该篇目见《语文教学》1958年第7期）北京市教育局在《北京市中学语文教学的说明》一文中提出，“初中不选古典文学，高中约选10%的古典文”。在编写农业中学课本时，有的同志明确宣称“不选文言文”；江苏、山东、浙江和上海等省市自编的农业中学第一册语文课本片目中，都没有文言文。（四种课本的篇目分见《语文教学》1958年第7、8期）

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语文》课本中的某些现代作品，不少同志也从政治思想的角度提出批评。例如初中第一册中的《第二次考试》一文，应该说是一篇思想性、艺术性结合较好的作品，但在当时却受到上纲上线的批判。

有的指责作品“强调教授、专家的作用，抹煞党的作用”，“宣扬资产阶级的‘天才论’”，甚至说作品对陈伊玲出色的外貌描写“不由得使人想起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水彩‘美女’，这哪像一个受过革命锻炼的女青年”（引文分见《语文知识》1958年第11期、1959年第3期）。这种不从作品实际出发的主观武断的评论，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左”倾思潮。如此“批判”的后果是，一些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无端被排斥，而一些简单化的、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却成了学生必读的“范文”，成了向学生进行所谓思想教育的“最好教材”。

事实正是如此。当时一些省市教育部门或者对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的《语文》课本作大刀阔斧的砍换补工作，或者干脆另起炉灶，自编课本。而不管采取哪一种做法，其共同之点都是从进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教育的需要出发，积极选录充斥于当时报刊上的“紧跟形势”的作品做教材。这一点尤其集中地表现在一些省市自编语文课本的“乡土教材”部分。

有些省市自编语文课本，规定乡土教材要占四分之一。但是，什么叫乡土教材呢？好像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按一般理解，当是指反映本乡土情况的教材吧。（在上海市“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阅读部分说明”中注明《第二次考试》也算“乡土教材”，看来其理由无非是因为该文出现过“杨树浦”这么个上海地名而已；而《第二次考试》的情节、人物，实际上却是虚构的。）为什么编语文课本要强调乡土教材的数量呢？据说是因为乡土教材最接近学生的生活，最联系学生的实际，最有利于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显然，这些说法源于对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片面理解。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省市编选乡土教材，就必然存在重内容、轻形式以至只顾政治思想而不管语言文字的弊端了。

（2）浙江省中小学教材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学语文课本。这套课本的单册于1958年8月出版，每册21至24课，其中约半数课文采自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同册课本，另一半就是“省编”部分了。在初中三册省编本中，记叙文有16篇，经典著作和政论文有15篇，另外，第一、三册各有一课“浙江民歌”，第三册选了白居易的《卖炭翁》，第五册选了张志公的《怎样提高写作能力》，共35课。在16篇记叙文中，有13篇是乡土教材；另外三篇，一篇报道十三陵水库的建设，一篇记叙宝成铁路工地见闻，一篇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筑路》。那13篇乡土教材中，有近半数（六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水利大发展的，如《叫大海献宝要岩石开花》《前山村三天建成水电站》《神仙办不到的事我们能办到》《敢想敢干的蔡顺德》、《敢想敢干的年轻人》等，有两篇是表现大炼钢铁的，如《打破迷信建高炉》等，有四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如《樟水边的英雄女儿——追记李敏烈士》《最深刻的一次教育》等，另外还有一篇《毛主席在浙江农业科学研究所》。这样选文，可以说的确是紧跟形势、联系实际的。但是，这些文章，尤其是反映工农业“大跃进”的乡土教材，不少是鼓吹了“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的，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掩盖当时已经出现的新的社会矛盾。这套课本的高中三册，选录记叙文较少，如第五册就只有一篇。但是，整套课本中的不少政论文，其论述也有偏颇之处。用这样的教材去教育学生，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

整个“大跃进”运动前后不过一年左右，而从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语文》课本到一些省市自编课本，到基层学校自选补充教材，“左”的印记却愈来愈鲜明。这一情况的出现，显然是与“大跃进”愈“跃”愈“进”相联系的。政治运动如此直接地、深入地影响着、左右着语文教学，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没有先例的。其间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记取［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