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镇老街居民社会流动（人的变迁）

五、虹镇老街居民社会流动（人的变迁）

索罗金（P．A．Sorokin）将社会流动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所谓“垂直流动”，是指社会分层体系中个人或群体跨越等级界限的社会位置移动，包括在地位阶梯中的上升或下降。相对于垂直流动，水平流动是在同一地位类型中的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横向移动，这种流动不会造成人们在社会分层体系中所处地位的改变，从职业的角度讲，水平流动是指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阶层内的横向流动⁽¹⁷⁾。

代内流动是指一个人在一生中的地位、职业、权力、声望、工作条件、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变动。而代际流动是指两代人之间在职业、地位、身份、收入等方面的变动，即子女从父母所在阶层向另外的阶层的流动。社会学尤其重视代际流动的调查研究，因为代际流动更能反映社会变迁的方向，改变着社会乃至家庭的职业结构。代际流动的状况也反映了社会进步的程度和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和发展状况⁽¹⁸⁾。

通过随机选取，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六个个案的故事。

1．个案访谈对象的具体描述

个案1：康爷爷，76岁，退休工人。采访地点：张家巷家中。

“我18岁来到上海闯荡，先后做过码头工人、拉橡皮车工人。1952年来到现在的虹口，进入上海港务局后经单位培训成为开吊车的司机，后来成为教练。1966年入党，曾经做过工会小组长，工资从1952年的68元／月涨到最高的84元／月（退休前）。20世纪60年代，以750元买下120m²的草房，后来自己改建成为现在的房屋。60岁（1989年）退休在家。现在每月有养老金1　120元。25岁时回乡下结婚，将爱人从南通带出，爱人基本不识字，‘大跃进’时期去了工厂，成为油漆工，现也退休在家。”

康爷爷的家庭结构图：

个案2：刘师傅，70岁，居委会门卫。采访地点：居委会门前。

“我的祖籍为江苏南京，初中毕业，党员。1952年由本乡人带到上海学手艺，住在虹口一带，曾做过木工，1957年进入上海毛毯厂，从普通工开始，做过电工、车工、钳工，曾被选举为机动车间工会主任。1964年入党。1983年入住厂里分的房子，即现在的住所，建筑总面积为40m²。工资从1957年的42元／月逐渐上涨到退休时的86元／月。1992年退休，现在每月的养老金为890元。在家里闲着没有事情做，就到居委会来当门卫。老伴62岁，祖籍江苏阜宁，是同厂工人，现也退休在家。”

刘师傅的家庭结构图：

个案3：黄爷爷，75岁，退休工人。采访地点：张家巷家中。

“我的祖籍是江苏宝应。新中国成立前从苏北逃难来到上海，从一个姓田的安徽人那里以60元买下茅草棚，后来翻新三次，到现在已经住了有50年左右。我刚到上海时最早的工作是踩黄包车，后来也跟着别人去捕过鱼。‘文革’后成了永久自行车厂的工人。老伴曾是红星纸盒厂的工人。现在我们都已经退休。家里三代共有九口人住在现在的小三层阁楼里，房子很小，每层面积为29m2。”

黄爷爷的家庭结构图：

个案4：戴阿姨，68岁，食品厂退休工人。采访地点：张家巷家中。

“我出生在上海，小时候就住在虹口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我这个人比较单纯，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支援新疆，四年后由于生重病不得不回到上海，1962年嫁入现在所住的地方，房子是当时在城建局上班的公公自己建的。婚后被分配到益民食品厂做巧克力（麦丽素等），一直做到1988年退休（每个月拿800元退休金）。结婚时丈夫在上钢十厂做工人，月收入40多元，‘文革’期间受到政治上的冲击。1988年左右担任厂车间主任，1996年退休前每月拿80多元的工资。现在每月拿1　100元的退休金。”

戴阿姨家庭结构图，见下页上图。

个案5：沙师傅，58岁，学校保安。采访地点：居委会门前。

“我的祖籍是江苏扬州，出生于泰州，初中文化水平。三岁时被父母带到上海。家中一共有六个兄弟，我排行第二。1962年开始就读于工业中学，边学习边工作，1965年正式进入毛毯厂起毛车间工作，曾任过生产组长，1980年转到机动车间，工资从1965年的35元／月逐渐涨到1993年的100元／月，最好的时候一年拿到2万多。1999年协议保留后离开毛毯厂。后来从事过运输工作和居委会、学校的保安工作。现在在附近的小学做保安。我1977年结婚，1983年单位分房来到这里居住。妻子56岁，上海人，通过别人介绍认识的，以前是气象仪表厂的装配工人，现也退休在家，每月有800多的退休金。家里总共是33m²的建筑面积，住三口人。”

沙师傅的家庭结构图：

个案6：殷先生，47岁，做生意。采访地点：虹镇老街一家小店铺内。

“我的祖籍在江苏，出生于上海虹口。1977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认为读书无用，没有继续读下去。1979年进入大中华橡胶厂，从事炼胶工作，工资从最早的16元／月逐渐上涨到280元／月。1989年结婚，1995年辞职，自己开始做生意。妻子39岁，高中毕业，原来是食品厂工人，后来买断工龄后自己开始做生意。现在家庭收入每月为2　000元左右，开销和收入基本持平，没有什么积蓄。”

殷先生的家庭结构图：

嘉兴路街道泾东居委会居民部分户口资料⁽¹⁹⁾

续表

2．案例分析与推论

本次调查收集到的众多个案虽然有一定的典型性，但是却远没有达到像定量研究那样的代表性，属于定性上的探索式研究。通过访谈，我们对虹镇老街地区的居民社会流动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我们将从职业这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职业地位的改变是社会流动的标志。所谓“职业地位”，就是指具体职业所含有的权力、财富、声望的差别而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的差别⁽²⁰⁾。职业的社会分层可以反映当前社会的阶级或阶层状况。个人职业地位的变化将会直接影响到他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因而我们在研究虹镇老街居民的代内流动时，着重观察他们个人的职业变化；研究代际流动时，主要观察父代与子代在职业上的变化。

在衡量社会流动的方向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参照的职业分类表。学者仇立平关于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调查给了我们不少的帮助。他认为，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基本上是以职业地位为标准的“金字塔”形结构，其最上层是“权力＋财富阶层”，而最下层是无权无财的“普通大众”（见“统计职业分类表”）⁽²¹⁾。

统计职业分类表

（1）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第一代新移民的到来与向上流动

德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²²⁾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大部分人是在1947年为了逃避战乱来到上海的，但并不一定首先来到虹镇老街，辗转多次后才在此落户。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是因为想到大城市闯荡才来到这里。的确，上海是一个有魅力的名字，其实质表达的是上海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区位，这里有着全中国最多的机会。全国各地的人口向这个地区积聚，这种趋势到现在仍在继续。第一代移民来到这里，建房打工、生儿育女，使这里成为满足自己需求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代人凭借自己的努力与勤奋，大多数都进了工厂，成为工人。很多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下面这份虹镇老街附近3公里内的工厂列表及其图片来看，虹镇老街依旧与过去的工厂有紧密的联系，这个区位为广大棚户区居民提供了广阔的就业资源，六个个案中所提到的企业单位也囊括其中（有些企业发生了改制，或者名存实亡了），第一代乃至第二代人的工作性质集中在纺织、机械、电子、食品、冶金钢铁、化工、港运、印刷等工业制造行业。

虹镇老街附近3公里内的工厂列表

从代内流动方面看，我们发现虹镇老街的第一代移民许多都是靠自己的奋斗逐渐立足，他们的职业地位在代内呈上升状态。结合案例1、2、3和统计职业分类表我们发现，第一代移民往往依靠自己的努力，职业由原来的“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上升为“服务业人员”，甚至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与有关人员”。随着他们的职业地位的不断上升，经济实力也在不断加强——拥有自己的房子并不断翻修和加高它们，社会声望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提高——从被老上海人看不起的“苏北人”转而成为现实的“上海市民”，有些人还在一定时期内担任所在工厂的领导职务。虽然用现在的眼光看，他们退休前的工作已经处于社会的下层阶级，但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而言，第一代虹镇老街移民实现了代内垂直向上流动。

（2）城市的生活很辛苦：第二代人的固定（户口冻结）

从代际流动方面看，我们发现在虹镇老街里居住的几代人在职业地位上差别不是很大。即两代人之间在职业、地位、身份、收入等方面几乎没有变动，子女没有从父母所在阶层向另外的阶层流动。结合案例2、3、4、5和嘉兴路街道泾东居委会居民部分户口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父代与子代之间发生了代际平行流动。最明显的一点是，大多数子代没有摆脱父代“工人”这样一种职业地位。对此我们应该可以有几种解释。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从本人初职与本人初职时父职来看，工人阶层的世袭率是最高的。一方面与以前我国实行的子女顶替父职的就业制度有关⁽²³⁾。除此之外，我们认为还与工人阶层本身的地位下降有关。从代际流入的角度来看，除了工人阶层外，其他阶层的代际流入率都很高。因为工人阶层处于一个偏低的位置，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很低，而这一点正是造成其流入率低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不愿别人进入，而是没有人愿意进入⁽²⁴⁾。代际流入率低，表明该阶层自我更新差，没有竞争力，于是往往容易吸纳下层人群。虹镇老街的第二代人的求学时期恰好是在新中国的动乱年代（1960—1977年），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很有限。当他们20世纪80年代跨入社会时，其文化水平已经处于劣势，加上父辈窄小的社会资本，导致子女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极其艰难——20世纪90年代大批工厂倒闭裁员，很多人不得不面临下岗境遇。加上20世纪90年代虹镇老街地区的户口冻结，更是将第二代人凝固在了这个地方。与居委会主任的谈话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变得富裕了，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将自己的户口迁走。他们会搬到更好的地方去，将这里的房屋出租给外来人。”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多或许加剧了整个虹镇老街的衰败。由于学历以及工作范围的局限，导致访谈中的第二代人的社会网络资源普遍较少。即使有，也会因为由于自己的资源不够而自卑，无法与上层交换资源而向上层流动。虽然第一代人的生活很苦，但是第二代人经历了更多的社会变迁，生活处于被动的局面，面临着更大的生活挑战和生活压力。

最后，我们要对居住在虹镇老街的第三代人作一个简单的评价和猜想。由于种种原因（第三代人很年轻，大多在读书），我们所了解的基本情况均来源于他们父辈的口述，所以只能简单评价。结合案例4、5、6，我们认为第三代子女很难说会延续父辈的道路，只要给予一定的机会和资源，他们或许会谋取一个较好的职位，从而形成垂直向上流动。当然，如果父辈对子女有较高的期望值，以及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网络，那么会对子女的向上流动提供更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