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指出，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神话，市场在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借用国家的法律权力和暴力机器拆解原有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并对社会肌体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打破了民族国家对社会传播权力的垄断。因此，传播政策的导向和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格局的建构是全球传播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1944）一书中指出，所谓“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神话，市场在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借用国家的法律权力和暴力机器拆解原有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并对社会肌体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社会被迫自我保护，创造出各种类型的政治组织与市场进行对抗。新社会运动和全球公民社会就是社会自我保护过程中的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的全球传播格局中，民族国家的政府仍旧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它们通过约束与影响传统的大众传媒来实现自己对社会的控制。但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崛起打破了民族国家对社会传播权力的垄断。跨国公司以资本的力量统合媒体的运营模式和内容生产，将商品逻辑注入传统和新兴的各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机构之中，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强行改造民族国家原有的传播结构。而全球公民社会成为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力量。在传播领域，它们坚持对主流媒体进行监督和批判，并积极利用多种资源和技术运营独立媒体，争取全球传播的多元化和全球公共领域的包容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族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成为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博弈对象，而传播政策是这种博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国家通过传播政策来确立国家传播目标和国家利益所在，也通过传播政策影响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力量平衡。因此，传播政策的导向和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格局的建构是全球传播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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