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近代城市病与城市规划

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都是新鲜事物，所以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这就是人们俗称的城市病。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由于城市人口密集、工业集中，因而老的上下水系统不能适应新的需要，垃圾、粪便、污水等得不到及时处理。另外，工业的噪音以及废气、废水等，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城市化初期疾病瘟疫流行，死亡率非常高。其次是住房拥挤问题。由于快速城市化，再加上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工人收入不高，政府投入也非常不够，因而工人都住在密集拥挤的简易住房内，也就是所谓的“贫民窟”。1900年，在纽约400多万人口中有150万人住在贫民窟。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伦敦有20个大的贫民窟，每个贫民窟居住有1万人左右。^[77]再次是交通问题。由于人口的增长与城市的扩大，交通建设在城市化初期落后于城市的发展，道路狭窄、尘土飞扬、严重的噪音、交通拥堵、频繁的交通事故等是常见城市病。第四，城市建筑紊乱，城市无序扩展。此外，还有犯罪率高、贫富分化、社会保障问题等。

随着城市化的进行，城市问题的不断发生，系统的城市规划问题开始被提上日程。

在巴黎进行系统而又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与规划之前，1666年英国伦敦大火之后，设计师克里斯托弗曾经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伦敦规划，这套规划虽然基本沿袭古典主义的手法，但是考虑到了当时出现的新的需要，具有超前性，可惜未被伦敦市政当局采纳。当时伦敦市政只是着眼于防火，对街道的宽度、建筑用材进行了规定，诸如不要让火蔓延到对面，使用防火的砖石，根据街道的宽度对房屋的高度进行规制等。之后伦敦市政又根据巴黎里沃利大街的布局，整修了里琴大街，并修建了数个公园。^[78]

在拿破仑三世进行巴黎改造之前，法国巴黎市政当局也有意识地进行了一些城市规划与建设，但都是局部性质的，比如开辟新道路、铺设碎石路面、增加供水水井、添置街灯、修建绿化广场等。拿破仑一世时期，修建了很多广场以及标志性建筑，并在主要街道布置了很多景点装饰，如凯旋门、凯旋柱等。真正系统的城市规划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黎大改造。1853年，拿破仑三世任命奥斯曼为塞纳省的省长，进行巴黎改造与扩建，史称“奥斯曼计划”。这项工程非常庞大，历时17年，一直到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崩溃，总计耗资25亿法郎，巴黎城区的面积也因此扩大了一倍，巴黎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巴黎改造图

在道路建设方面，奥斯曼在巴黎修建了一条宽达40米的十字形主干道，干道南北两端都有火车站。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又修建了内外两个环形道路，这些干道将巴黎的主要广场连接起来。巴黎还新建了一些广场。东西部的民族广场与明星广场成为东西部交通的枢纽，以这两个广场为核心，修建了放射状的大道。尤其是明星广场有12条大道通向四面八方。在休闲方面，拆除了1785年为了收税方便而修建的城墙，将其改建为林荫道。又在全市各区都修建了大公园，总计街心公园21个，大公园5个，巴黎的东西两端都有森林公园。在塞纳河沿岸建设了滨河绿地。城内与城外各处的绿化都由干道连通，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休闲绿化系统。市中心也进行了改建，像罗浮宫、宫前广场、和谐广场一直延续到北边的马德兰教堂、西边的香榭丽舍大街。广场改建时，注重广场、建筑、绿化、水面之间的协调，强调开放与宏大。在市政建设方面，将自来水主要供水管由747公里延长到1545公里，将自来水的供应量由每天112000立方米增加到每天343000立方米。将下水道由146公里增加到560公里。街道两旁的煤气灯也增加了3倍。在城市公共交通方面，开设了公共马车服务等。在建筑方面，拆掉了大量的住房，人口也由原来的120万增加到200万。主干道两旁的建筑都规定了高度，以便于景观视觉的协调。很多建筑都用玻璃屋顶与钢结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79]

这次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与规划，虽然耗资巨大，但是也没有完全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所有城市问题，如贫民窟问题、交通拥挤问题等。但是，这次改建使巴黎的面貌焕然一新，人们将巴黎称为19世纪最美丽的近代化城市，而且这次巴黎改造对世界各国的城市建设影响很大，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巴黎城市规划也没有完全解决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城市越来越拥挤，自然生态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破坏，人与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并于1898年出版了《明天——一条引向改革的和平道路》（1902年改为《明日田园城市》）^[80]。霍华德认为城市有各种就业机会与各种服务，而乡村有良好的环境与生态，所以他主张将城市的优点与乡村的长处结合在一起，进行城市规划。他设计了“田园城市”，主张控制城市规模，以25万人居住为标准，中间为核心城市，周边分散数个卫星城市，它们之间用铁路、公路、统一的上下水设施等相连，核心城市与卫星城市之间都留有大片的绿化带。霍华德的理论提出之后，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1903年，霍华德组建了“田园城市有限公司”，在伦敦郊外购买土地进行试验，称为里齐沃斯（Letchworth），结果大获成功。1919年，他又开始了第二座“田园城市”威尔文（Welwen）的建设，也获得了成功。1946年，英国采用了他的“田园城市”的概念。这对后来的城市发展影响很大。之后法国人戛涅在1917年发表了《工业城》，他根据工业化时代城市功能的划分以及人们生活的健康便利，对城市进行重新规划。西班牙的马泰则提出了“带状城市”理论，即城市可以沿着交通干道成带状延伸，这样可以避免拥挤，且更加贴近自然。上述这些前瞻性的设计对后来的城市规划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了避免城市无序发展，解决市民面临的迫切问题，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各国政府开始注重城市规划，陆续制定了有关城市规划的法规，并成立了相关机构。1909年，英国制定了《住房与城市规划诸法》，开城市规划法律化之先声。同时各国都开始出现专门的城市规划机构，不少国家都出现了研究城市规划的学术性组织——城市规划协会等，而且还频繁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城市规划竞赛，这些举措都促进了城市规划理论研究的发展。1910年，英国大英皇家建筑师学会组织了国际性的大伦敦城市规划大会。之后，有关城市规划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不断召开。各国学者专家的相互交流，使世界各国城市建设的发展走向系统化、趋同化。

总之，日本古代城市的发展是近代日本城市发展的基础，也给日本近代城市发展赋予了日本特色。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措施为日本近代城市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明治维新的近代化措施也为城市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西方近代城市的发展实践与理论给日本近代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样板。日本近代的城市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并起步的。

【注释】

[1]绳纹时代是指距今12000年到公元前3世纪，在日本历史上属于旧石器时代，因为此时出土的陶器表面带有绳刻成的纹饰，因而这段时期被称为“绳纹时代”。

[2]大类伸、鸟羽正雄：『日本城郭史』，东京：雄山阁，1977年，第66页。

[3]喜田贞吉：『帝都』，东京：学术普及会，1939年，第1—22页。

[4]田吾一：『奈良朝时代民政の数的研究』第十七章，东京：柏书房，1972年。

[5]大井重二郎：『上代の帝都』，京都：立命馆出版部，1944年，184—185页。

[6]千田稔监修：『平城京』，东京：平凡社，2010年。

[7]平野邦雄、饭田久雄：『福冈の历史』，东京：山川出版社，昭和四十九年，第27—38页。

[8]坂本太郎：『上代制の研究』，东京：至文堂，1928年，第1—106页。

[9]大岛延次郎：『日本都市达史』，东京：宝文馆，1954年，第152—156页。

[10]村山修一：『平安京』，东京：至文堂，1966年，第9—10页。

[11]宫本又次：『日本商业史概论』，东京：世界思想社，1954年，第40—55页。

[12]中丸和伯：『神奈川の史』，东京：山川出版社，昭和五十六年，第62—113页。

[13]赤秀俊松、山本四郎：『京都府の史』，东京：山川出版社，昭和五十六年，第62—72页。

[14]大岛延次郎：『日本都市达史』，东京：宝文馆，1954年，第110—111页。

[15]襎田武、原田伴彦、矢守一彦：『日本の封建都市』，东京：文一综合出版，昭和五十七年，第81—165页。

[16]此处的町为长度单位，约120米左右。

[17]矢守一彦：『城下町のかたち』，东京：筑摩书房，1988年。襎田武、原田伴彦、矢守一彦：『日本の封建都市』，东京：文一综合出版，昭和五十七年。

[18]襎田武：『鶭：商人の进出と都市の自由』，东京：至文堂，1957年，第1—15页。

[19]王家骅：《半欧洲半亚细亚的日本晚期封建社会》，见《世界历史》1982年6期。

[20]藤本笃、前田襎邦、马田绫子、堀田生：『大阪府の史』，东京：山川出版社，2006年，第164—186页。

[21]山直太郎：『近世日本の人口构造』，东京：吉川弘文馆，1958年，第153—186页。

[22]日本学者认为当时江户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实，中国的北京在明朝天启年间人口就已经超过200万。清朝乾隆年间，在北京，仅仅八旗子弟就多达56万之众。

[23]大类伸、乌羽正雄：『日本城郭史』，东京：雄山阁，1977年，第550—558页。矢守一彦：『城下町のかたち』，东京：筑摩书房，1988年。

[24]襎田武、原田伴彦、矢守一彦：『日本の封建都市』，东京：文一综合出版，昭和五十七年，第125页。

[25]襎田武、原田伴彦、矢守一彦：『日本の封建都市』，东京：文一综合出版，昭和五十七年，第217—219页。

[26]野克：『日本住宅小史』，东京：相模书房，1942年，第87页。

[27]幸田成友：『江户と大阪』，东京：富山房，1942年，第147页。

[28]玉幸多、杉山博：『东京との史』，东京：山川出版社，昭和五十七年，第148—248页。幸田成友：『江户と大阪』，东京：富山房，1942年。

[29]横山三好：『大阪都市形成の史』，京都：文理阁，2011年，第50—181页。

[30]谷口澄夫：『冈山の史』，东京：山川出版社，昭和五十五年，第95页。

[31]印牧邦雄：『福井の史』，东京：山川出版社，昭和五十一年，第126页。

[32]矢崎武夫：『日本都市の展过程』，东京：弘文堂，昭和四十九年，第240—244页。

[33]姚传德：《东亚文明的现代性》，见《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台湾东海大学主办）1999年第229期。姚传德：《林语堂论儒释道与中国文化》，见《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34]姚传德：《东亚现代化之路》，中国台湾：传胜出版社，2000年。

[35]维新史资料编纂会：『维新史』，第五，东京：吉川弘文馆，1983年，第384—391页。

[36]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东京：吉川弘文馆，1965年，第51页。

[37]田中彰：『日本历史』，第24卷，东京：小学馆1976年，第155页。

[38]维新史资料编纂会：『维新史』，第五，东京：吉川弘文馆，1983年，第776—785页。

[39]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东京：吉川弘文馆，1965年，第69页。

[40]楫西光速：《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863年版，第28页。

[41]楫西光速（ほか）：『日本资本主义の成立（2）』，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第333页。

[42]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43]伊文成、马家骏：《明治维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62—379页。

[44]福岛正夫：『地租改正研究』，东京：有斐阁，1962年。

[45]井上清、铃木正四等：《日本近代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70页。

[46]万峰：《日本资本主义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8—59页。

[47]姚传德：《东亚现代化之路》，（中国台湾）传胜出版社，2000年，第48—50页。

[48]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五，东京：日本史籍协会，1928年，第561—565页。

[49]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六册，东京：日本史籍协会，1928年，第335页。

[50]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五，东京：日本史籍协会，1928年，第561—565页。

[51]老川庆喜：『日本道史』，东京：中央公论社，2014年，第29—85页。

[52]姚传德：《大久保利通经济近代化思想》，《日本学刊》1995年2期。

[53]伊文成、马家骏：《明治维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97—500页。

[54]藤村通、西江锦史郎：『近代日本史』，东京：中央大学出版部，1983年，第67—86页。

[55]姚传德：《大久保利通经济近代化思想》，《日本学刊》1995年2期。

[56]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东京：吉川弘文馆，1965年，第98页。

[57]王茂湘：《西方城市经济发展》，大连：大连出版社，1991年，第278页。

[58]A．H．M．Jones．The Greek Cit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277—281．

[59]（美）刘易斯·芒德福著，倪文彦、宋峻岭译：《城市发展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60]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

[61]刘文明：《中西封建城市经济结构差异之比较》，《史学月刊》，1997年3期。

[62]万亿：《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法》，《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2期。

[63]F．Bedanda．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1851—1975．梅休因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第17页。转引廖跃文：《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城市化发展的特点》，《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64]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56—157页。

[65]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05、113、129页。

[66]王渊明：《历史视野中的人口与现代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0页。

[67]Ian Scargill．Urban France．New York：Croom Helm London＆Canberra St．Martin’s Press，1983，1．

[68]王章辉、孙娴：《工业社会的勃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1页。

[69]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8页。

[70]林玲：《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71]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4—165页。

[72]肖辉英：《德国的城市化、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世界历史》，1997年第5期。

[73]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74]萧国亮、隋福民：《世界经济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3页。

[75]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7、244、248页。

[76]李其荣：《对立与统一——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

[7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23页。

[78]沈玉麟编：《外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99—100页。

[79]李其荣：《对立与统一——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61页。张承安：《城市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00—101页。

[80]（英）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