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与其他城市的比较

6．3　北京近现代城市规划建设与其他城市的比较

作为中国的传统都城，封建势力盘踞的最后堡垒，北京是一个进入近代化比较迟的城市。因此，它与其他城市的近代化进程有较大的不同。但是，历史的发展总是有重复和相似之处，北京在近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重复着其他比北京先进入近代化的城市的共性特征。

按照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方式，学界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种城市发展分类：

沿海和沿江通商城市，如上海、广州、天津、宁波、厦门、武汉等地；

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如香港、澳门、青岛、大连等地；

以自主发展为主要动力，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全国性或地区性中心城市，如南京、北京、重庆、昆明等地；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新兴工业城市，如无锡、南通、芜湖、唐山、温州等地；

日本侵占时间较长、经过完整规划建设的城市，如沈阳、长春等地。

上述分类是在城市发展近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可以看出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如果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中观角度来分析，近代城市发展又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帝国主义国家单独占领，从村落发展为近代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规划建设比较完备的城市，如香港、青岛、大连等地；

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占领，近现代化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在局部、主要是在租借地和租界进行的，如上海、天津、广州等；

中央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控制并主持规划建设的城市，如南京、北京、重庆等；

依靠地方士绅力量建设发展的城市，如南通等。

上述两种分类分法都是把广大的处于内陆的发展缓慢的封建性城市排除在外，由于这些城市中封建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居于主导地位，缺乏开放和引进外来思想的动力，他们的近代特点表现并不鲜明。

如果以规划的理念和手法分类，又可分为完全西式的、中西结合的以及寻找适合自身城市特点的规划建设模式等三种类型，在同一个城市中，也许会出现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一横一纵的从空间到时间都有所体现的思想和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本思想，也是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和建设从思想、技术到制度逐步近现代化和科学化的过程，以及科学性与民族性不断相融的过程。

西方的城市近代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工商业发展带动人口、交通、经济等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了农民向城市产业工人转变，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由此带来了城市的数量、城市的规模快速增长和城市的土地利用方式的巨大转变。但是，这种快速发展和转变也带来诸多的城市问题，如城市空间秩序混乱、环境卫生恶化、交通拥堵、贫民窟产生、历史资源遭到破坏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规划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承担起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合理配置空间资源、协调社会发展各方的利益和矛盾、缓解环境问题等解决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的责任。

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和工业化一般是从开埠通商开始的，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城市商业和贸易，随后工业发展起来，但工业化的水平较低。商业化的结果是中国生产型的城市数量不多，规模不大，商业化的城市集中在几个开埠口岸，如上海、武汉、天津等，其共同的特点在于这些城市是在外力作用催化下被动地向商业化、近代化的城市转化，殖民地倾向比较明显。在开埠后的短短百年，由于被不同的殖民国家占有和渗透，殖民政治和文化的渗透、统治造就了这些城市在规划和建设上的分散性、跳跃性和复杂性并存。这充分说明这些城市的近代化和近代的城市规划并不是中国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历史结果，而具有一种嫁接的、引入内化的性质。对于靠自身动力和外来力量的结合而步入近代化的城市，则有着不同之处。北京就是这类城市的一个特殊典型，其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既有嫁接性的内容，也具有本土的连续性，这与北京城市本身发展的相对稳定性有重要的关系。

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城市是由一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单独占领的，他们的发展方式是完全按照占领国对其政治、经济、军事目的而规划建设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考虑到长期占领和殖民的需要，在规划设计上采取了与其国内几乎相同水平的规划理念和方法。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城市的成长和发展，这些规划以及按照规划进行的建设活动是有其积极的作用的。

上海、天津、汉口等大城市，原有一定的发展和建设基础，形成了一定的城市规模和空间格局，后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占领，他们的城市近代化的过程明显不同于单独被殖民和占领的城市，租界是其走近和走进近代化的一个直接因素，各租界地的规划建设手法和城市设施所包含的近代文明深刻地影响了其他的建成区，对整个城市的规划建设起到了示范和带动的作用。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之后，被迫实行五口通商，沿江、沿海出现了一系列的约开口岸和自开口岸，口岸贸易发展带动了一批工矿业城市的发展和形成，这类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与上述两类城市又有所不同。他们完全是从新区建设开始，以新区带动原有的规模很小的旧城区的发展，其城市扩展方式与西方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城市兴起基本类似。由于推动城市发展的因素各有不同，因此城市成长的轨迹也各不相同，具有各自的特点。这类城市大多成为地方性的区域中心或省会城市，他们在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道路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移植西方的规划思想和技法并应用于中国的城市，还是中国城市自发的近代化，或是在外力和自身力量共同作用下坚持本土化的被动近代化，不同类型的城市和不同类型的发展历程大大增加了中国城市规划建设近代化发展研究的复杂性、多样性。“在中国近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实际发展上，也相应呈现出突出的多类型特征：从由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完全殖民城市，到近代资本主义影响甚微的内陆封建城市，即按各种政治经济影响的地区分布组合及其强弱状况的不同，构成了世界上罕见的近代城市空间结构类型多样并存的连续谱系。”^[10]城市空间结构类型如此，规划建设思想和实践的发展也如此。

北京城市近代化的发展道路与中国其他城市明显不同，极具独特性。它既不同于沿海沿江城市港口开放性质的发展，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机器工业发展引起的城市近代化，同时也不同于内陆城市的缓慢发展。作为封建都城的继承者，北京城市近代化的步伐处在几种类型城市之间，它没有大规模的外来工业和投资的刺激，没有通商和口岸发展的压力（或者说动力），在近代化交通方式改善的作用下，它的变化是在一种自发为主、外力推动为辅的状态下启动并进行的，启动的过程犹如推动一艘大船一样缓慢。作为长期的国家政治中心，商业经济活跃，消费产业发达，而产业经济发展一直都很缓慢。北京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十分特殊，外来人口一是进入北京进行消费活动的达官贵人、知识群体（当然后者还创造非物质的产品），二是为消费人群服务的服务型人群。大批的城市消费群体拥有巨大的消费能力，满足城市消费的服务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经济力量。作为城市，它的市民组成主体不是产业工人，市民社会主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消费为主的群体，一类是以提供消费性服务为主的劳动者。

北京城市近代化的时间跨度大约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近代化的启动和转型基本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潮流，按照社会发展规律自发进行的，学习西方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速了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但非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城市的演变当然不是自发进行的，不是一种与外界隔绝的‘内生’现象，这一演变始终受制于从内部到外部对之施加压力的社会”^[11]。

北京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中，与其他以发展近代工业为主带动城市整体发展的类型不同，北京的城市工业发展严重不足，城市经济以消费性服务业为主。显然，这样的经济推动力与这样一个大的城市是不相匹配的，这也决定了北京近代以来城市发展动力一直严重不足，这是北京与其他城市近代化发展不同的特性之一。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其门户的被动开放只限于使馆区内主权的丧失，城市发展的殖民化只是局部的。在整个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建设的自我主动发展是主要方面，主要体现在城市领导者主动进行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只是其间杂糅了部分殖民性和商业性。

城市近代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城市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由于城市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功能发生不同于封建时代的变化，旧的城市阶层分化和组合被打破、解体、分化，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一般来说工业化、城市化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城市近代化的动力，这种情况下社会结构的市民化、世俗化开始出现。这个时期的北京，原有政治社会制度形成的社会结构——“满汉畛域”的固定模式被打破，新兴的近代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城市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开放性、平民化的特征。为适应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北京的规划建设开始由完全服务于封建统治阶层向服务于市民阶层转变，传统的封闭格局、以皇权为中心的城市实体和社会空间布局向逐步开放的、满足近代化城市发展需要的空间布局转变，社会空间分异明显地从皇权本位和满汉分化转向以经济地位为主导，这些都是其他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所不具有的特征。

城市规划是一门实践性、地域性极强的学科，在实践中体现着它的应用性。民国时期北京所制订的各项城市规划以及专项规划方案及其有限的实践活动经过被迫实践、自发实践、自觉实践等经历，既有根据历史和现状进行的城市整理和改造行动，也有按照新的规划方案进行局部建设的范例，还有实施一个完整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经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为中国近代的城市规划走向科学化做出了案例式的探索。从这一点上看，民国时期北京进行的局部或者整体的、单项的或者综合的规划与建设探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考虑到北京的特殊性，这种经历更是近代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北京近代规划建设实践中所采用的理论、方法、运作程序、组织与协调手段等都是根据具体情况在实践中摸索与创新的，为近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成熟，为外来的与传统的规划建设理论与方法的相互融合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

中国近代史是一段风雨飘摇、山河破碎、多灾多难的历史。由于封建思想的桎梏和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和掠夺，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开始的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转型历程是十分艰难的。因此，与西方城市近代化的过程相比，中国在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具有国家、制度、地域和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在北京的实践中，中国传统的在注重等级秩序的同时也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规划建设思想，与西方近代出现的注重科学和民主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始终处在一种矛盾但相互交融与互补的状态之下。

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有自己比较完备的思想和理论体系，明清北京城的规划和建设是这种思想体系集大成的完美杰作，但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在近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已经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在中国的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经历了学习西方、移植西方，对西方思想的批判性的借鉴和利用，对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思想重新思考，中西融合等等阶段，这些阶段可能是同时而并不是相继发生的。总的来看，中国近代的城市规划建设基本上是在西方城市规划和建设主流思想的影响下，结合中国传统思想和城市发展的实际进行的。1900—1949年期间的北京规划建设正是在新与旧交替的历史时刻的实践，它所表现的中国传统规划建设思想与西方近现代思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过程因为北京的特殊地位而更为明显。

纵观中国历史，在没有外来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缓慢但稳步向前发展的，也有局部时段的生产力和文化的飞跃。在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高度成熟的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明也极度成熟，作为传统文化和文明之一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以北京城的建设为典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然而，中国前进的历史脚步在20世纪初期被外力粗暴地打断。在西方国家尖船利炮的轰击下，在西方民主、科学之风的浸染下，随着殖民者侵略铁蹄的踏入，西方的物质文明、技术文明、制度文明在传统的中国被大规模地引入和传播，作为上层建筑形式之一的西方城市规划建设思想也开始取代传统规划建设思想在各个城市被学习借鉴和实践。然而，这种强烈的冲击不可能完全推倒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将西方的文化、思想、制度与中国本土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是当时国人面临的思想和技术难题。城市规划建设思想亦是如此。物质层面、技术层面的学习是相对容易的，思想和制度层面有选择地吸收和融合是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培育的。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中将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冲击的态度归纳为三种：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传统—现代性（tradition－modernity）、帝国主义（imperialism）。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进步官员们在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传统规划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辩证法和整体观，因地制宜的唯物观，朴素的生态观，堪舆学选址思想中的综合环境观，体现和谐共存的传统社区组织原则和社区文化等在北京的近代城市规划建设中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学术界和政府官员们通过共同的努力，把西方近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和理念的冲突与融合、借鉴与内化充分反映在了北京的规划建设实践活动中。

“在与传统城市形态告别之时，面临着内外双重矛盾。首先，中国封建社会以其固有的调节机制，发挥着它的自控能力，使城市周而复始地滞留在传统形态模式之中；其次，这种历史的循环往复却不能从长远意义上来解决城市形态与近代工商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以停滞为总体特征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此时正处于异常深刻的变更之中。”^[12]进入近代以来，城市就成为一个复杂的、开放的系统。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为适应近代化的浪潮，城市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有时候甚至经历了突变的过程。近代北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大背景下开始步入城市近代化历程，走入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由于外力的阻挠，近代化的发展也不是持续完成的。在这种特殊形势下，不管是主动的借鉴和学习，还是被动的模仿和套用，近代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活动在中国城市规划建设发展方面都是可贵的探索。从历史发展看，城市发展思想中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冲突与融合都将最终走向“扬”和“弃”的有机结合，走向一种和谐与共存，而和谐与共存正是城市规划本身所追求的一个永恒目标。

【注释】

[1]李芸．中国都市计划的形成与分流轨迹．学术研究，2004（01）

[2]方修琦，章文波，张兰生．近百年来北京城市空间扩展与城乡过渡带演变．城市规划，2002（04）

[3]顾朝林，甄峰，张京祥．集聚与扩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8

[4]胡俊．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87

[5]唐子来．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城市规划汇刊，1997（06）

[6]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北平：社会调查所，1930：22

[7]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北平：社会调查所，1930：22

[8]［美］凯文·林奇著．城市形态．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83

[9]吴廷燮．北京市志稿（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181

[10]胡俊．中国城市：模式与演进．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88

[11]［法］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北京：新知·读书·生活三联书店，2002．618－619

[12]武进．中国城市形态、结构、特征及其演变．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