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1） 城镇体系呈明显的首位分布特征

城市首位度反映了城市体系中人口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首位度（S2）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最大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的比值。首位度大的城市规模分布，就叫首位分布。城市体系呈首位分布的合理与否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后来学者为了改进首位度2城市指数（S2），又有人提出了4城市指数（S4） 和11城市指数（S11）：

S2＝P1/P2

S4＝P1/（P2＋P3＋P4）

S11＝2P1/（P2＋P3，…，＋P11）

式中，Pn为按人口规模排在第n位的城市城镇人口总数。按照位序―规模的原理，正常的2城市指数值为2，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值为1 （许学强等，1997）。一般认为，城市首位度小于2表明城市规模结构正常、 集中适当；大于2则有结构失衡、 过度集中的趋势；城市首位度越大，首位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比重越大 （张红，2006）。

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人口排前11位的城市依次为：南昌市、 九江市、 抚州市、 景德镇市、 新余市、 丰城市、 鹰潭市、 南昌县、 高安市、 乐平市和鄱阳县。

根据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城市城镇人口得出：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城市指数为3.30，高于正常值2；4城市指数为1.33，11城市指数为1.26，均大于正常值1 （表2.10）。2城市指数、4城市指数均大于正常值，说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的城市群呈现出首位分布特征，但南昌市作为区域的首位城市，区域城镇体系规模结构不尽合理，城市人口分布差异较大，中小城市发育不够。

表2.10 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首位度指数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域内的城镇规模等级结构存在断层，城镇体系还极不完善，还处于城镇体系演进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这严重影响了特大城市南昌市 “增长极” 的等级扩散发挥以及对全区乃至全省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作用的发展。同时，南昌市在整个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体系中比重过大，即首位城市职能过于集中，贡献率过大，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体系中具有绝对的垄断性，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城镇化进程决定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体系的发展及演进，严重阻碍了城镇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产业研发投入偏少、 产业经济效益偏小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明显不足，这些都是造成区域内城镇体系不完善的原因。如何良好地承接江西省周边大城市群如长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 海西经济区等的产业转移，这将对区域内完善城镇体系有巨大帮助。

（2） 大城市发展缓慢，区域经济核心增长极尚未形成

中心城市发展迅速，但带动力不足，城镇体系效应不明显。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城镇化水平为41.78％，低于江西省的城市化率44.06％。虽然每年有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但由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大城市发育缓慢，城市主城区规模偏小，就业供给不足，中等城市和小城市非农业人口中有一部分并没有居住在主城区，与沿海地区的同类城市相比，人口、 经济聚集程度不高，城市聚集作用没有充分发挥。2010年，南昌市GDP为2207.11亿元，仅占江西省全年GDP的23.38％，区域的城市经济增长核心极尚未形成，由于缺乏核心区，受沿海增长极影响极化强烈，人口和经济要素净流出，这与江西省20世纪80—90年代城市发展战略的小城镇主流取向有关。

根据2010年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组委会、 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出版的 《中小城市绿皮书》，依据目前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现状，对划分界定大中小城市提出了新标准：市区常住人口50万人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人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人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人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人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参照新标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尚无特大城市 （表2.11）。

表2.11 参照新标准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等级规模

（3） 中心城市功能不强，带动力不足

虽然中心城市人口增长较快，规模持续扩大，全部跨入中等城市，但与周边省份相比，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心城市规模仍偏小，服务业发展滞后，集聚能力、 区域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全省只有一个大城市南昌，2个中等城市分别为九江、 抚州，城镇人口仅占全省城镇人口的20％左右，与浙江等大城市人口占40％形成鲜明对比。中心城市 （市区） 工业、 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省比重也在下降，增速低于周边县。除南昌外，其他城市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都不到25％。

南昌近五年在中部地区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其他省会城市。江西的核心城市南昌的城镇化水平刚过50％，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处于偏低水平；年均城镇化提高不到0.5个百分点。首位城市南昌的竞争力不强，经济综合实力低于相邻省份的省会城市。南昌市在城市人口数量、 生产总值、 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进出口额等方面与武汉、 郑州、 长沙差距明显。

近年来，武汉、 长沙积极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和核心竞争力。武汉充实中部工业增长发动机，创建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长沙的科技创新、 先进装备制造业则后来居上，《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中，长沙创新环境进入前六，中部地区排名第一，目前已形成以中联重科、 三一重工等为核心，产业链比较完整的优势产业集群，中国第一台国产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 “天河一号” 也在长沙亮相。在现代制造业、 高端要素聚集、 科技创新、 文化创意等方面，南昌与武汉和长沙的差距都在持续扩大。

除九江、 景德镇以外，其他地市市区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水平低于相邻省份地市市区；从城市开发建设来看，各地市的新区建设滞后，功能配套不完善是制约其辐射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城市市域面积过大，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有限。

当前快速发展的产业经济和城市功能拓展已经跨越了行政区划的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进行重新组合。一方面，江西的行政区划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基础条件的行政区划和工矿切块设市行政区划，随着中心城市和周边县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和商贸流通业的快速发展，这种 “小市大县” 的区划格局更需要加强城乡统筹和规划管理。

大部分中心城市新区建设滞后，服务功能不完善，与工业区配套脱节。政府搬迁虽然可以拉动新区建设，但是缺乏包括金融、 物流、 批发零售等业态在内的综合服务功能。新区与工业区的生活服务配套存在脱节，且新区的生产服务业聚集不足。如与长沙已经开发完成的大河西地区、 芙蓉新区还有武汉的东湖新区等相比，南昌的红谷滩新区建设则刚刚初具规模，滞后于同处中部的省会城市长沙和武汉。

（4） 县域城镇化水平较低

鄱阳湖地区人口流动的增强没有起到加快鄱阳湖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的作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城镇化进程中，“平垸行洪” “退田还湖” “移民建镇” 等工作有效地推动了该地区的城镇建设，吸纳了一定的县域剩余劳动力。但广大农村众多的城镇基础设施普遍落后，城镇工作中心仍以农业为主，真正名副其实的城镇增加并不多，低水平的城镇化制约着农民向非农产业、 向城镇的转移。

另外，县域城镇化的难点在于人口素质总体偏低。虽然环鄱阳湖地区工业化推进的速度超过了江西省和全国的水平，但由于其低素质劳动力为主的状况，导致其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远低于全国和江西省的水平。由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口基数过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增长迅猛，县域经济欠发达，城镇化水平低，乡镇企业、 城镇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也只是杯水车薪。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沿海发达地区，使本地丧失了大量农转非的人口。反过来，由于鄱阳湖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环鄱阳湖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2000—2010年，区域县域GDP占区域比重由21.34％提升到36.10％。2010年，县城城镇人口占区域城镇人口的比重为17.90％。县城平均常住人口由1995年的约4.3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11.78万人，县城的平均规模跨入小城市，占县平均人口规模 （52.58万人） 的22.40％。2010年县及县级市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区域的41.61％左右，相较于2005年比重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

相比其他小城镇，县城在工业就业、 包括教育、 医疗等在内的公共服务、 住房保障等方面具有优势，使得县城逐渐成为本地农村人口、 返乡务工人员迁移的首选落脚点。如鄱阳县设立了10个创业服务基地，吸纳各类返乡创业企业281家。

（5） 城乡发展建设相对粗放

建设用地增长快，用地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从2005—2010年土地利用台账分析来看，建设用地 （包括城乡居民点用地、 各类交通等基础设施用地） 增长速度快，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重由2005年的5.78％上升到2010年的8.93％，年均增长323平方千米。

2010年人均城镇建设用地124.58平方米/人，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中部六省中仅次于安徽，用地较为粗放。可喜的是，耕地、 林地面积保持了增长态势。

同时，乡村规模小，集约水平在下降。虽然大量人口外出务工，但农村居民点用地逐年增大。“人减地增”，空心村、 闲置房逐渐增多，没能实现城乡空间的统筹发展。

用地效率和投资强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010年，区域工业园区投资强度为46.6万元/亩，仅达到国家投资标准下限要求。地均产值超过50亿元/平方千米的仅4家，2/3园区地均产值不超过20亿元/平方千米。

表2.12为2005—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要地类结构。

表2.12 2005—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要地类结构 平方千米

续表

注：2009、2010年为二调库。

（6） 分散发展格局，内聚能力弱

经济联系度或称作空间交互作用量，是用来衡量区域间经济联系强度大小的指标，既能反映经济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能力，也能反映周围地区对经济中心辐射能力的接受程度。计算方法为：

式中，Rij为两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Fij为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占区域经济联系强度总和的比例，即经济联系隶属度；Pi、Pj为两城市人口规模；Gi、Gj为两城市经济规模；Dij为两城市的距离。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围包括南昌、 景德镇、 鹰潭3市，以及九江、 抚州、 新余、 宜春、 上饶、 吉安的部分县 （市、 区），共38个县 （市、 区），国土面积5.12万平方千米。其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涉及6个设区市：南昌 （东湖区、西湖区、 青云谱区、 青山湖区、 湾里区），九江 （庐山区、 浔阳区），抚州市（临川区），景德镇 （昌江区、 珠山区），鹰潭 （月湖区），新余市 （渝水区）。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选取市区总人口作为人口规模指标，选取市区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规模指标，选取城市之间最短交通运输距离作为城市空间距离指标。

通过计算，2010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的经济联系度和经济联系隶属度如表2.13、 表2.14所示。从表2.13可看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经济联系主要以南昌为中心。其中，抚州和南昌经济联系度最高，达84826.91，其次为九江和新余，分别为38100.87和37840.40。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南昌以外的城市经济联系较强的为新余和抚州，经济联系强度为7126.11，大幅落后于以南昌为中心的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由此可见，优先发展大南昌都市圈将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圈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表2.13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设区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从表2.14可得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各设区城市与其他城市经济联系的侧重点，也可看出各城市的区域中心强度。南昌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排头兵，与之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大的城市有抚州、 九江和新余，分别占48.12％、21.61％和21.47％；与景德镇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大的城市有南昌、 抚州、 鹰潭，分别占46.75％、17.46％和16.43％；与九江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大的城市有南昌、 抚州和新余，分别占80.16％、8.48％和7.70％；与新余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大的城市有南昌、 抚州和九江，分别占73.27％、13.80％和7.09％；与鹰潭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大的城市有南昌、 抚州和景德镇，分别占57.94％、 16.17％和11.68％；与抚州经济联系隶属度较大的城市有南昌和新余，分别占84.11％和7.07％。

表2.14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设区市经济联系隶属度 ％

从各城市经济联系隶属度分布可看出，把南昌作为经济联系目标的城市最多，而后是抚州、新余、九江、鹰潭、景德镇。这反映出南昌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区域中心的重要性。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江西省的核心经济发展区，与周边各省、各经济区的经济联系强度影响到区域发展战略方针的制定。从省际层面分析，与江西省接壤的省份有：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湖北、湖南；与江西省同属中部六省的省份有：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西。从经济区层面分析，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关系紧密的区域有：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海西经济区。

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城市发展现状，发展大南昌都市圈是发展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第一阶段。制定大南昌都市圈的发展战略，则需分析南昌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周边各区域的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南昌与周边区域中心城市2010年GDP以及经济联系强度与经济联系隶属度分别如表2.15、 表2.16所示。

表2.15 南昌与周边区域中心城市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表2.16 南昌与周边区域中心城市经济联系强度与经济联系隶属度

从表2.15可得出，2010年，南昌与周边区域中心城市相比，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倒数第二，略高于太原，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过程中的劣势。

从表2.16可得出，与南昌经济联系强度最大的城市为武汉，达217018，占南昌经济联系隶属度的31.8％。其次为长沙和上海，分别为107632、 99472，分别占南昌经济联系隶属度的15.8％和14.6％。这表明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特别是大南昌都市圈） 发展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武汉都市圈、 长沙都市圈的经济发展，巩固和加强都市圈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南昌与武汉、 长沙、 上海、 合肥等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大的优势，借鉴武汉、 长沙等城市作为区域中心的发展模式，加强区域间经济协作，实现大南昌都市圈的发展与壮大，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打下基础，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