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传播秩序的重构…………朱

时间：2022-09-1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可见，尽管对于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学术界、期刊界和行政权力部门已具共识，但在改革的具体目标与手段方面，顶层设计并没有得到底层的认同和响应，以“转企”为目的和手段的体制改革事实上已陷入僵局。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渐次展开。

朱剑

(《南京大学学报》执行主编)

信息传播方式的巨大变化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借助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新媒体几乎在所有的传统传播领域高歌猛进，经过一段时间的蚕食鲸吞，来到某一节点后，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占据了信息传播的高地，传统媒体大多尝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滋味，唯有学术传播是个例外。时至今日，作为纸本时代最重要学术媒体的学术期刊，尽管在传播中已基本不起作用，但其对学术信息源的控制和对学术交流平台的垄断却依然如故，学术期刊与互联网正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纸本赋予学术论文“公开发表”的身份，网络负责对发表的论文进行传播——发表和传播基本割裂和隔绝了，但又互相离不开。笔者曾专门撰文分析了造成这一欲合还分奇特现象的原因[1]。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这一现象是否会长久地持续下去？答案是否定的。“纸本时代的‘刊’与互联网时代的‘网’之间张力的持续扩大，终究会有让两者之间勉强维持的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发表和传播终将被互联网所统合，只不过这个过程会比我们预料得更长，道路更曲折，而这一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了。

所谓纸本期刊对学术信息源的控制和对学术交流平台的垄断，这里的“信息源”，指的是以论文为主要形式的学术成果的源头；“平台”指的是学术论文的发布(发表)载体，在纸本时代就是学术期刊；“控制”和“垄断”指的是学术期刊通过对学术成果发表平台的控制进而垄断了什么信息可以公开发表的决定权。学术期刊的本质属性就是为学术研究提供开放的交流平台，当期刊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平台时，期刊对学术信息源的控制和对平台的垄断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这样的控制和垄断是否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期刊体制和办刊机制。在学术期刊的创办权归学术共同体时，即学术研究主体与办刊主体同一时，学术期刊不断地调整布局和结构以适应学科发展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当学术研究主体与办刊主体相分离时，特别是行政权力管控着期刊的准入、退出以及内容导向，外在于学术共同体、受命于行政权力的职业编辑人成为唯一办刊主体时，学术共同体对期刊的运行和调整也就失去了发言权。在这样的体制下，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必然疏离就会导致学术期刊与学术发展不相适应，甚至出现种种怪异现象，仲伟民曾以《缘于体制：社科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为题，对此作了系统论述，[2]本文不赘。

在疏离了学术共同体后，职业编辑人对学术信息源的控制和对平台的垄断似乎并不稳固，出于对期刊现状的不满，被期刊体制排除在办刊主体之外的学术共同体，从来不缺乏办刊的冲动，一旦行政授权发生改变，比如，办刊权被还给学术共同体，那么，既有学术期刊的垄断地位就会动摇。但是，这一情况在我国传统办刊体制下几乎不会发生。诚如李频所言，“经过近60年的运作，新中国的社科期刊系统以纵横交织的管理系统和传播系统为中心，成为超稳定结构。纵向的管理系统由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单位—主办单位—编辑出版单位四个环节组成，国家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位于系统顶端，统领一切，期刊社及其期刊位于管制系统的底层……在横向的传播系统中，期刊因为技术制约和审批准许制约而成为稀有资源，它自然成为从作者到读者、从学术研究机构到学术研究人员的中心。在纵向管理系统中，期刊处于底层，在横向传播系统中，期刊处于中心，政府就通过对作为横向传播系统中心的期刊的管理达到动员资源、组织学术生产、管控学术成果发布，进而维护社会安全运行的目的。”[3]显然，只向职业编辑人赋权，是出于稳定的目的和管理的需要，这样，作为管理系统中的“底层”与传播系统中的“中心”的学术期刊实际上就成了学术传播秩序的基点，在期刊以外基本不存在学术论文传播渠道的纸本时代，维护住基点的地位也就稳定了传播秩序。这就是职业编辑人主持的学术期刊处于学术共同体之外却能够控制学术信息源和垄断平台的“秘密”所在。

学术期刊完全依靠行政授权完成对学术信息源的控制和对平台的垄断必定是以不能适应学术研究发展的需要为代价的，这种不适应充分表现在学术期刊的结构和布局的极不合理，这在高校学报中表现得尤为充分。时至21世纪初，必须改革不合理的期刊体制终于成为学术界、期刊界和行政主管部门的共识。

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事实是，期刊体制改革是作为国家层面的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提出的，而文化体制改革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启动。当时，数字化和国际化的挑战虽已显露端倪，但并未构成必须应对的危机。具体到学术期刊体制改革，所针对的主要是学术期刊“数量过多、规模过小、资源分散、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力弱等突出问题”[4]。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12年发布的《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就是试图通过“转企”这样的“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5]显然，改革是要在不触动期刊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完成学术期刊的结构和布局调整及体系重构。

现在，《实施办法》已经发布4年了，施行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改革的重点既不在管理体制，特别是刊号资源分配办法，也不在调整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仅仅给予学术期刊市场主体地位并不能使学术期刊向学术共同体回归，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二是它发布的时候就已落后于时代，在《实施办法》发布的2012年，数字化、规模化已成为学术传播发展的主要潮流，“任何以纸本刊、单个刊为目标的发展规划都注定是落后于时代的，任何以纸本刊、单个刊为目标的改革措施也注定是没有前瞻性的。”[6]这样的改革，既不能走出纸本时代的困局，更不可能成功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

可见，尽管对于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学术界、期刊界和行政权力部门已具共识，但在改革的具体目标与手段方面，顶层设计并没有得到底层的认同和响应，以“转企”为目的和手段的体制改革事实上已陷入僵局。

学术期刊体制改革虽已陷入僵局，但传播技术的发展并不因体制改革的停滞而止步不前。今天，技术的进步已具备了“革命”的性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已经“革”了印刷技术的“命”，为告别纸张、印刷和实物传输的新平台提供了技术支持。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渐次展开。

所谓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首先意味着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工作平台的变化，以在线编辑替代传统纸上操作；其二是发表和传播平台的变化，以转换成数码的信息取代印刷在纸张上的图文，以无形的网络传输取代纸质期刊的有形实物传输。其次是与这两方面变化相伴随的从编辑理念到传播理念的深刻变化。

同样是数字化转型，但中国与国际学术期刊所走的路径却不尽相同。纵观发达国家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基本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国际学术期刊因其与学术共同体的紧密关系而保持了自身不断更新的活力，与学科的发展基本同步，早在纸本时代就已顺利完成了以专业、专题期刊为基本阵容的体系化建构，形成了规模化期刊集群，培育出了相对成熟的期刊集团和期刊市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对于它们来说，正好提供了介质与渠道向更高传播效率发展的新技术基础，规模化、体系化的期刊正好与信息聚合平台切合，因此，它们大多平顺地度过了纸本的危机时期，顺利地完成了数字化转型，期刊作为学术传播基本单元和中心的地位虽然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学术期刊走的却是一条与国际学术期刊迥异的路径。中国学术期刊极其分散的布局和体系化的缺失必然导致大型期刊集团的缺乏，一般刊社所拥有的期刊，少则一两种，多则五六种，依靠这样的刊社是无力构建大型信息聚合型平台的。因此，中国学术期刊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数字化转型是在当然主体——学者和期刊编辑人缺席的情况下开始的，商业化运营公司开了中国学术期刊数字传播的先河。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学术期刊光盘版”到21世纪初“中国知网”(CNKI)等学术期刊数据库平台的上线，短短几年间，运营商即包揽了几乎所有学术期刊的数字化传播。

不同的转型路径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国际学术期刊集团在数字化转型中尽管也存在学术利益与商业利益，学者、期刊编辑人与出版商之间也存在种种矛盾和博弈，但总的说来，学者、期刊编辑人和商业出版集团共同主导了期刊的数字化转型，转型后新技术带来的传播的空前高效率使国际学术期刊集团如虎添翼，开始了规模空前的世界范围的扩张，近年来更是大踏步地进入中国期刊市场。

反观中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转型，在商业集团独家主导下的数字化聚合平台对学术传播模式的改变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虚化期刊的建库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传播秩序。纸本时代，期刊是学术传播中不可拆解的基本单元，据此建立了学术传播秩序的基本构架，传播是有序的，这个秩序是否合理，取决于期刊结构和体系是否合理。当期刊结构不合理和不成体系时，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就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传播也就表现出了较大的盲目性，给读者的查阅带来很大的困难。这是中国学术传播传统秩序最大的弱点。针对这一弱点，数据库运营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毫不犹豫地将期刊拆解为独立的文章。无论是知网，还是万方或维普，虽然都名曰期刊数据库，但实际都是但见论文，不见期刊的。在建库模式设计之初，就已将单篇文献设定为售卖单元，在数据库这一平台上，原本作为传播秩序基本构架的期刊被虚化了，旧的秩序被彻底打破。

其次，以单篇文献为传播单元导致传播中心从期刊到单篇文献的转移。纸本时代，学术期刊是无可争议的学术传播中心，但随着期刊数据库这样的数字传播平台的出现，纸本期刊在传播领域的地盘急剧退缩，几近于销声匿迹；而在期刊数据库中，作为传播基本单元的期刊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以期刊为传播中心，也就难以继续，学术传播的中心就这样从期刊向单篇论文转移。

最后，以单篇文献为传播单元和中心的传播模式必然使传播陷入无序。在数据库问世的初期，其对传统秩序的颠覆和新的传播单元的建立均显示出了一定的合理性，论文摆脱了期刊的束缚而直接放置于数据库这一大平台上，依靠强大的检索系统，读者很容易找到自己的目标文献。但是，这种合理性是以牺牲期刊的某些特殊功能为代价的，比如，编辑人对期刊特别是专栏所做的策划和组织，都随着期刊的被拆解而付诸东流，期刊中文献之间的逻辑结构也不复存在。文献不再被组织，其影响力必定大打折扣。而随着数据库平台收录的文献量的急剧上升，其初期所显示出的一定的合理性也会因垃圾信息的干扰越来越大、文献价值鉴别难度越来越高而消解殆尽[7]，阅读效率将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以信息聚合为特征的数字平台，其内部是否具有合理有序的结构直接关系到平台的效率，一个不分专业、专题，不成体系的天量信息聚合只能是一盘散沙般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必然导致传播的无序而使效率低下，也就无法达到对数字化的预期，甚至会有违初衷。

如果从期刊主体地位出发，转型其实是煮了一锅夹生饭。作为转型主体的期刊人基本置身事外，而数据库的运营商一致选择以单篇文献为单元的传播模式，固然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有意淡化和弱化期刊在数据库中的形象，但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期刊无力主导聚合平台，数据库运营商又无力进入产品的上游。运营商面对的现状是：大多学术期刊，作为个体，没有清晰的学科或问题边界，作为群体，没有系统结构，当这些期刊脱离了纸张而被置于一个大平台时，其结构方面的弊病被成倍地放大。可见，没有完成专业、专题化转型的期刊在进入运营商主导的信息聚合平台时，被拆解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而只有拆解，没有重构，传播的无序也是无法避免的。

尽管以拆解期刊而构建的信息聚合平台已走向无序，但其传播效率也是纸本时代期刊实物传输所无法比拟的，2016年3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与中国知网续费问题谈判纠纷的消息所引发的轩然大波可谓最好的例证。[8]这就是技术力量的体现。传播技术的发展已充分显示了未来学术传播一定是在线平台的天下，学术传播领域的竞争一定是平台之争，谁拥有优秀的平台，谁就拥有了未来；而这样的竞争，必将全面跨越国界，平台的国际化也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优秀的学术文献将会越来越集中于国际化的优秀数字平台。

那么，优秀的平台都有哪些标准？开放交流、海量数据、专业规范、结构合理、有序传播、平等互动、标准智能、服务至上等都是其必须具备的特性。但这些标准都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些标准都是在比较中体现出来的，故而是相对的；另一方面，这些并不纯粹是技术标准，甚至主要不在技术，而是由人制定的规范，只有拥有平台的人，才是标准的制定者。比如，我国的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将SCI、SSCI、A&HCI作为衡量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同样来自学术界的对它们进行批判的声音却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矛盾的现象，正是因为我们既不拥有这些平台，又没有能与之竞争的平台，只能被动地利用这些平台。而这样的利用，意味着只能服从这些平台的规则而无法参与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在学术国际化的今天，不能拥有国际化学术平台，就不会具有国际学术话语权，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研大国。

要构建互联网时代国际一流的学术平台，除了构建的主体应是学术共同体以外，还必须具备两方面的基本条件。(1)必须完成学术期刊的专业、专题化转型和体系化建设，每个期刊都具有清晰的边界，整体上又自成体系；(2)必须具备能够统合这些期刊共同完成媒体融合所必须的体制、机制、规则、资金、技术和人才。不难看出，我们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要具备这两方面条件，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就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以“转企”为标志的学术期刊体制改革之陷入僵局，并不意味着体制改革已经终结。在总署《实施办法》被束之高阁两年后，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在《指导意见》中，遵循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的观念得到凸显。如果说，《实施办法》指向的仅仅是传统纸媒，那么，《指导意见》已把对新技术的重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媒体融合已不仅是简单的不同媒介之间的共存，而是内容、渠道、平台、经营和管理各方面的全面融合，说白了，也就是要尊重媒体发展的规律。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体融合的改革路径已经清晰”[9]，我们不妨说这是对报刊体制改革的重启。

重启后的改革不再追求急风骤雨般的毕其功于一役的“转企”，表现出了一种稳步推进的态势。就学术传播领域而言，近两年来，渐进式的改革正在推进。首先，一批专业、专题期刊获批创建，其中不乏从“学术集刊”变身而来，由一线学者担任主编、高起点和国际化是这些新刊的共同特点；其次，传统的综合性期刊更改刊名以启动专业、专题化转型得到鼓励；再次，以高水平的专业、专题期刊为成员的具有专业特色的刊群和聚合平台建设得到来自国家和地方财政的资助；最后，有关主管部门正着手推进网络学术出版主体的资格认定。从以上举措不难看到，顶层设计的意图正在于创造满足国际学术平台生成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改革正是数字化、国际化潮流倒逼的结果。

正是因为以融合发展为标志的新一轮改革放弃了“一刀切”的做法，改革手段将会灵活多样。原来几乎紧闭的新创期刊和更改刊名以改变期刊性质之门已经打开，从已有的进展情况来看，重点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前沿学者是新创办或改刊后的专业、专题期刊的主力，这些新创期刊正在向学术共同体回归，不再执著于“窗口”和“园地”的定位，而是秉承专业和开放的理念，来自国家的财政资助更使这些期刊如虎添翼。可以想见的是，凭借雄厚的科研实力，一流的科研团队，以及在学术界的广泛影响，这些期刊必将成为学术共同体未来的中心。当这样的刊物达到一定数量和学科分布度，由学者主导的聚合型平台的建设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这个平台与目前的期刊数据库将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再外在于学术共同体，而是共同体的一部分。同样可以想见的是，伴随着这些新的期刊群的崛起，必定是传统期刊特别是大量外在于学术共同体的学科拼盘式期刊的没落，直至被淘汰出局。

当然，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改革举措还都是小步迈进，获批的新刊数量还很有限；刊物更名只是迈出了转型的第一步，还有远比更名困难的关口需要突破；能获得财政支持而走向集群化的只是少数门类的高端专业期刊；而新的网络学术出版主体及其学术出版物的资格认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此，对于大多数传统期刊而言，传统体制的“红利”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如果能抓住眼下难得的改革机遇，并非没有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机会，但必须明确地意识到，再度打开的改革窗口不会很久，若错过这个难得的窗口期，也许真的就会失去在互联网时代重生的机会。

其实，处于“底层”的学术期刊并非没有危机感，从20世纪末学术期刊大扩容开始，寻求适合自己的改革路径的努力一直在持续着，高校学报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与当时学报扩容仍按计划经济年代“一校一刊”模式进行有直接关系。此番扩容后，学报数量达到创纪录的1300多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科拼盘式的综合性学报，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与学科发展更加脱节。教育部在2002年就意识到了学报的问题，在这年召开的全国学报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袁贵仁曾用“全、散、小、弱”来形容学报的现状，并提出“名刊工程”的构想，设定了“专、特、大、强”的目标。但是，作为全国学报最高业务主管部门的教育部却不具有调整学报结构的权力，名刊工程并没能引导学报的专业、专题化转型，体制的困境依然如故，名刊工程的首要目标“专”未能达成，高校学报也错失了在纸本时代实现专业、专题化转型的最后时机。

几乎与教育部“名刊工程”推出的同时，互联网对学术传播的冲击效应开始逐渐显现，面对大潮来袭，没能完成专业、专题化转型的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可谓束手无策，一方面，不得不将数字化网络传播权拱手让出；另一方面却陷入了专业化还是综合性的无休止争论中。其实，在纸本时代基本终结后[10]，专业化还是综合性的问题已是明日黄花，不再具有实际意义。互联网时代最大的变数就是新的传播主体和新的传播平台的不断涌现，昔日期刊对学术传播的垄断势必将被未来多主体竞争所取代，对于包括高校学报在内的传统期刊来说，专业还是综合的选择都已不足以成功应对互联网和国际化的挑战。单打独斗的期刊既不是聚合型平台的对手，也无法抵抗国际学术期刊集团的入侵。因此，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历史和现状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数字化转型、规模化发展必定会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西方学术期刊的体系化构建和数字化转型是在不同阶段完成的，而中国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必须同时完成这两大任务，唯有媒体融合之路，才有可能将高校学报带出困境。

至少在六年前，部分高校学报人就已意识到必须走融合发展之路，2011年，由部分高校学报发起创办的数字化“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以下简称“网刊”)实际上已揭开了高校学术期刊媒体融合发展之序幕。“网刊”的要义在于：利用互联网平台，集合多家期刊，进行专业、专题重组，以形成与学科体系配套的数字期刊体系，进行整体传播。该产品也拆解了纸本期刊，但拆解是为了按专业、专题进行重构，由此来整合分散于各纸本期刊上的多学科论文。“网刊”已不再纠结于单一纸本期刊的专业、专题化转型，而是通过合作，融专业、专题化与数字化的集合转型于一体，既发挥网络平台的聚合作用，形成规模效应，又重建网络平台的传播秩序，使其从无序走向有序。

“网刊”及其所寓含的理念一经推出，即引起期刊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网刊”的进展并不十分顺利，根本原因在于其过于“超前”。“网刊”的筹备比《实施办法》还早了两年，因而缺乏体制的支持，而得不到体制支持的任何出自底层的改革自然难免碰壁。除了体制的原因外，“思维的惯性让我们构建新秩序的尝试总是从复制旧秩序开始。客观困难和思维惯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某些局限。”[11]其主要局限在于，过于执著于纸本时代的“期刊”，没有建立起适合聚合型平台的基本传播单元。

“网刊”的探索无疑是有意义的，它让我们找到了突破的方向和途径。诚如桑海所言：“只有深入理解新媒介，接受(移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才能挣脱学术期刊惯性思维的羁绊。”[12]当2014年8月 “深改组”《指导意见》发布后，融合发展终于被确定为改革的方向，为高校学报在“网刊”基础上进一步的创新探索提供了新的契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提出了旨在融合发展的“专域出版”理念和“专域平台”的构想。

“专域平台”构想的核心是重构聚合型平台的基本单元。融合发展当然意味着扬长避短，那么，纸本期刊的长是什么？是专栏。专栏的意义在于，其所对应的恰恰是学术研究中的学科域或问题域，故对学术研究有着重大意义。当然，纸本时代的专栏无法脱离期刊而单独存在和传播，不可能建立起独立的形象和品牌，远不足以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尽管如此，专栏仍是纸本时代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期刊最有价值的“遗产”，如果能通过刊际合作，加大专栏容量、强化编辑实力、打破刊际界限、吸引学术共同体的参与甚至主导，并且赋予其独立的形象和品牌，那么，改造后的专栏就完全有可能回归学术共同体。当然，以纸本为中心，这一切都无法实现。但当我们观照互联网时代聚合平台的特点时就会发现，纸本的困境可迎刃而解。如前所述，互联网时代的竞争实际是平台之争，以专栏合作为中心构建新型平台，综合性学报的专业化、集约化和数字化转型就有了核心依托。显然，合作的专栏在形式、体量、稿源、编辑、制作等各方面已不同于个刊的专栏，故我们将之称为“专域平台”。可见，“专域平台”是一个共建、共有、共享的新型平台。当以专域为基本传播单元的平台完成构建之后，平台上所有的文献都会得到合理组合，新的传播秩序就此确立，聚合型平台将从无序走向有序。

显然，要打造这样的平台，就不同于“网刊”那样，仅是对被拆解的期刊论文进行重组，只是后期合作，而是要贯穿整个编辑出版流程的全面合作。更为重要的是，专域平台应成为沟通学报与学术共同体、纸本与互联网的桥梁，在完成媒体融合发展的同时，重建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让专域平台回归学术共同体，并成为互联网时代学术研究和学术传播的中心。[13]如此，高校学报可望在互联网时代获得新生。

注释

[1]朱剑：《学术新媒体：缘何难以脱颖而出——兼及学术传播领域媒体融合发展》，《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仲伟民：《缘于体制：社科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3]李频：《数字时代社科学术期刊改革路径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11]19号，2011年5月17日。

[5]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http://www.gapp.gov.cn/news/1303/87163.shtml。

[6]朱剑：《变革年代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生存》，《澳门理工学报》2013年第2期。

[7]以中国知网为例，其收录文献的总量已经过亿，参见中国知网官网首页，http://www.cnki.net/indexv1.htm。

[8]参见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知网”可能中断服务通知》(http://www.lib.pku.edu.cn/portal/news/0000001219?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及相关报道。

[9]付长超：《改革路线图敲定主流媒体迎来新纪元》，人民网， http://henan.people.com.cn/n/2014/0820/c351638-22042847.html。

[10]“期刊”这一信息交流平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或许仍会存在，但在实际传播中，纸质期刊的单线传输与天量信息汇聚的平台相比，早已变得微不足道。

[11]朱剑：《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的新秩序——以高校学术期刊发展战略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