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的体制变迁

（一）社会流动的体制变迁

人口流动与迁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加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始终伴随着体制的变迁起伏变化。在人口流动的大背景下，传统文化与人本需求产生了春运刚性需求。

1.社会变迁下人口流动的嬗变历程

社会变迁是社会学研究领域内一个永恒的话题，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结构等的或大或小、或缓或急的变动，都属于社会变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社会变迁，实现了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转变，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社会急剧变迁，为此，我国人口流动的嬗变历程可以以改革开放为界，清晰地划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大时期，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及，改革开放前，人口流动经历了从人口流动政策宽松到限制的变化，以及由自主性人口流动向限制性人口流动的变化。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人口流动相对自由阶段（1949—1957年）、人口流动严格控制阶段（1958—1978年）两个发展阶段。

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人口流动从开放初期的盲动流动到80年代政策驱动下的流动，再到始于90年代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自愿性人口流动。这一时期大致也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从农村到城镇的人口流动时期（1979—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在政策导向上倾斜，大力扶持城镇经济和乡镇企业，由于乡村劳动力因责任制的推行而有了更多的富余，而乡镇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工，为此国家采取“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人口流动政策，允许农民进入城镇企业或其他劳动部门就业，从这一阶段起，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规模逐年增长。由于移动距离短，当时农民在城镇和农村间频繁往返，形成了最初的钟摆式流动。总之，这一阶段我国人口流动的特点就是，因政策趋向产生的乡村富余劳动力，从乡村到当地城镇作短线流动。

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大力发展大中型城市，全国各地的规模城市都在兴建土木，由此产生了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急需大批的建筑工人、产业工人、服务业从业人员。同时，城镇经济和乡镇企业在快速发展了几年后遇到了瓶颈，一些小型企业纷纷减产或倒闭。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西部内地落后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短线流动转变为以中长线流动为主，不少人跨省来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寻找就业机会，形成了“离土又离乡”的人口流动大潮，并且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这支规模大且跨度大的人口流动大军越来越庞大。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当年流动人口14 439万人，其中，省际流动人口4 242万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29.4%；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当年流动人口为14 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4 779万人^[1]，占流动人口总量的百分比较2000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2010年，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中，“人户分离”^[2]的人口为26 139万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中显示的“人户分离”人口数相比，增加11 699万人，增长了81.03%。^[3]

这说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应的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变革，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社会从以前的城乡隔离、区域封闭、人口凝固的静态社会向城乡融合、区域开放、人口流动的动态社会的变迁。相应的，人口流动体制也经历了从限制性流动、盲目性流动到自愿自主性流动的嬗变，这无疑对铁路运输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人口流动大背景下的春运需求

根据我国1958年颁布的《户口管理条例》规定，我国人口严格划分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并控制农业人口迁往城市。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体制从此奠定了下来，并被严格执行。这种严格的隔离制度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廉价劳动力群。户籍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把绝大多数已经在城市里工作多年的农民挡在城外，他们无法在城市扎根，只好在家乡和工作地之间往返，为此，在我国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背后，还有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其数量约占全部城市人口的25%。这个群体为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20%—25%是得益于劳动力自由流动而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在这种人口流动背景下，一直以来，春运客运需求量非常大，而且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1）传统习惯作用下的返乡刚性需求

中国人价值观念中的集体天性和家庭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千年来在土地上共同生活和劳作的结果。这样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对故乡土地无比眷恋，对家族亲情极其注重，乡土观念和亲情观念深入人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正是家庭本位的。儒家“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其中三者都是家庭关系。在中国，不管时光流转、不管社会变迁、不管政权更迭，乡土家庭亲情观念早已化成深深的情结，植根于炎黄子孙的骨髓之中。^[4]中国人过春节是从古至今的传统风俗习惯，多年来，中国人不仅没有因为它起源古老、封建而废弃，反而将其视为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化，并在形式上不断的更新，在内容上不断的充实，使其成为中国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佳节，也成为中国人家庭团圆的象征。事实上，它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结晶文化和传统文化，成为民族文化的共同财富。这个习俗的文化底蕴在每个中国人身上，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只要是炎黄子孙，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忘不了春节，忘不了过年回家和家人团圆。

为此，有学者认为，春运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媒介文化和制度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制度文化又是其最终根源。首先，尽管现在现代化和理性知识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民族坐标，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不可能被随意取代的。春节文化在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其对于“家”的憧憬与崇敬这一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尽管我们每年都要感慨春节氛围越来越淡，春节已经不再是年俗和礼仪的集合，但它在中华民族每一分子的心中不会淡化，它是凝聚团结的象征，被赋予最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其文化情结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民族血脉。其次，对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农民工而言，春节回家过年是他们的一种情感寄托，这些长年漂泊在外、辛苦谋生的人们渴望一种情感上的满足，城市文化的无法融入和对回归心理的自觉认同促使农民工选择回家过年。基于此，就不难理解农民工不顾艰辛、朝圣般回家的虔诚信仰。因此，春节的返乡探亲正是反映出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生活行为选择的影响。^[5]

春节是中国人心目中地位最崇高、最有凝聚力的传统佳节。每当春节来临，每个背井离乡的游子都祈盼能与亲人团聚。可以说，在这种文化下，“春节回家”是每个中国人的深厚的文化情结，是注入到每个中国人血液中的文化基因。这也是产生春运客流集中问题，亦即春运难题的文化根源。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春运历史表明，“春节回家”如同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老百姓的必需品，这种需求具有刚性，靠制度是调控不了的，价格机制也被证实为是失灵的。

（2）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返乡刚性需求

由于现存户籍制度以及相关制度安排的影响，农民工在身份上难以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农民工的制度身份是农民，但是当今农民靠在自家的耕地上务农已经很难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很多农村地区家庭做出理性选择，派出家中的劳动力外出进城务工，以挣取更多的经济收入。但是，农民工在城市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以及融入城市所必需的一系列公共服务的供给，为此，农民工这种“半城市化”的特点也决定了他们不能够完全脱离农村老家，他们的根还是扎在农村。

当今社会，农民家庭离散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保守估计我国农村“留守家庭”至少也应该有5 000万到6 000万个，一般认为有8 000万到1亿个。^[6]还有调查显示，在中国农村，有20%的老人“空巢”，有2 300万的留守儿童。从家庭结构看，农民家庭由原来固定在特定时空变为分散在不同时空中。家庭的离散化使得部分家庭成员主要是老人和儿童留守而成为留守家庭，部分家庭流入到城市成为流动家庭。完整的家庭因为流动变得不完整，即使举家流动的核心家庭也在团聚前经历了分离过程。^[7]

同时，对于这些出门在外吃苦受罪、辛苦谋生的农民工来说，家乡也是唯一的慰藉和心理支柱。以2007年对东莞外来务工人工的调查为例，月收入在900—1 200元之间的占23%，600—900元之间的占47%，600元以下的占21%。由于工资水平低下，外来务工人员为了攒钱，除了拼命加班外，大多数都节衣缩食、生活艰难。研究中提到，东莞外来务工人员每月休假2天以上的仅占7%，休假1—2天的占75%，无假日的占18%；外来务工人员的打工生活单调而沉闷，他们中近30%的人平时没有任何娱乐消费支出，近70%的人每月娱乐支出不超过100元。^[8]农民工的城市生活处于“孤岛化”状态，他们穿最廉价的衣服，用最廉价的商品，吃最廉价的食物，住最廉价的房子，业余文化生活贫乏单调。此外，据该调研统计，90%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年龄介于20岁至40岁之间的青壮年。对于他们，春节返乡不是为了过春节休假，而是回到亲人身边补充支撑他们来年再进城吃苦忍耐谋生活的能量。而且也只有春节，农民工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履行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子女的义务。

案例6：为了回家，千里走单骑

2010年春节前，佛山、东莞、广州等珠三角城市农民工组成了“摩托车返乡大军”。他们骑着摩托车，戴着头盔、披上雨衣、沿着321国道返回广西、贵州、湖南和江西老家过年。而春节过后，他们又再次穿着厚实的棉衣，结实的绑腿，或三五结伴，或十几辆同行，多的甚至上百辆一起在国道上前进，返回打工的城市。据肇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甘水波称，在肇庆321国道上，每天上万辆这样的摩托车经过，整个高峰下来，有十万多的返乡摩托车经过他们的辖区。这些骑摩托车返乡或回城的农民工，基本都是两人搭载一车，还有很多是两个大人带着孩子，所以摩托车不能开得太快，每小时大约是50公里，并且开了一个小时左右，就要休息一会，整个行程下来非常的辛苦。两个在广东佛山打工的农民工，骑摩托车回家过年，历尽千辛万苦回到1 400公里外的老家，在这三天三夜的路程里竟然瘦了13斤。并且，这样的返乡路程还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问题，因为在路上一个被汽车蹦起来的小石子，都有可能酿成大祸。

当被问起，这一路既然这么辛苦，为什么一定要回家过年的时候，一位名叫陈俊森的农民工说，一年到头了，老乡朋友都回家过年了，自己不回去的话，也是非常寂寞的，并且也不放心自己家里的父母。“那个思乡情绪嘛，思乡情绪太重了，没办法，每年都这样，人都有回家的愿望。”同时，也正是春运的“一票难求”催生了春运路上越来越多的摩托大军。“买火车票排队也要二三天时间，骑摩托车回家，才辛苦一天。”此外，对于那些家在偏僻山村的农民工，火车没有通到他们的家乡，坐完火车再转汽车也非常麻烦，而且费用高。^[9]

这体现了在当前城乡隔离的社会制度之下家庭离散化的生存状况，以及受传统文化习惯影响农民工春运返乡的迫切需求。这些农民工辛苦劳作了一年，没有亲人的慰藉、没有家庭的温暖，甚至没有休息娱乐，为的就是在年前能带着养家糊口的工钱回家过年。“回家”这两个简单的字，它所爆发出来的巨大的能量，让他们在回家的旅途上可以忍耐和承受一切。这也说明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庞大的社会流动群体对春运客运的刚性需求十分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