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城市规划

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城市规划不得不在国家法令的规范下操作。紧接战后的规划主要集中在经济的重建方面，特别是在鹿特丹的港口和城市中心的重建方面，还有就是为了应对迅速增长的人口而开展的住房建设。住房计划以牺牲质量来换取数量，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住房的迫切需求，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参与的结果。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往往是以忽略战前周边建筑文脉为代价。这两个城市在广阔的发展领域都有着政府和私人之间的紧密合作。在1960年代末期，第一个战后的城市规划危机开始出现。

直到1960年代晚期为止，这两个城市都经历了几乎有20年的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从这一点看，未来的繁荣似乎已成必然。然而，在更老的街区，自从战争以来，随着移民的增长，条件在渐渐地恶化。在国家政府的政策指导下，这两个城市政府都鼓励经济和人口的分散，并制定了加强中心城市经济基础的战略，实现区域性的战略转移。原则性的建议方法是拆除市内住宅和把居民安置在城市外围，然后利用原有空间来为中心商务区的扩张、密集的停车场、市内机动车停车建筑以及地下交通系统服务。这些计划引起了大量的反对意见，这些意见在这两个城市尽管形式不同，但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1960年代晚期，阿姆斯特丹既是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政治运动的中心，这些运动发起于日益高涨的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以及对女权运动和民主化运动的关注。其中，学生是关键性的力量。运动的不同团体在这样一个对城市的概念下团结起来，即赞成居住和文化区域的增长，并创造富有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而不赞成商业的无节制发展。从1980年代起，这一公众参与运动对各个团体利益的广泛综合，对这个城市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党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在保护城市历史街区的动机推动下，广大市民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市政当局全面的城市内部改造计划。

一系列对重大发展计划的示威对全面改造旧城计划的运动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如阿姆斯特丹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地铁线工程，地铁工程需要拆毁在市内历史街区的大片住宅区域，为此遭到社区居民的一致反对。抗议活动在抗议者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时达到了顶峰，使得地铁线开通被耽搁了至少10年。这些抗议活动的意义重大，足以显示他们在城市发展方面的影响力。在鹿特丹，反对城市内部改造运动则采取了一种更为实际的形式，对于经济发展代价的不安更为切实地集中在城市所面临的污染问题上，也有一些发生在自从战后就没有重大投资的那些市内居住地带。

1970年代的城市发展计划牵涉到一系列的重要因素。在程序中，全面的更新计划未能实现，对社会的优先考虑影响了中心区再造的进程。这个计划强调密集城市的优点，而不仅仅只是一个为从郊区和新区的往返奔波者提供白天上班的场所。这一计划得以贯彻执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社会居住条件。在阿姆斯特丹，政府主要投入在住宅再开发计划上，对提高城市中心的就业率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