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秩序的不平等

二、国际传播秩序的不平等

国际传播中的不平等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播媒介分配不平衡。大部分的传播媒介尤其是新兴媒介主要掌握在极少数西方国家中。当前世界上的20个发达国家拥有全世界90%的电子通讯设备,135个发展中国家只拥有10%。以下是1990年的一组数据:欧洲人口占9.1%,而其拥有的收音机数量占26.8%,电视机占34.6%；北美和加勒比地区人口占5.4%,而其拥有的收音机占28.6%,电视机为20%；东南亚和远东地区人口占55%,但是收音机拥有率为28.8%,电视机仅为3.1%。从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拥有的通讯传播媒介明显少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对媒体的拥有量处于支配地位。截至2000年1月,使用互联网的人数:北美为1.6712亿人,欧洲1.1314亿人,而非洲大陆仅311万人,拉丁美洲为1645万人。数字广播电视已经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得到普及,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被使用。再具体到美国,2000年世界性的大型数据库70%设在美国,美国传媒营业收入达5500亿美元。不论在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上,发展中国家的媒介拥有量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尤其在新兴媒介上差距更大。在基础传播手段装备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与发达国家的传播平等。

第二,信息流量与流向不平衡。少数发达国家采集与制作的大量新闻、综艺节目、电影、广告等信息单向地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即使有少量回流,也不充分。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近90%的新闻由美国和西方五大通讯社垄断,西方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信息量的100倍。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中,美国的节目高达60%～80%,而美国自己的电视节目中,外国节目仅占1%～2%。新闻信息中2/3的内容来源于占全球人口仅1/7的发达国家。正如施拉姆所说:“越来越多的信息正以更快的速度,更低廉的价格,从更远的地方,通过更多的渠道……不断涌来。”然而,其规模、流量、内容却继续为西方国家所控制,特别是越来越多地被美国所控制。^[6]这种世界信息单向流通、北强南弱的不平等结构,使得西方发达国家垄断和控制了国际报道,流通于世界的新闻绝大部分是根据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价值标准选择和加工出来的,它们服务于发达国家的利益和目标,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着严重的危害。世界媒体对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的所谓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曾经进行了疯狂报道,而对1991年和1999年美国在伊拉克和科索沃大量使用贫铀弹却很少述及,这就说明了美国等西方媒体是世界新闻的最初定义者,国际新闻在本质上是从中心国家流入边缘国家。

第三,传播内容不平衡。西方发达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兜售西方的物质文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同时,却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视而不见,常常热衷于报道发展中国家的灾祸、犯罪、恶劣的环境、社会动乱等。这种不合理现象,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形象被歪曲、丑化,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被损害,信息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美国对其敌对国家的报道完全是从黑白对立和妖魔化的立场出发。他想攻打南联盟,就大肆报道塞族对阿族的清洗,甚至编造骇人听闻的新闻。他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却报道说是误炸,而且将报道重点放在了美国驻中国使馆被围之上。与此同时,“中国间谍案”也被炒得沸沸扬扬。国际社会对美国、中国、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意见基本控制在CNN、NBC、BBC等传媒手中,并进而控制了国际社会舆论。

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广播电视机构纷纷对其发展战略和体制进行调整,大力发展互联网等现代传媒,以期在21世纪国际大传媒竞争中继续保持它们的优势地位,抢占舆论阵地制高点。并试图将新老媒体结合起来,通过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音乐、书刊、广告等手段对世界各国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文化渗透,进一步造成传播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1)传播媒介集团化。90年代媒体的大合并——从媒体本行业的合并扩展到跨行业的合并,从国内媒体的合并扩展到跨国媒体的合并,产生了一批超级媒介集团。合并后的媒体可集中资金,研制和采用高新技术,增加抗衡实力和提高竞争力,迎接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控制国内市场,进而向全球扩张,占领国际市场,充分表明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争取在21世纪继续并增强垄断国际舆论的战略意图。(2)传播手段多样化。美、英、德、日等西方国家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广播电视、互联网、数字技术等高科技的研究,积极掌握和运用现代化传播手段,以保持和提高其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垄断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形成以短波和中波广播,以对象国当地的中波和调频电台转播,以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直播电视和互联网上广播的立体化电子传播网络,大大增强了向全世界扩张的整体实力和传播效果。(3)推进节目本地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的特点、口味、需求和收视习惯不尽相同,节目本地化和经营本地化这一点已经被国际传媒公司所认同。于是他们推出了“球土化”策略,即全球化的经营目标、经营理念与本土化的形式风格结合在一起,使得西方文化产品生命力更强,更具吸引力。这种“混血状态”已被证明极具竞争力和渗透力。发达国家这些新的扩张策略,已经开始发挥功效,从而使本来已经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更加恶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传播鸿沟越来越大。今天,发达国家垄断着信息源、文化资源、发布时机和技术发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国际传播不平等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也被不少学者称为“媒介帝国主义”,它是在20世纪后半叶的国际环境下诞生的。

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传播和文化的巨大优势,无视文化弱小国家的主权,对外推行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政策,对弱小国家实行文化控制,维护全球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7]文化帝国主义的特点是:(1)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和技术为后盾,主要通过媒介市场进行扩张。(2)通过含有文化价值观念的产品的销售来实现全球性文化和传媒的支配。(3)这种文化扩张主要通过电影、广播电视节目、书籍、新闻报刊等信息产品的传播来实现。

席勒指出,美国的传播优势导致文化侵略,美国的大众传播是美帝国的延伸。美国“强大的传播通讯系统构成了一个帝国网络,这个网络反映出其强大的技术经济实力,它构成了一个权力金字塔,美国处于控制地位的塔尖”。^[8]埃利奥特和戈尔丁也指出:“国际媒体系统实际上就是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下的一种机制。”^[9]曾有美国学者指出:“如果世界向同一种语言发展,美国要确保这一语言为英语；如果世界通过电视、收音机与音乐相联系,这些都要由美国来操作；如果要形成共同价值观的话,当然应是美国的最为适宜。”^[10]其核心意思就是美国要主宰世界,但要想真正让世界各国归于一面大旗之下,还必须让自己的文化成为世界的文化,这样就必须实行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征主要表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提倡“新闻自由”。以美、英为首的西方驻联合国代表曾在1949年通过了联合国《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规定各缔约国人民有在本国境内依法以各种方式发表或收取各种新闻与意见的自由；有越过国界以合法工具收听或传递新闻和意见的自由；有互相采访新闻并传达于公众的自由。公约的这些内容使得西方发达国家能够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帜干涉他国内政,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可以明显看出,由于传播技术与实力的差距,这种“自由”本身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自由。而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仅仅有接受新闻的自由。这使得国际传播呈现出不平等的局面。

不仅如此,在“新闻自由”的旗帜下,西方国家还实行“双重标准”。首先,西方国家批评其他国家新闻媒体的报道“有偏见”,是在“做宣传”,似乎只有他们的报道才最“客观公正”,认为“多元论”是整个世界普遍适用的,“言论自由”是一种人权；而他们却不允许发展中国家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多元文化”,西方媒体对于发展中国家有关传播自己文化、价值观的新闻和言论几乎全部不采用,只是偏重于报道所谓的阴暗面和坏消息。相比之下,他们却总是报道自己国家大量“正面的”消息,似乎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他们是最好的。例如报道中国时,侧重于选择“不同政见”、“西藏独立”、“台湾分离主义”等内容。西方强加于人的“新闻自由”只能在发展中国家散布不同政见和冲突,而不是促进团结,“现在传播正在走单行道……我们赋予发展中国家的形象经常是错误的和歪曲的,更严重的是这个形象还在发展中国家中展现”。^[11]这是“文化帝国主义”最明显的侵略特征。“双重标准”还表现在西方媒体选择新闻事实时严重地违背新闻道德。他们自动地设定出谁是“有价值的受害者”,谁是“无价值的受害者”。有价值的受害者的价值在于让美国找到可以打击对手的理由,无价值的受害者的无价值在于其受害可能危及美国及其伙伴的利益。^[12]显然,对有价值的受害者的悲惨境遇要着力渲染,而对无价值的受害者的情况简单报道即可,甚至可以不报道。在对南联盟的轰炸中,美国对“有价值”的阿族人的流离失所反复宣扬,而对“无价值”的塞族人的同等遭遇却视而不见。传媒的新闻价值标准是以美国利益画线的,而不是以客观公正的新闻道德来画线,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表现。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文化帝国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在国际传播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侵略。他们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资源,基本上控制了跨国信息流动的内容和方式,试图建立传播霸权。大众传播全球化使他们在推行霸权政策时如虎添翼,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双重标准,大肆散布和传播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制造国家、民族、宗教矛盾,为侵略他国寻找借口,使本来已不平衡的国际传播秩序更加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的努力被这种不平衡所破坏,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对本国信息资源的使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信息流通。在这种形势下,发展中国家更加强烈地要求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